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系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9年5月31日出版的《最后的秘密—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六四”结论文档》的导言，作者为美国知名学者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黎安友是英文《天安门文件》编者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人权研究所指导委员会主席；前政治学系主任（2003-2006）和东亚研究所主任（1991-1995）；黎安友教授是英文《民主期刊》和《当代中国期刊》编委会成员；2013 年在柏林的美国学院曾获柏林奖学金。
本书的全部文件来自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举行的两次中共高层会议，即中共北京市委第六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以及6月23日及24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十三届四中全会。文件来源为中共党内姓名不详的某高级官员复制，并保存了多年后公开。
本文为黎安友教授导言全文，插题为编者所加。
《最后的秘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六四”结论文档》
新世纪出版社编集
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5/31
1989年6月3日至4日晚，中共血腥镇压了要求民主的示威者。20天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召开了高层精英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共历史上被称为“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简称十三届四中全会)。会议的目的是用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两项意志统一全党：第一，在北京周围和天安门广场部署数万武装部队对付和平抗议者；第二，撤销赵紫阳的中共党总书记职务。长达数周的时间，中共对学生运动束手无策，在学生运动波澜起伏，党内领导人争执不下的情况下，邓小平最后作出了这个使用武力镇压和平示威的决定，结果导致数百人，也许更多的人死亡，不过至今确切死亡人数不详，而且还因此引发整个中国社会对中共政权的普遍反感以及西方七国集团对华实施制裁。
6月23日至24日， 489位最高级别的中共党官聚集在北京西郊一个专门为中共高层会议设置的场所京西宾馆，学习党内资深望重的退休元老和一些经历六四危机而保住了职位的关键部门高级领导人在6月19日至21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书面发言。这些发言以文件形式分发给京西宾馆的与会者，以让他们轮流表态支持邓小平的决定。当这个称之为十三届四中全会的会议结束时，文件被收回，以确保会议对外保密。但是，那次会议上分发的一部分文件已经外泄，最终得以在本书中发表。
无论每位发言者在面临六四这场危机时是什么观点，无论他对镇压持何种样的看法，在6月19日至21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们都必须承认邓小平的镇压决定是正确的，并以正式表态赞同这两份文件的内容以作准。这两份文件，即邓小平6月9日慰问戒严部队的讲话，以及赵紫阳的强硬派对手总理李鹏《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也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分发给与会者，现列入本书的第一部份。
“我完全同意”或“我完全支持”这一类话在文件中反复出现，像是让每个发言人在全会众目睽睽之下隆重发誓自己将采取相同立场。几乎每个发言者还必须加上个人化的评论，以表白其发誓的诚意。这种仪式了结了已过的事件，消除了党内任何细微的不同意见，使执政党能够统一思想后重新统治中国社会。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安排被废黜的领导人赵紫阳发言，但他无论如何都坚持要求在会上讲话，为自己在解决危机期间的行动辩护。自辩结束以后，赵紫阳被软禁终生，直到2005年去世。然而所有发言者在谴责赵紫阳之时，都称他为“同志”，因为赵未被开除出共产党。事实上，他至死也没有被开除。
大会还向参加四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们提供了五份文件的副本，以便统一他们的思想。其中两份是邓小平近期与高级领导人的谈话记录，其中邓小平强调了镇压的正确性，中国继续走经济改革道路的必要性，以及要求新一届党领导避免赵紫阳任期内领导层分裂而瘫痪的局面。其他三份报告分别是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和公安部长王芳关于北京镇压的报告。这五个文件就是本书文件中的1-5号文档。
从高层文件，一窥89之后中共治理哲学
我们不知道四中全会向与会者总共下发了多少份文件。除了前述七个文件外，本书还有政治局扩大会议17人的发言，发言者包括几位密切参与解决危机的中共要员和一些最资深的退休元老。退休领导人王震一人占了两份文件，一份是他的口头发言，另一份是书面讲话，因此加起来共有18篇检讨天安门事件的讲话。本书还有江泽民在全会第二天的发言，表示他愿意取代赵紫阳，接受党总书记之位。
总的来说，本书所刊载的文件阐述了中共官方对邓小平10年改革，1989年危机以及之后党的方针的看法。这一立场在其后三十年基本上保持不变，并是现今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些党内学习材料对了解和研究中共党内高层政治规则、1980年代高层严重政策分歧导致几近崩溃的困境、以及今天中国仍然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会。这些文件也为了解习近平治下当今共产党领导心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在这个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者一个接一个地重复一个共同的叙述模式。学生示威开始仅仅称之为“动乱”。6月2日当示威者开始抵抗进入北京的军队后，事件必须被重新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因此必须武力镇压。
发言者首先分析为什么会出现动乱，以及为什么会演变为暴乱，显示这些发言者对所谓的国内外敌人有一种很深的偏执妄想。
发言者批判赵紫阳未纠正胡耀邦的错误
87岁的退休元帅徐向前表示：事实已经证明，近一个多月来的动乱，最后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是国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结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长期泛滥的结果。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其规模之大，来势之猛，都是罕见的。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完全附庸于西方大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87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认为，一个时期以来，极少数顽固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同国外敌对势力内外呼应，鼓噪修改宪法，妄图搞掉四项基本原则，毁掉我们立国的基石；妄图改变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行美国式的三权鼎立的制度，妄图把我们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变成一个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发言人都同意，在赵紫阳前任胡耀邦的领导下，中共意识形态衰败已经开始。 1982年至1987年，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引进对外贸易和投资，允许私营企业和由市场供求来确定物价这个时期，是胡耀邦担任党的总书记。随著这些改革的推行，出现了记者、作家、学者、学生、新生企业家，乃至普通大众中都受到西方影响的潮流，但胡耀邦未能阻止这种趋势，为此于1987年被免职。保守派领导人认为赵紫阳在接替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应该纠正胡耀邦的错误。但相反，他们指控说，因为赵没有注意意识形态的掌控，党已经断然失去了对舆论的控制。
王震：舆论阵地被自由化分子掌握
81岁的前军人国家副主席王震说：“但很大一部分舆论宣传阵地，被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分子掌握了或受到他们的严重影响。新闻界、理论界、文艺界邪气压倒正气。
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抱怨说：杜勒斯在四十年前讲过，把中国复辟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现在，一部分青年人的思想政治状况令人担忧，我们决不能让杜勒斯的话应验。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和政治局委员宋平认为，六四危机表明“我们党脱离群众的问题相当严重”。
发言人认为参加示威活动的大多数“青年学生和群众”是被误导，他们对政权并不敌视，是被“一小撮坏人”操纵了。计委主任宋平指出，1988年9月，在危机爆发前几个月，当政府采取措施控制通货膨胀时，新成立的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将这些说成是改革“走回头路了”。宋称这种鼓噪是政治阴谋的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赵紫阳涉嫌用此阴谋来消弱试图阻碍赵达到邪恶“政治目的”的人的权力。
李先念：事态恶化根源在赵紫阳
一些发言者以耸人听闻的词汇描述赵紫阳的政治目的。80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主席李先念认为：事情之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其根源也在赵紫阳同志，在于他明里暗里鼓动和支持动乱，在于他在党内制造分裂，把矛头引向邓小平和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多数人，企图造成只有他才能出来收拾局面的形势，通过动乱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
90岁的聂荣臻元帅声称：“赵紫阳同志不仅是投降，还杀了回马枪，暴露出他的政治阴谋和野心，这就更令人愤慨！”。
另一名元帅，87岁的徐向前表示，赵“我看他是想当中国‘民主运动’的领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万里问道：“他（赵）对小平同志是个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自己有领袖欲？是不是真心拥护小平同志？”。
宋平：美国之音天天煽动
除了赵紫阳和自由知识份子这些内部的敌人，发言者还指出，外国敌人也对六四这场危机推波助澜。
根据宋平的说法：这次中国学潮中，美国多方插手，“美国之音”每天造谣、煽动，唯恐中国不乱。
81岁的前军人和国家副主席王震表达了对美国战略妄想性的恐惧：十月革命后，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一九四一年希特勒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支援蒋介石打内战，继尔有侵朝战争、侵越战争。讨不到便宜，就著重采取“和平演变”的一手。今年一月，我看到一个材料，印象很深。最近查了查，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则消息，说美国外交专家要求政府采取“大胆的、富有远见的政策”，把“苏联集团国家”“并入西方”，使欧洲“恢复到一九一八年以前的状态”。那时布什正在竞选总统，他也宣布，东欧对他来说是“充满机会的地区。”对待中国，他们也照此办理。近几年来，国外、海外敌对势力，采用“和平演变”手法越搞越凶：金钱收买，思想文化渗透，派遣特务，盗窃情报，制造谣言，挑起动乱，扶植我国内部的敌对势力等等，除了直接出兵，什么都用上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瑞环惊呼：要明确，我们这样的国家如果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当其他国家的附庸。
在妖魔化国内的批评声音和夸大外国势力作用的同时，胜利的保守派之发言显示出他们对真正影响其政权的问题视而不见。这些问题包括通货膨胀和腐败，特别是学生、知识分子和崛起的中产阶级对中共陈旧政治控制方法的抵触。
大老批评追求经济改革忽视“党的建设”
然而，发言者们并不认为六四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在解释他们何以认为本来是可以避免之时，发言者也透露了他们对共产制度中领袖所起作用的看法。根据他们的共识 ( 或至少对那些不相信赵是有意加剧危机的人来说) ， 如果不是因为赵在抗议活动出现之前或期间犯下“严重错误”，局势本可以受到控制。在民主运动爆发前两年，由于赵紫阳专注于经济改革而忽视了“党的建设”，也就是忽视在党内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因此使得共产党变得脆弱，难以应对挑战。正如王震所指出的那样：要接受处理胡耀邦同志问题的教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缺乏一贯性，耀邦留在政治局，病故后还要国葬，搞自由化的人閙“平反”，成为动乱的导火线。爆发一场阶级斗争。赵的问题性质比胡严重得多。
在危机期间赵的两个具体错误被认为特别严重： 5月4日在北京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的讲话以及5月16日与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晤时的谈话。他们认为赵发表公开言论，向公众披露了党内中央领导层出现分裂，从而鼓励学生坚持强硬立场。但较为普遍的是，大多数与会者批评了所谓赵的不民主工作方式，也就是指责赵不接受那些不同意他的政策之人的意见。
87岁的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以传统的中国共产党模式这样提出要求：在党内，在人民内部，应该也必须实行充分的、真实的、高度的民主。讨论问题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谁对聼谁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只报喜不报忧，不聼不同意见。讨论的结果，如果意见还不完全一致，怎么办？少数服从多数。只有这样，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坚持，全党才能一致，人民才能一致。
天津市委书记兼政治局委员李瑞环在发言中阐述了这在实践中的意义：我记得，先念同志从天津路过，我到车站看他。我说…….参加政治局工作以后，紫阳同志根本不让人讲话。我实在地讲，两年来，政治局会议正经八北地让大家讲讲意见有几次？每次来京一般都是开半天的会，老江我们都有感觉，一开会，一大摞文件，一大篇讲话，讲完了十一点多，还讨论什么？5月10号政治局开会，有的同志认为应该讨论平息动乱问题，这是面临的最迫切的重大政治问题。但是，议题只安排了中苏关系问题。会前大家议论纷纷，我说会上也不会不提。我猜，会上可能先谈别的，谈得差不多，到十一点，紫阳同志该开讲学生问题，讲完到点，你说没讨论吗也讨论了，说讨论了，你也没有时间说话就走人。我猜的时间不太准，十一点十分紫阳同志开讲。他先讲，我向同志们通报一下8号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的情况，讲了所谓后来传的那几条意见，一二三四五六，六个问题。李鹏同志说，你这个话常委并没有讨论，我们还没发表意见，这是你的意见。我才想到，原来开常委会赵紫阳同志是这样。紫阳同志很难听取意见，哪怕是正确的意见。
赵被批评无视批评他的人，而更喜欢一群他信任的顾问的建议。宋平指责：紫阳同志做工作，不大依靠党的组织。这次学潮，主要发生在北京，北京市委处在第一线，工作非常艰苦。聼锡铭同志说，紫阳同志从朝鲜回来，根本不找不问他们。他只找自己熟悉的一些智囊人物……作为领导者，智囊是需要的，但要慎重选择，要选那些忠诚党的事业，有实践经验，有真才实学的人，也要能聼得进不同意见。……不能轻信那些马克思主义修养很差，专业知识不坚实，又不甚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套用西方理论提出的浅薄主张。
万里：赵紫阳以邓之名压制反对派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使用特别尖锐的攻击性语言，批评赵以邓小平的名义压制反对派：去年十二月，紫阳同志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开始我以为他可能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所以及时召开一次生活会。既然是生活会，当然主要应该对紫阳同志这一段工作提出建议，提出意见，提出批评。不料他讲了一篇开场白，根本不是要求大家如何对他进行批评。后来李鹏同志很委婉地把几个重大问题都提出来了。提出来以后，江泽民同志讲了一下，田纪云同志讲了一下。原来我也准备讲一讲，尚昆同志大概也要讲一讲，因为时间不够，就散会了。……但我没估计到，李鹏同志和其他同志提了意见之后，紫阳同志却一句话不吭，连一句欢迎的话都没有。他不光不吭，更坏的是，他接著就向小平同志汇报了李鹏同志和其他同志对他的意见。汇报之后，他一回来就接著又召开所有参加政治局生活会的人，大讲一通小平同志怎么支持他。……还不是用小平同志来压制民主吗？
中共一个特设机构’中央顾问委员会’(简称中顾委)的高级退休领导人对赵紫阳提出特别的指控。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称，中顾委的老人经常想引起赵的注意，但却遭到忽视。
自从紫阳同志任总书记以后，我们感到他有变化，或者说有很大变化。中顾委不少同志对他有意见，其中有些意见比较尖锐，如作为党的总书记很少过问党的建设，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工作，并涉及到他重用哪些人的问题等。我们通过正常渠道向他反映，但他不大聼得进去。有时显得不耐烦。
宋指控赵紫阳拒绝邀请中顾委委员按照党章第22条的规定审计政治局会议，赵还忽略顾问委员会在1988年中期至5月下旬提交的39份“送阅件”，其中三份是根据针对当前动乱形势的发言而整理的。
杨尚昆总结了赵的工作作风问题。他是邓小平最信任的下级和代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正式职务，有权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杨说：回想起来，赵紫阳同志担任总书记之后，常委从未形成核心。赵紫阳同志是知道常委有许多意见的，他只召开了一次生活会，对大家提的意见，他聼不进去，也不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反而对其他同志远而处之，自己独断专行，使中央常委工作，实际处于只有具体分工，而没有集体领导的状态，严重地违反了党的集体领导的最高组织原则。
杨的批评证明了为什么中国领导人为了统治必须将独裁权力集中在自己个人身上。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将无法拍板作出决策以解决问题，而亦难摆平反对他政策的元老和党内对手。唯一可行之法就是清除所有对手，将愿意追随的人聚集在自己身边，而这正是习近平近年来所走的道路。
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有几位与会者不仅需要批评赵紫阳，还必须自我批评。他们是支持赵反对戒严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以及两名在危机期间执行了赵紫阳指示的高级党员，即分管媒体的芮杏文和搞统战工作的阎明复。由于他们与赵的亲密关系，这三个人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忏悔声明。
胡启立、芮杏文和阎明复各自“忏悔”
胡启立承认，他曾担心过面对如此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调集军队进入城市会导致灾难；他希望政府承认学生示威是爱国的；并且在5月17日上午邓小平住所进行的会议上随著大多数人同意实施戒严，但并非真心。但是：现在，通过学习小平同志6月9日的重要讲话，对照自己当时的思想，深感自己的认识差距很大。我对这场动乱的性质、原因、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清，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这表明我的政治水平很低，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头脑不清楚，没有经受住考验。作为党的干部，我要继续学习小平同志讲话，继续提高觉悟，提高认识。
作为负责管理媒体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承认，他遵循赵的命令让媒体公开报导了学生运动，导致“舆论严重失控”。然而，他说自己只是遵守命令，甚至指出他和胡启立在危机初期就已经警告过赵形势会很危险，但是赵忽视了他们的建议。芮杏文表示，之前他未能很好地理解邓小平赋予艺术家和作家创作自由的政策以及赵利用这个政策全面放松舆论管制的错误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他现在认识到保守派领导人提出需要坚持长期不懈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必要性。
党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批评自己带著赵紫阳的口信给杨尚昆，试图请杨出面说服邓小平软化其立场；并且自己对学生运动抱有困惑的看法，因而与学生代表的四次对话中采取了过于温和的立场。
经过这场反革命暴乱，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小平同志，及时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平息反革命暴乱，没有杨主席、没有李鹏等常委多数同志坚持小平同志的正确判断和决策并坚决予以贯彻，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几千万先烈的牺牲换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将毁于一旦。小平同志又一次挽救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一定遵循小平同志关于冷静地考虑过去、考虑未来的教导，认真地总结经验，认真地检查和反思。
这些由衷的自我批评并没有挽回胡启立、芮杏文和阎明复的党内高位。但是三人没有一个被开除出党，两年后各自获安排了新的职位，但比他们1989年已经达到的职位要低得多。
正如编者注释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文件中没有任何内容涉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乔石曾在5月17日关键会议上就是否宣布戒严态度暧昧。但乔作为中国无所不在的安全机构的负责人，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被降级，直到1997年退休，他一直拥有政治局常委之职位。
批评经济政策矛头指向邓小平
在宣誓效忠邓小平并将全部责任归咎于赵紫阳的同时，许多春风得意的保守派人士对邓小平所授意的由赵紫阳在改革开放十年中所实施的政策表示深深的不满。例如，李先念长期以来对邓小平的政策不满，现在以批评赵的方式表达了他的疑虑：他不注意重大比例关系的协调，他不注意农业和基础工业的发展，赞赏和鼓励“赤字无害论”、“通货膨胀有益论”，使宏观失控，造成长期的经济过热，总供给与总需求严重失衡。他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生产事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生产上，而过分热心地提倡私营经济的盲部发展，又不作必要的管理，结果扶植了一大批“大倒”、“小倒”，让一批投机倒把、行贿受贿、坑蒙拐骗、偷税漏税的人大发横财。从北京的情况看，这些人中不少是这次动乱的积极参与者或支持者。
同样，宋任穷还提到，一些最高级别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在一份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文件中反对赵的“改造”这一用语，因为这个词意味著偏离了他们认为的社会主义核心原则。但他们肯定知道这个词实际上反映了邓小平的政策意图。
王震表示担心邓小平授权的经济改革正在引领中国与西方融合。王震说：我们应当认识到，小平同志所讲的改革开放，与赵紫阳同志所讲的改革开放，有本质不同。小平同志讲的改革开放，是要坚持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继续保护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投资方向是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赵紫阳同志的改革开放，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提倡消费，滋生浪费和腐败现象。赵紫阳同志绝对不是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执行者，而是歪曲和破坏者。
彭真表达了另一个针对邓小平政策的抱怨： 这些年来，阶级斗争的意识淡薄了。实际上，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敌对势力，一天也没有停止对我们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颠覆我们国家的活动。……多年以来，我们党没有系统地、深入地、全面地整顿思想、组织和作风了。
聂荣臻：枪杆子不能丢！
退役元帅聂荣臻重点关注恢复军队名誉，这显然是邓小平的责任，因为这事完全超出了赵紫阳作为总书记的职权范围：近年来，在国际形势缓和下，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下，专政意识淡薄了，思想政治工作放松了，许多同志误认为军队不重要了，所以打骂军人、军地关系紧张的事件屡有发生。同时，我们军队有些同志也不安心部队工作，想解甲归田，到地方去显身手。这是非常错误的。我想经过这次血的教训，这些同志的头脑大概清醒了，枪杆子不能丢！
四中全会上发表的这些讲话透露了中共高级领导人对如何解决中国经济和政治问题其应对之策是非常之贫乏。对于彭真来说，答案是：增强党性，消除派性。派性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危害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严重腐蚀党的肌体。拉帮结伙的人必然营私，必然任人唯亲，必然破坏党的原则和纪律。
对于聂荣臻来说，答案在于回归1950年代的精神：现在就是要总结五十年代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发挥党的优良传统，彻底整顿党风，团结群众，重振民族精神，宣扬爱国主义思想……虽然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四中全会的目的是为天安门镇压后的中共领导层今后的政策路向达成共识，但共识从一开始就是脆弱的。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爆发说明，希望更激进深入改革的人们已否定了邓小平的改革模式。而四中全会文件则说明认为改革已经走得太远的保守派也不满意邓小平的改革。因此加大深化改革已经不可能，而邓小平支持的旧改革模式则仍然面临障碍重重。
即将上任的党总书记江泽民试图通过含糊邓小平和保守派之间的分歧来取得平衡。他宣称邓小平从未想过放松党的思想纪律：从七九年到八九年，小平同志多次提到要展开坚持支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但是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意见事实上没有得到贯彻落实。
他承诺以赵紫阳未曾做到的方式统一全党：小平同志的几次讲话都表示了对新的中央领导的殷切期望。我深深感到要把今后的工作做好，一定要首先在党内充分发扬民主，依靠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依靠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和监督。
但是，他说：同时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就是邓小平同志等老一代革命家健在，一般日常的工作，我们绝不打扰他们，但是遇到重大问题，我们还是可以随时向小平同志请教，听取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意见。
薄一波忧心党内不再有“核心”
尽管有这些承诺，81岁的前政治局委员薄一波表示他担心新领导层将继续面临反对的力量：我想，这次全会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一定能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支持。但可能不会一下子就全部做到，还要继续做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中央常委一定要按民主集中制办事，中央常委也要树立起核心。……在胡耀邦同志的问题上检讨过一次，今天在赵紫阳同志的问题上又检讨了一次，难道还能再来一次吗？我觉得，历史不会在允许这么做了，一定要接受历史的教训，把工作做好，也请同志们深思。
事实上，江泽民从1989年至2002年担任总书记长达13年，一直无法加冕成为“核心”。其实赵紫阳之后的继任者无一人能够做到，直到习近平的崛起。六四之后反改革保守派的优势持续了三年，直到1992年，年迈的邓小平做了一次“南巡”，迫使共产党恢复改革开放的进程。这是他最后的政治行动，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快速经济增长，但也阻绝了政治自由的任何复苏。
十三届四中全会与会者面临的核心困境仍继续影响著当今的中国：越是通过科技现代化和参与全球经济来取得权力和繁荣，学生、知识分子和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就越不愿意接受1950年代的思想统治模式。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三十年后的今天，正如1989年的镇压是对1980年代改革所释放的自由化力量的反扑，习近平对党和社会的压制，同样也是对其自身现代化进程中释放的自由化力量的反扑，当年聂荣臻的担心不无道理：现在反革命暴乱平息了，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远未肃清，今后思想战线上的争夺战还很艰苦。我们要下决心打一场持久战，准备几代人打它几十年！
对于李瑞环来说，以及对于为四中全会提供发言或书面发言文件的所有领导人来说，解决所有中国问题的答案都靠强化党纪：有些同志给我讲过这样的话，过去说有些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总觉得没有那么容易，现在眼看党组织一天一天散下来，政治工作一天一天弱下来。真是用那个“淡化”，淡来淡去淡得快没有影了。……现在社会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各种各样的不良风气，一切向钱看，不讲理想、不讲道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能不承认，是这几年削弱党的领导、忽视思想政治工作所造成的恶果。
这就是中共领导人从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汲取的教训，是一个他们不敢或忘的教训。时至今日，习近平绝不允许对中共党纪的任何削弱。自称“核心”之后，他得到了领导层的支持。习近平和他的智囊们已经很好地继承了当年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