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澳大利亚汉学家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今年年初为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所作系列长文《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哪有先生不说话》《中国不是一个红色帝国》的评论文章。端传媒经作者授权，全文翻译（有微幅删节），以飨读者。
“要超越乌托邦主义，反乌托邦甚或后乌托邦都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恢复对未来的爱，不是将它作为‘应许之国’，而是一种承诺的状态，一种绝无命定成分的期待。”
一、毛泽东和中国的春天
文化大革命为中国革命（倘若尚不能说世界革命的话）带来了一个新的开始、甚至是一个千禧年时刻。它的前提源于一个含混不清的战略，那就是为了保持革命势头和热情，每隔七八年就要发动一场类似运动。
文化大革命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景观下展开，它的核心是对最近历史的的激烈否定。坚持对现在的关注，其出发点是为了守护未来。斗争始终存在，尚未定型的现状受到来自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持久威胁。当局宣称，这种敌对势力的邪恶意图是要“开历史的倒车”，阻止“革命的火车头”驶向理想未来。这种颠覆现状、扼杀未来的卑劣企图，只能被革命领袖毛泽东所挫败，他是革命群众的导师和带路人。他高瞻远瞩、具有历史洞察力，扮演重要角色，他的寿命也因此对革命事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当他开玩笑说自己有一天要“去见马克思”，他的拥趸则小心翼翼地称他的去世尚在“百年以后”。举国上下，人们以“万寿无疆”的传统祝福向他致敬。
在文化大革命早期，甚至有人寄希望于所谓的科学奇迹，其中之一是想用年轻人的生命来为领导人延年益寿，哪怕是用一年来换一分钟。革命事业就这样与其领导者的生命联系起来。1976年9月9日，随着毛泽东的逝世，文化大革命也被视为寿终正寝。
我在1974年来到中国时，至少从政治的标注方式来看，时代已经变得同我此前习惯的节奏不同。
我在1974年来到中国时，至少从政治的标注方式来看，时代已经变得同我此前习惯的节奏不同。此前两年，澳大利亚工党凭借口号“是时候了（It's time）”而上台。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总理的左翼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迅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那些认为澳大利亚在数十年间相对停滞的人来说，时代似乎突然加速；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和别处已经发生的事一样，世界天翻地覆。人们觉得，这一次，国家似乎正在与时俱进——如果不是说走到了时间前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