要定义政治哲学上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亨廷顿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是一个有益的澄清之尝试。在亨廷顿那里，存在着三种保守主义：贵族式保守主义、自主式保守主义和情境式保守主义。贵族式的保守主义，把保守主义作为贵族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捍卫“封建制、特权地位、旧制度、土地利益、中世纪精神”；自主式的保守主义认为，保守主义是“一套普遍有效的、自主的观念体系”，“以普适价值来定义自身，例如正义、秩序、平衡和协调”；而情境式保守主义，“是一种可以用来维护任何既定社会秩序的思想体系，无论何时何地，也不管出于何种角度，只要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本质或存续提出根本性挑战，它都坚决反对。”
不管是哪一种，在英美（和中国）谈保守主义，都绕不过英国思想家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亨廷顿所总结的“伯克信条”大概有：一、人根本上是一种宗教性动物；二、社会是一个自然的、在历史中逐渐生长的有机体，权利是时间的产物；三、人是一种具有本能、情感和理性的造物，审慎、偏见、经验和习惯比理性、逻辑、抽象和形而上学能更好地引导人们，真理存在于具体的经验之中而不是普遍的命题之中；四、共同体高于个人，邪恶根源于人的本性而不是任何特定的社会制度；五、除了在一种最终的道德意义之外，人们都是不平等的，社会组织是复杂的，总是包括各种阶级、等级和群体，差异、等级制和领导阶层是任何公民社会都不可避免的特征；六、试图消除现有邪恶的努力通常会导致更大的邪恶。
亨廷顿认为，贵族式的保守主义和自主式的保守主义都和这些信条难以匹配，最后只剩下情境式的保守主义。只是这一种保守主义，亨廷顿说，“适于用来为任何现存秩序辩护”，“没有什么可称之为实质性的理想”。
“保守主义”如何引入中国？
在晚清和民国，有许多被后世研究者称为“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家和学者，比如严复、（晚年的）梁启超、陈寅恪等，但他们并没有如此称呼自己。“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独立思潮在中国被正式讨论，还是和伯克的引介有关。
伯克所“保守”的传统，是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最早一批自称“保守主义者”的中国学者出现在改革开放后，当时也基本有自由主义的倾向。胡适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中说：“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在所谓的“短二十世纪”，由于两次“革命”在中国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平的渐进的改革”被视为一种右倾和反动。1978年以后，“改革”第一次具有了合法性。为配合这一进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里开始出现“告别革命”的论调，他们通过几个方面的努力，为中国指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首先，在哲学上，引入伯克的“法国大革命论”、以赛亚·伯林的“消极自由”学说、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和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这种引入不一定是有意为之，这些思想家也并不都是保守主义者，但是告别革命论者将他们的思想的某些部分组合在一起，却能很奇妙地拼出一套整全的“自由保守主义（liberal conservatism）”方案。
告别革命论者借助哈耶克和以赛亚·伯林的理论，在西方思想史上，重新把“启蒙运动”区分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以保留某种启蒙的空间）。在他们看来，“苏格兰启蒙运动”推崇“消极自由”和“演化理性”，而“法国启蒙主义”推崇“积极自由”和“建构理性”。英美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里，蕴含了对“消极自由”的尊重，以及对在经验、传统、惯例中所体现出来的“演化理性”的敬畏，因而英美社会不曾发生剧烈的社会革命，政治转型的社会成本远低于欧陆。而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主义，抛开自身的经验传统追求“理性建构”，设想一种只有在“公意”中才能实现的自由——“积极自由”。这种疯狂的理想主义，不仅导致了“血腥恐怖”的法国大革命，而且还是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根源。
与此同时（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全面反思，宣称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过错在于，从康有为之后就开始走向激进主义。清末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原本是稳定地走向宪政的大好机会，只是知识分子没有给清王朝以足够的时间。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民国政府，权威不足，根基甚浅，遂有后面的乱局。不惟如此，一九一五年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盘批判，从而摧毁了传统中国的道德根基，并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告别革命论者还研究了台湾、韩国和智利等国家地区的民主转型经验，得出结论说：一段时期的威权统治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再进行民主改革，社会发生动乱的可能性会更低，转型后所建立的民主也不容易演变成民粹（像在大部分拉美国家所发生的那样）。亨廷顿本人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有几个公式，说政治动乱程度与社会动员程度成正比，与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流动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成反比，也被作为佐证。
在纵向和横向的“经验教训”下，告别革命论者相信，当下的中国，应当是走渐进改良的道路。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往来会愈益频繁，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将不断壮大，与西方国家的各种往来，使得中国必须加快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步伐，中产阶级的权益，也必须靠法治、宪政、自由、民主来保障，来自国际社会和国内中产阶级的压力，自然会推动政权走向政治改革。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断言，历史将会终结于自由民主，所以新世纪的中国人切勿操之过急，任何鼓吹革命或激进改革的，都是在重蹈覆辙，自断后路。
渐进改良图景的破灭
这一套看似完美的图景在近几年遭受重大的现实挫折。
秦晖早在2012年就说过，不要老提什么西方和平演变中国，中国也有可能和平演变西方。党国的体制比想象中要更有“韧性”：中国并没有被世界改变太多，反而在GDP跃居世界第二之后，开始试图改变国际游戏的规则，之前有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现在号称要参与“建立多边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比想象中要更加珍稀和脆弱，橄榄形社会迟迟没有着落，今年六七月的一场股灾，据说消灭了八百万的中产阶级。
最为糟糕的是，这个体制既不再满足于“摸着石头过河”，也不愿按照“自由保守主义者”开出来的改革路线继续前进，而是逐渐亮出自己的“中国道路”，把“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可与西方自由民主一争高下的政治制度来打造和宣传（颇为讽刺的是，福山这两年的许多讲座和访谈，也间接在为这种宣传添砖加瓦），这种“制度自信”，让不少对渐进转型心存幻想的人瞠目结舌。
端传媒最近的一篇文章写道，仅三年时间，改革派几乎彻底退场。自由保守主义，这层体制改革派与体制内外知识分子一起糊的窗户纸，终于被彻底捅破了。
其实现存的自由保守主义者不必惊讶，因为这个政权走到现在这一步，即使不是自由保守主义方案的必然结果，也应该说后者“功不可没”。
我们以往仅仅注意到在个体的层面上，一些曾经的自由保守主义者最终蜕变成了“中国道路派”，另一些则完完全全变成文化保守主义者，却没有想到在制度的层面上也是如此。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国家主义的筹划。这并不是说，国家对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具体任务，从一开始就是十分明确的，而是说市场化改革最根本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以经济发展来推动政治民主，而是延续毛时代对民众潜能的开掘，来实现国家的富强。毛时代透支了民众的“意识形态狂热”，而改革时代，需要挖掘民众的“私人欲望”。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能量的再生产机制，归根到底是为国家服务的。
在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之后，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就不存在“社会”，市场化改革，也没有创造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而只有一个发育不良的市场社会。在一个后极权主义国家，“市场”不可能全部归入“社会”领域或“自发秩序”，市场空间的扩大，并不意味着社会空间的扩大。至少有一部分市场是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或者与国家保持着一种暧昧的关系。而那一部分没有受到国家“染指”的市场，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自由市场”，也十分值得怀疑。
由于市场与国家、社会处于这样一种微妙的关系，市场化改革的结果，不管成败与否，与政治改革和民主转型就没有任何必然关系。市场化改革失败，中国就沦为阿西莫格鲁所说的“失败国家”；市场化改革成功，中国国力大幅上涨，之后要做什么，也不是自由保守主义者说了算的。
一些自由保守主义者在认清这个真相后，也随着现实转向，成为真正的“政治保守主义者”。
自由保守主义领袖甘阳的转向
甘阳在八十年代是伯林的绍介者之一，也是最早提出“自由与秩序”优先于“科学与民主”的自由派领袖，在九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段作为“自由左派”的歧出，但在2000年后，终于褪掉“自由”的遮羞布，露出“保守”的底色。甘阳的“通三统”，非常确切地把握到了当代中国的三种传统：儒家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
严格来说，毛泽东的传统不一定是“社会主义传统”，但邓小平的传统肯定不算“自由主义传统”，充其量只能算“市场化传统”（柯小刚把“三统”定为“儒家、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相比甘阳对过去的毫不留情，但显出一点天真和宽容）。
尽管甘阳是“自由保守主义方案”的奠基者，但他也是最早抛弃这个方案的：它不仅在政治实践上是一厢情愿，在学理上也是漏洞百出。所以自由保守主义的西方思想史、中国近代史、比较政治学研究，他一概没有参加。
在九十年代末，他写过一篇《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对这种贬法国大革命和民主的自由主义进行了一番批判。在另一篇名为《自由主义何处去》的文章里，他说：“英国保守派的理论家葛雷（John Gray）近年来即一直大声疾呼，哈耶克式的经济自由主义已经把美、英、法等西方各国保守派政党都送上了政治自杀的道路，更把俄国东欧的市场改革变成罪犯型资本主义。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在葛雷看来可以称为‘右派毛主义（a Maoism of the Right）’，因为它相信可以用市场的不断革命’来实现一种纯粹的‘市场乌托邦’，完全失去西方传统保守主义的谨慎稳健。”
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接连失败，中国改革所创造的巨大经济奇迹，撩起了甘阳内心深处的民族自尊心；王绍光和崔之元的“国家能力”研究，也给了他重大的启发：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也许都不是国家富强的关键；美国的谢淑丽（Susan Shirk）、弗朗茨· 舒曼（Franz Schurmann）让他对毛泽东时期的经济贡献，以及毛邓之间的“连续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甘阳的国家意识终于完全觉醒。
以甘阳在学术界的地位，就算要转身，也不甘心做一个张维为这样的角色。“自由保守主义方案”的失败对于甘阳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启发：中国人对西方和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相当粗浅的层面；以西方（西学）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把西方的经验、理论、制度照搬到中国，是一条死路。
他的雄心是“文明”高度的：建立一套独立于西方标准的人文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把中国共产党纳入几千年的儒家道统、将“中国道路”树立为可与“自由民主”相抗衡现代化范例、打破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和世界体系。
甘阳的“通三统”，看似一种公羊学概念的当代滥用，实际上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能量开掘计划：民族自尊心、意识形态狂热和私人欲望，他想一网打尽。
不管你是想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文化民族主义者，还是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和农民，或者是只想满足一己私利的资产阶级和小市民，你都有理由为这个系统奋斗。
以往我们调侃说施密特派之所以吸引到那么多有“天赋”的年轻人，是因为它许诺了一种古典知识精英统治的“贵族制”图景，这大概不是全部事实。全部的事实是：多少人幻想过的“历史重来”，不就是现在吗？现在中国有一个比清王朝更有组织力的政治体制，有一个比1840年更友善的国际环境，现在中国重新遭遇西方会怎么样？说不准。但通过“去西方化”，模拟一次“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再以更“健全”更“有底气”的心态去应对，而非“挥刀自宫”以求生存，这不是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时刻吗？和这个相比，所谓的以市场经济走向自由民主，让中国变成某个西方国家的一个拷贝，又算得了什么？
如此“宏伟远大的目标”、“系统全面的构想”、“千载难逢的时机”，不投身其中，简直天理难容。甘阳在重印的《古今中西之争》里，用大字体突出“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就是这个意思。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