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调地在抗战胜利70周年大搞阅兵，香港的梁振英政府亦颁令9月3日特别放假一天，为的是与中国看齐，让市民一同感受国家苦难，增进香港人的中国认同。可是，事与愿违，不少着意于拉开香港本土认同和中国认同的本土派，反而趁机会重新探讨香港本身的“抗日”历史，甚至恢复“香港重光”的纪念活动，并由此而再度点燃人们的好奇心，探讨香港在英治殖民和日本占据的夹缝之间的独特经历，强化中国经验和香港经验的差距。这些活动的规模虽然仍然很小，但却引起了不少的流传与讨论。
事实上，一般而言，从塑造国族身份的角度，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比起诉诸民族苦难的回忆更为有效，因为共同的灾难、共同的抗敌经历，往往是营造国族作为一种“想像共同体”时最直接可用的文化资源。而事实上，在九七之前，香港人虽然是英国统治的殖民地，但1940年代“三年零八个月”沦陷于日军铁蹄下的记忆，早已牢记于市民心中。这点香港人的“抗日意识”一直支撑着有着香港独特色彩的中国认同，否则我们不会在70年代就有先于全中国的“保钓”运动。在“抗日”这个角度来看，一直以来，香港人意识和中国认同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很大。因为有了“日本”这个共同的敌对“他者”，也可以说香港华人普遍分享着同一种“大中华想像”。这种经验和台湾复杂的日本经验和日治殖民记忆非常不一样。
英国配合大中华认同宣传以抗日
当然，这种意义下香港人曾有的大中华认同，如无英国的配合是很难想像的。事实上，在英殖时期，港英统治当局对这种华人社群中间抗日的中国民族主义出现，开始时是有戒心的，甚至曾经一度禁止华人宣传抗日信息。但日本军国主义在30年代迅速冒起，开始威胁东亚和平的时候，英国人亦了解到，英国无力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制止日本侵略野心的壮大，因此才会渐次放宽华人（包括中共的力量）在香港开展抗日运动的宣传，甚至在香港发展地下的武装力量，准备抗日。在30年代至40年代初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大战略底下，这些合作都是非常合理的，也是香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
及至战后，中共为了维持与港英政府的友好，虽然他们在香港不遗余力地宣扬自己的一套抗战史观和爱国教育，但也绝少挑战或质疑英国在香港对日战争中的角色，也无力自我独占保卫香港的“功劳”，而是采取各自表述、低调而“非政治化”的姿态去看待这段历史。而港英政府也碍于各种原因（包括并无可以夸耀的战功），也没有太刻意的去加强香港人对抗日历史的回忆。于是，例如香港“重光纪念日”这些日子，大都只有例行公事的纪念仪式，大众只会当它就是一个假期而已，对香港保卫战的细节内容亦不甚了了。
可是，到了九七主权移交的时候，“重光纪念日”竟然被亲中派视为具有殖民色彩，在“临时立法会”通过取消“重光纪念日”为假日，新朝新政刻意埋藏或改写香港历史记忆的目的彰彰甚明。奈何当时九七过渡的主导社会气氛是歌舞升平、平稳过渡，经济挂帅。纵使有各种政治上的忧虑，也少有人察觉这些被掩没埋藏的文化历史记忆会有重返还阳的能力。
“反记忆”热潮 述说不同的香港身世
今次中共对抗战70周年纪念的铺张炫耀，难以辩说仅仅是为了促进和平。香港特区政府为了配合国家主旋律，也如影随形，闻鸡起舞。于是，香港独特的“三年零八个月”就被并入“以中共为中流柢柱的八年抗战”历史叙事之中。这种强势压顶的官方史学的史观就不得不与香港民间记忆，和位居潜流的非中共主导的抗日史观产生严重拮抗。
事实上，香港战后是一个难民社会，不同历史阶段从中国大陆带来的不单是前“国军”的记忆，也包括大量民间的记忆。在这个意义上，香港可说是一个非中共官方史学所能控制驾驭的记忆库。只是因为多年来殖民政府（与特区政府承继的）刻意低贬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政策，使这些记忆亦慢慢被淡化、遗忘。因此之故，新一代中间也普遍出现历史记忆的裂缝与空白。今日在梁振英政府底下，一反过去“普天同庆”以麻醉人心的政策，反而要求香港人“分担中国历史苦难”，其主旨当然和他们要在中小学排挤“中国历史”课，代之以“国民教育”课的目的殊无异处，都是保证历史要在巩固官方主导意识形态，没有批判性的爱国主义教育而服务。但其产生的副作用便是重新激活香港人的历史回忆，增加了新旧世代对历史的好奇心，一意要去辩论大是大非。在这股分享非官方史观的“反记忆”（counter-memory）热潮中，把过去早已忘掉了的本土社会历史细节，重新拿出来端详细味，本已尘封的抗日记忆又有机会重返，与现实的当下对话，述说一个不同的香港身世。
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文化政治战场上独特的抗争地景。与台湾早前出现的“反课纲”事件可以比较的是：台湾发生的是国民党主导的大中国史观，和以台湾为主体的史观的差异和竞逐，里面涉及对日本在台管治是否应全盘否定的评价。而在香港，发生的是由共产党把持的官方史观和香港独特抗日经验之间的争持，而“日本”作为一个共同敌人，反而是一个常数。在以香港为经验主体的“抗日史”、“重光史”叙述中，一方面是英军、英联邦援军（特别是加拿大援军）的事迹拒绝被遮抹、遗忘，也同时借助了不少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抗战史观，肯定当年中华民国政府领导的“国军”在抗战中扮演的角色。在这一点上，与台湾争论中的“中国／非中国”简单对比，香港所呈现的其实是另一种思想地景。
这些，既源自所谓“中国因素”，也难以化约为简单的“中国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