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3日,北京,演员在天坛模仿清 朝时期春节的 仪式。摄:Kevin Frayer](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9a18cd67d4454116bbb35323d9c128f9.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要定义政治哲学上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亨廷顿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是一个有益的澄清之尝试。在亨廷顿那里,存在着三种保守主义:贵族式保守主义、自主式保守主义和情境式保守主义。贵族式的保守主义,把保守主义作为贵族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捍卫“封建制、特权地位、旧制度、土地利益、中世纪精神”;自主式的保守主义认为,保守主义是“一套普遍有效的、自主的观念体系”,“以普适价值来定义自身,例如正义、秩序、平衡和协调”;而情境式保守主义,“是一种可以用来维护任何既定社会秩序的思想体系,无论何时何地,也不管出于何种角度,只要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本质或存续提出根本性挑战,它都坚决反对。”
不管是哪一种,在英美(和中国)谈保守主义,都绕不过英国思想家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亨廷顿所总结的“伯克信条”大概有:一、人根本上是一种宗教性动物;二、社会是一个自然的、在历史中逐渐生长的有机体,权利是时间的产物;三、人是一种具有本能、情感和理性的造物,审慎、偏见、经验和习惯比理性、逻辑、抽象和形而上学能更好地引导人们,真理存在于具体的经验之中而不是普遍的命题之中;四、共同体高于个人,邪恶根源于人的本性而不是任何特定的社会制度;五、除了在一种最终的道德意义之外,人们都是不平等的,社会组织是复杂的,总是包括各种阶级、等级和群体,差异、等级制和领导阶层是任何公民社会都不可避免的特征;六、试图消除现有邪恶的努力通常会导致更大的邪恶。
亨廷顿认为,贵族式的保守主义和自主式的保守主义都和这些信条难以匹配,最后只剩下情境式的保守主义。只是这一种保守主义,亨廷顿说,“适于用来为任何现存秩序辩护”,“没有什么可称之为实质性的理想”。
“保守主义”如何引入中国?
在晚清和民国,有许多被后世研究者称为“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家和学者,比如严复、(晚年的)梁启超、陈寅恪等,但他们并没有如此称呼自己。“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独立思潮在中国被正式讨论,还是和伯克的引介有关。
伯克所“保守”的传统,是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最早一批自称“保守主义者”的中国学者出现在改革开放后,当时也基本有自由主义的倾向。胡适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中说:“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在所谓的“短二十世纪”,由于两次“革命”在中国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平的渐进的改革”被视为一种右倾和反动。1978年以后,“改革”第一次具有了合法性。为配合这一进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里开始出现“告别革命”的论调,他们通过几个方面的努力,为中国指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首先,在哲学上,引入伯克的“法国大革命论”、以赛亚·伯林的“消极自由”学说、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和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这种引入不一定是有意为之,这些思想家也并不都是保守主义者,但是告别革命论者将他们的思想的某些部分组合在一起,却能很奇妙地拼出一套整全的“自由保守主义(liberal conservatism)”方案。
告别革命论者借助哈耶克和以赛亚·伯林的理论,在西方思想史上,重新把“启蒙运动”区分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以保留某种启蒙的空间)。在他们看来,“苏格兰启蒙运动”推崇“消极自由”和“演化理性”,而“法国启蒙主义”推崇“积极自由”和“建构理性”。英美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里,蕴含了对“消极自由”的尊重,以及对在经验、传统、惯例中所体现出来的“演化理性”的敬畏,因而英美社会不曾发生剧烈的社会革命,政治转型的社会成本远低于欧陆。而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主义,抛开自身的经验传统追求“理性建构”,设想一种只有在“公意”中才能实现的自由——“积极自由”。这种疯狂的理想主义,不仅导致了“血腥恐怖”的法国大革命,而且还是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根源。
与此同时(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全面反思,宣称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过错在于,从康有为之后就开始走向激进主义。清末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原本是稳定地走向宪政的大好机会,只是知识分子没有给清王朝以足够的时间。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民国政府,权威不足,根基甚浅,遂有后面的乱局。不惟如此,一九一五年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盘批判,从而摧毁了传统中国的道德根基,并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告别革命论者还研究了台湾、韩国和智利等国家地区的民主转型经验,得出结论说:一段时期的威权统治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再进行民主改革,社会发生动乱的可能性会更低,转型后所建立的民主也不容易演变成民粹(像在大部分拉美国家所发生的那样)。亨廷顿本人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有几个公式,说政治动乱程度与社会动员程度成正比,与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流动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成反比,也被作为佐证。
在纵向和横向的“经验教训”下,告别革命论者相信,当下的中国,应当是走渐进改良的道路。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往来会愈益频繁,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将不断壮大,与西方国家的各种往来,使得中国必须加快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步伐,中产阶级的权益,也必须靠法治、宪政、自由、民主来保障,来自国际社会和国内中产阶级的压力,自然会推动政权走向政治改革。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断言,历史将会终结于自由民主,所以新世纪的中国人切勿操之过急,任何鼓吹革命或激进改革的,都是在重蹈覆辙,自断后路。
![2015年12月9日,北京,工人下班后在地盘附近闲聊。摄:Kevin Frayer/GETTY](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698bf11a8ae9477e8ba21ce783bcb6bc.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渐进改良图景的破灭
这一套看似完美的图景在近几年遭受重大的现实挫折。
秦晖早在2012年就说过,不要老提什么西方和平演变中国,中国也有可能和平演变西方。党国的体制比想象中要更有“韧性”:中国并没有被世界改变太多,反而在GDP跃居世界第二之后,开始试图改变国际游戏的规则,之前有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现在号称要参与“建立多边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比想象中要更加珍稀和脆弱,橄榄形社会迟迟没有着落,今年六七月的一场股灾,据说消灭了八百万的中产阶级。
最为糟糕的是,这个体制既不再满足于“摸着石头过河”,也不愿按照“自由保守主义者”开出来的改革路线继续前进,而是逐渐亮出自己的“中国道路”,把“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可与西方自由民主一争高下的政治制度来打造和宣传(颇为讽刺的是,福山这两年的许多讲座和访谈,也间接在为这种宣传添砖加瓦),这种“制度自信”,让不少对渐进转型心存幻想的人瞠目结舌。
端传媒最近的一篇文章写道,仅三年时间,改革派几乎彻底退场。自由保守主义,这层体制改革派与体制内外知识分子一起糊的窗户纸,终于被彻底捅破了。
其实现存的自由保守主义者不必惊讶,因为这个政权走到现在这一步,即使不是自由保守主义方案的必然结果,也应该说后者“功不可没”。
我们以往仅仅注意到在个体的层面上,一些曾经的自由保守主义者最终蜕变成了“中国道路派”,另一些则完完全全变成文化保守主义者,却没有想到在制度的层面上也是如此。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国家主义的筹划。这并不是说,国家对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具体任务,从一开始就是十分明确的,而是说市场化改革最根本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以经济发展来推动政治民主,而是延续毛时代对民众潜能的开掘,来实现国家的富强。毛时代透支了民众的“意识形态狂热”,而改革时代,需要挖掘民众的“私人欲望”。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能量的再生产机制,归根到底是为国家服务的。
在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之后,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就不存在“社会”,市场化改革,也没有创造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而只有一个发育不良的市场社会。在一个后极权主义国家,“市场”不可能全部归入“社会”领域或“自发秩序”,市场空间的扩大,并不意味着社会空间的扩大。至少有一部分市场是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或者与国家保持着一种暧昧的关系。而那一部分没有受到国家“染指”的市场,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自由市场”,也十分值得怀疑。
由于市场与国家、社会处于这样一种微妙的关系,市场化改革的结果,不管成败与否,与政治改革和民主转型就没有任何必然关系。市场化改革失败,中国就沦为阿西莫格鲁所说的“失败国家”;市场化改革成功,中国国力大幅上涨,之后要做什么,也不是自由保守主义者说了算的。
一些自由保守主义者在认清这个真相后,也随着现实转向,成为真正的“政治保守主义者”。
自由保守主义领袖甘阳的转向
甘阳在八十年代是伯林的绍介者之一,也是最早提出“自由与秩序”优先于“科学与民主”的自由派领袖,在九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段作为“自由左派”的歧出,但在2000年后,终于褪掉“自由”的遮羞布,露出“保守”的底色。甘阳的“通三统”,非常确切地把握到了当代中国的三种传统:儒家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
严格来说,毛泽东的传统不一定是“社会主义传统”,但邓小平的传统肯定不算“自由主义传统”,充其量只能算“市场化传统”(柯小刚把“三统”定为“儒家、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相比甘阳对过去的毫不留情,但显出一点天真和宽容)。
尽管甘阳是“自由保守主义方案”的奠基者,但他也是最早抛弃这个方案的:它不仅在政治实践上是一厢情愿,在学理上也是漏洞百出。所以自由保守主义的西方思想史、中国近代史、比较政治学研究,他一概没有参加。
在九十年代末,他写过一篇《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对这种贬法国大革命和民主的自由主义进行了一番批判。在另一篇名为《自由主义何处去》的文章里,他说:“英国保守派的理论家葛雷(John Gray)近年来即一直大声疾呼,哈耶克式的经济自由主义已经把美、英、法等西方各国保守派政党都送上了政治自杀的道路,更把俄国东欧的市场改革变成罪犯型资本主义。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在葛雷看来可以称为‘右派毛主义(a Maoism of the Right)’,因为它相信可以用市场的不断革命’来实现一种纯粹的‘市场乌托邦’,完全失去西方传统保守主义的谨慎稳健。”
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接连失败,中国改革所创造的巨大经济奇迹,撩起了甘阳内心深处的民族自尊心;王绍光和崔之元的“国家能力”研究,也给了他重大的启发: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也许都不是国家富强的关键;美国的谢淑丽(Susan Shirk)、弗朗茨· 舒曼(Franz Schurmann)让他对毛泽东时期的经济贡献,以及毛邓之间的“连续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甘阳的国家意识终于完全觉醒。
以甘阳在学术界的地位,就算要转身,也不甘心做一个张维为这样的角色。“自由保守主义方案”的失败对于甘阳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启发:中国人对西方和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相当粗浅的层面;以西方(西学)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把西方的经验、理论、制度照搬到中国,是一条死路。
他的雄心是“文明”高度的:建立一套独立于西方标准的人文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把中国共产党纳入几千年的儒家道统、将“中国道路”树立为可与“自由民主”相抗衡现代化范例、打破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和世界体系。
甘阳的“通三统”,看似一种公羊学概念的当代滥用,实际上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能量开掘计划:民族自尊心、意识形态狂热和私人欲望,他想一网打尽。
不管你是想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文化民族主义者,还是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和农民,或者是只想满足一己私利的资产阶级和小市民,你都有理由为这个系统奋斗。
以往我们调侃说施密特派之所以吸引到那么多有“天赋”的年轻人,是因为它许诺了一种古典知识精英统治的“贵族制”图景,这大概不是全部事实。全部的事实是:多少人幻想过的“历史重来”,不就是现在吗?现在中国有一个比清王朝更有组织力的政治体制,有一个比1840年更友善的国际环境,现在中国重新遭遇西方会怎么样?说不准。但通过“去西方化”,模拟一次“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再以更“健全”更“有底气”的心态去应对,而非“挥刀自宫”以求生存,这不是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时刻吗?和这个相比,所谓的以市场经济走向自由民主,让中国变成某个西方国家的一个拷贝,又算得了什么?
如此“宏伟远大的目标”、“系统全面的构想”、“千载难逢的时机”,不投身其中,简直天理难容。甘阳在重印的《古今中西之争》里,用大字体突出“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就是这个意思。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