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中国面临两个危机——中美关系和香港事态。前者一度因大阪G20峰会上的交易而暂缓，但旋即又被上海磋商徒劳无功、特朗普再度发出关税威胁而走低。此种情形下，六月初因为“送中条例”引发的香港危机，反而因此获得了某种解读空间。
它所折射的，是习近平执政进入第七个年头，中国政治的一些新的长期性框架正在浮现，中国内地与香港在“两制”间的制度性差异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这似乎颇能代表北京和整个北半球在一个骄阳酷暑里同时经历的、表面混乱却内部稳定的共通基调。
李鹏与红三代的贵族化
过去一年多的中美贸易战跌宕起伏，已经根本改变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持续的舆论窗口削弱了此前成功的媒体和网络控制，限于贸易战的公共讨论从去年底以来激发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投降派”，敢于从体制内部批评现行政策的声音越来越高。与此同时，自去年三月的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已经连续17个月没有召开全会，这虽不是空前，却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少有的。上一次更长的休会发生在十届二中全会（1975年1月）和三中全会（1977年7月）之间，那属于众所周知的非常时期，足见当下中共高层政治生活处在某种极不正常的状态。
自去年三月的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已经连续17个月没有召开全会，这虽不是空前，却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少有的。
这种不正常状态，或许可以从长江中下游爆发洪水、却无政治局常委级别官员视察救灾可见一斑。而严重的民生问题不仅有洪灾，也有因为贸易战而急剧增加的可能多达五百万制造业工人的失业、以及普遍能够感受到的企业资金困难和地方财政困难等等，但都被如火如荼的强调“勿忘初心”和“自我革命”高调党建运动所掩盖。情形像极了1958年“三面红旗”失败之后，毛泽东发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巩固权威。然而，这也意味着中共高层对一些重大问题尚未取得共识，从中美关系到香港问题，甚至新疆问题，可能都存在着严重争论和分歧，召开全会的时机却并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