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获得作者Peter Hessler（何伟）授权转载，全文免费阅读。
原文The Refugee and the Thief：A gay Egyptian leaves his homeland 发表于The New Yorker ，发表日期2019年3月25日。
Manu是一步步慢慢逃离埃及的。第一步，他先飞往塞浦路斯，因为他认识那儿的一家旅行社，能帮他取得签证。他在塞浦路斯的城巿Larnaca停留了几天，又到另一城巿Nicosia，在身上纹了一个图案，然后回到开罗。第二站是沙乌地阿拉伯（Saudi Arabia）。埃及人如果要去麦加朝觐，很容易拿到签证，况且Manu在当地还有个亲戚。这大概是史上首见：一名同性恋男子在逃离穆斯林国家的计划里，加入了前往麦加朝觐的环节。但Manu只想让他的护照盖上到过沙乌地阿拉伯的戳印。
在麦加大清真寺，他独自坐在庭院里，从午夜直到黎明，因为他喜欢大清真寺晚上的样子。他的教名是穆罕默德，自幼被养育成穆斯林，但他早己放弃了伊斯兰教信仰。不过，他盘算著还是该有一次绕天房朝觐（注1）的经历比较好，所以他按照惯例绕著天房逆时针走了七圈，然后为了保险起见又走了七圈。这是典型的Manu作风：做事从不虎头蛇尾。
2011年秋天，我和家人搬到开罗，Manu是我们首先认识的当地人之一。那年稍早，埃及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垮台，我报导解放广场（注2）上的抗议活动时，Manu为我做翻译。后来，他在《卫报》开罗分社谋得一份研究员的工作。我们很少一起工作，但仍然成了要好的朋友。那时他30岁，相貌英俊，剃了光头，眼皮内双。我起初不知道他是同志，直到我们相识不久后，他自己向我坦露同志身分。他说，他从小就知道要注意自己的外表和举止。
他的逃离计划也十分周密。他仔细研究了哪些国家会为同性恋者提供庇护，而德国似乎是获得庇护机会最大的国家。但由于难民危机持续多时，当时已经很难取得德国的观光签证了。因此，Manu打算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经常四处旅行的游客，希望借此说服德国当局他没有逾期滞留德国的企图。2016年，也就是我在埃及的最后一年，他想将自己的存款兑换成美元，所以那一年每当我需要当地货币的时候，都会找他换钱。经历了5年的政治动荡，埃及黑市里的美元兑换价格是政府订定汇率的两倍。我知道的埃及人当中，Manu不是唯一想离开的。
那年6月，我和家人搬回美国科罗拉多州，Manu在前一晚的午夜时分前来道别。看到我们行李时，他笑了：十四个包，两个儿童汽车座椅，一辆双人婴儿车，有些行李才打包到一半，而我和妻子Leslie（注3）过去一周几乎没怎么睡。那年的穆斯林斋月在6月，商家的营业时间和平常不同，就连一些简单的事情都要拖到地老天荒才能完成。我突然意识到，任谁看到这间公寓里的一团乱，都会认为我们才是要逃离这个国家的人。
当时的Manu几个月前才去过伊斯坦布尔，下一站是开普敦。告别的时候我祝他好运，他主动提出第二天来帮我们，但我回绝了他的好意。无需多说，对于我们而言，离开开罗是易如反掌的。
黎明的时候，一辆厢型车在外面等我们。我们透过常用的租车服务安排了这辆车，但来的司机没见过，看来不太友好。他抱怨我们的行李太多，而我在安装儿童汽车座椅时，才发现后座的安全带坏了。
几个朋友来为我们送行，其中包括司机Hany，那一年他每天下午接我们6岁的双胞胎女儿Ariel和Natasha放学。他的丰田车安全带是正常的，于是他提议载我和双胞胎去机场，让我的妻子Leslie坐厢型车看著行李。途中，Hany和女孩们用阿拉伯语唱著儿歌。
“Mama zamanha gaya . . .”（妈妈快来了…）
他对我们的双胞胎很和蔼。几天前他们从学校回来时，三人都流著泪，因为离别在即。我意识到去机场的行程将会成为我们对埃及的最后回忆，于是用手机拍摄了他们唱歌的画面。
“妈妈快来了…”
航站大楼里旅客不多。在登机报到柜台，我检查一遍我们堆积如山的行李：一辆双人婴儿车，两个儿童汽车座椅，和十二个包。
我又数了一遍。
然后是一阵慌乱──给Hany打电话，给厢型车司机打电话。两件丢失的行李都是手提登机行李，但两名司机都说它们没有遗落在车上。我给Manu发短信，让他与两个司机和租车公司的负责人再核实一下，以防我在说阿拉伯语的过程中漏掉一些细节。我也打电话给我们街区的垃圾工Sayyid（注4），因为他去过我们的公寓。Sayyid记得我们把两个手提行李都带到了路边。
一件行李里装著我的电脑，两台相机，和大约八百美元的外币。我的工作文件都备份在Dropbox上（注5），但是我的照片和影片一直没能同步到Dropbox，因为网络有一些问题。所以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复制了两份到行动硬碟上。Leslie最近做了两趟长途研究旅行，在几个笔记本上写满了各种素材，打算写一本关于埃及的书。通常她会立刻转录整理自己的笔记，但由于最近过于忙碌就耽搁了。我将备份的行动硬碟和Leslie的笔记本装在第二件手提行李中，好让它们与电脑分开。
无论是第一件手提行李或是第二件手提行李，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差别了。Manu告诉我，租车公司的老板似乎对那位司机感到很紧张。他复述了老板的话：“这是我第一次雇这个家伙，在此之前我并不认识他。”
在机场，一个昏昏欲睡的警察躺在行李安检机旁边的椅子上。他对Leslie和我说：“你们需要联系美国大使馆。”他解释道，美国大使馆出具失窃报告后，警方才可以调看监视器录影画面。
“但是大使馆现在还没有开！”我说。
“那就等到大使馆开门。”
我们恳求说航班即将起飞，但是这位警察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在整个对话中，他都没有从椅子上站起来过。这或许是遗失行李最糟糕的时间──大多数因为斋月而必须在日出后禁食的穆斯林，都刚吃完饱足的封斋饭，正在等著消化（注6）。
飞机起飞后，Leslie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写下两次研究旅行期间她能记得的一切。我们的女儿Ariel 和Natasha安静地坐在座位上看书，浑然不知刚才发生的事。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刚刚失去了过去一年拍摄的几乎所有的家庭照片和影片，我翻了一下手机上仅存的几张照片。唯一的影片拍摄于当天早上。
“她带著一只鹅和一只鸭子说，‘呱呱呱！’”
在科罗拉多，一位朋友建议我们用iCloud上的“查找我的电脑”功能，这项功能可以追踪到任何连网的注册设备。我登入iCloud的网站后，它领著我看到了一张Google Map影像，那是在吉萨的一处贫民窟，位于尼罗河西岸。从猎户座卫星（美军的侦察卫星）的角度看，这个社区看起来就像一块锈迹斑斑的电路板：小巷环绕著无止尽的方形屋顶，有灰色，有棕色，还有视觉上分辨不出的颜色。但是，其中一个屋顶在萤幕上被标记著蓝点。
当我们的飞机还在空中飞行的时候，那个蓝点下方的某处，有人把被盗行李中的一台旧iPod Touch开了机。
我们尝试联系认识的每一个在开罗有门路的人：美国大使馆的朋友、欧洲大使馆的朋友、与政府有合作关系的朋友。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解释，大使馆并不出具失窃报告。他们认为那个警察因为不想处理这个麻烦而误导了我们。一位美国外交官写道：
“如果没有向警方报案，埃及当局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即便向警方报了案，我也不指望能让你们追回丢失的财物。这听起来令人不愉快，但是警方不可能在寻找你的物品上投入太多精力。”
我们在回到科罗拉多的第一天看到了卫星图像上那个蓝点，之后它便消失了。我相信小偷已经扔掉了那个过时的iPod。多年来，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晚上在两个女儿的卧室里播放海浪的声音，以盖过祷告的声音和开罗其他的噪音。我问Manu，我们是否应该派人去蓝点所在地附近，散布消息说我们愿意付费赎回移动硬盘和Leslie的笔记。Manu说道：“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陷阱，然后扔掉你们所有的东西。”
Manu认为，除了让警察搜查那幢建筑外，我们别无选择，他表示愿意协助帮忙。在所有我联系过的人中，包括外交官和在当地关系较多的人，唯一一个相信自己能督促埃及警察帮我们破案的，居然是一个正在准备逃离埃及的同性恋。
我第一次见到Manu时，他和一些外国人在开罗的使馆区合租了一套破旧的公寓。在埃及，一个未婚的人与家人分开居住是很不寻常的，Manu的五个哥哥姐姐会时不时地安排他去和女孩儿相亲，但他发现找借口不去很容易。周末时，他会在散落于开罗市中心的隐秘酒吧里痛饮。他经常去同志据点，比如跨越尼罗河直达解放广场的Qasr al-Nil大桥。他的许多朋友都来自于一些意料之中的团体：自由派、社运人士、外国人、和其他的男同性恋者。
但他也和我意料之外的人有交集。有几次我到他的公寓，他正和一群在附近认识的警察学校学生聚在一起。他们是典型的阳刚、保守的警察，但是他们喜欢和Manu一块儿。还有一个年轻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注7）Tariq，他常来参加Manu和他的室友们举办的派对。这些聚会的一切元素，包括喝酒、同性恋者的存在、未婚男女同处一室，应该都会让一个伊斯兰主义者深恶痛绝。但是Tariq总是出现在聚会上，自在享受。
Manu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特质似乎很吸引他的同龄人。埃及社会对青年人很苛刻，一部分原因是年轻人太多了，超过60%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工作机会向来供不应求，一般家庭也会强烈施压，要年轻人尽早结婚。主流社会推崇性别隔离，性压抑像一座大山压在年轻人的心上。尤其是年轻男性，他们往往不安分并略显暴躁。
然而Manu比一般人更早承受其中的某些压力。他在苏伊士运河北端的省城塞得港长大，父亲经营一家成功的咖啡店，但是对员工很严厉，晚上会藉著抽印度大麻来放松，常常殴打Manu。Manu很有语言天赋，他恳求父亲送他去一所私立的英文学校就读，但遭到父亲拒绝。最后Manu靠自己学会英语，也学了义大利语。
在埃及，大多数公立初高中实行男女分校。当Manu和他的男同学们长到十几岁时，彼此间的来往和打闹开始掺入性的元素。有时候，男生会开玩笑假装成女生，然后其他男孩会摸他，抓他。男孩们私下里进行更亲密的行为也不是什么稀奇事。Manu对一个好看的男同学产生了兴趣，很快他们就开始发生性行为。几年后，两人的关系结束，Manu又和另一个男生在一起。
他不想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解。在90年代的塞得港，除了一个具有诋毁性的阿拉伯语词汇khawwal（相当于玻璃、兔子）之外，并没有合适的词汇来称呼一名同性恋者。Shez ginseyan是指涉同性恋者较为正式的用语，但它的字面意思是“性变态”。就Manu个人而言，“变态”这个字眼根本无法用来描述他认为大多数同学很享受的行为。
Manu和他的第二个男友有著激烈但沉默的性爱体验，而且两人从不直接讨论。他们用“足球”当暗语，有一方想做爱，就会说“我们去踢足球吧”。这个男友似乎被自己的欲望折磨，时不时会中断与Manu的恋爱关系。但是有四年的时光，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回来说那句暗语：“我们去踢足球吧。”
多年后，Manu搬到了开罗，希望过著不那么遮遮掩掩的生活。他和大部分生活在首都的同性恋者一样，将英语单字“gay”和“straight”（“弯”与“直”）融入了阿拉伯语。但是他并不信任这些标签。在塞得港的经历让他相信，性倾向是流动的，这种想法在埃及有著悠久的历史。即便那个污蔑性的当代词汇khawwal，也源于一个形容变装男舞者的古老词汇。一个多世纪前，这些变装者是婚礼上和其他活动中广受欢迎的艺人，通常被认为能和男人发生性行为。这一传统早已消失，但Manu认为它余响不绝。他觉得如果男人身处一群男性之中，并对同性接触心照不宣，那么这些男人就很可能跟同性发生性关系。之后，由于社会需要传统的婚姻，这些男人大多就会过著异性恋的生活。
回到塞得港时，Manu有时会遇到他高中时期的男友们。他们都对曾经共享的秘密只字不提，不过Manu发现，和他的第一个男友交谈很自在。他现在已结婚生子，Manu认为他把过去的那段关系当成无害的年少狂欢。
不过，他的第二个男友至今未婚，也没交过女朋友。据Manu所知，他不再与男性发生性关系，并且移居到观念比埃及更保守的海湾国家工作。有几次，Manu在塞得港和他巧遇，两人的互动很尴尬，让Manu之后觉得沮丧。他意识到，第二个男友体内曾经燃烧的那股沉默而强大的爱欲，如今已渐渐熄灭，他甚至变得麻木：无语也无感。
Manu发来电子邮件，告诉我们他寻找失窃行李的进展：
“昨天我去了机场两次，吉萨的派出所一次，但还是没能报案……”
我将侦查卫星的截图发送给他，连同行李中的物品清单：一些衣服，一双凉鞋，两双童鞋，和一本《亚历山大四重奏》（注8）。机场的警察指示Manu去找吉萨的警察；而吉萨的警局则要Manu回去机场的警局。对于怎样才能报失窃案，两个警局也没有达成共识。一个多星期后，某个机场的工作人员终于告知Manu，所有的安全录像只会被保留7天，然后就被抹去。Manu警察学院的朋友们也提供了零星帮助：
“我打电话给Bahgat，他给我了一些前后的建议；我打给Magdy，他没帮上一点忙，尽管他试著让自己看起来像那么回事……
几个星期里，我不断登入iCloud，但什么也没出现。似乎是该放弃了的时候了。但有一天早上，我登入去看最后一眼时，又看到了那个蓝点。iPod还在吉萨的那幢楼里。
有律师告诉Manu，如果Leslie和我能拿到政府驻外代表的文件，多少会对案件有些帮助。我们开始给埃及驻休士顿领事馆打电话。与此同时，Manu不断敦促警察办案。他过去曾是警方的目标，所以我告诉他，一旦觉得情况对他不利就停止帮我们找行李。但是他坚称这次是不一样的：他现在是报案人。
2012年初的一天深夜，Manu正在回公寓的路上，街上的一名年轻男子走近了他。那名男子自称名为Kareem，是一名应征部队的士兵，由于与指挥官发生争执当晚无法返回基地。他从一包崭新的万宝路香烟里抽出一支给Manu。
这个牌子的香烟并不是一个新兵能负担得起的，Manu理应对此警觉。但是因为离家很近，他没有察觉到可能的麻烦。Kareem抱怨天气寒冷，Manu就邀请他来自己的公寓喝茶。
一进公寓的门，Kareem就变了脸。他说，他知道Manu是个玻璃，并威胁要揭发他。Manu向他的室友，一个大块头的奥地利人求助，奥地利人把Kareem赶出公寓。Manu怀疑这是个圈套，他跑到了外面希望能逃走，但警察已经等候在外面了，Kareem也站在中间──他是一个便衣警察。
警察们把Manu押回他的公寓。他们没收了他与外国记者一起工作时用的笔记本，然后将他送到最近的一间警局。在那里，两名警察准备写一份犯罪报告，并大声向Manu朗读Kareem的陈述：“他要我和他上床。我告诉他：‘不，我不能这么做。’ 但他的两个朋友抓住了我。”
这份报告声称，Manu的外国室友们参与了一起强奸未遂事件，但一名警察担心外国大使馆可能介入这个事件，于是他把外国人的参与从中删除了。报告中的其他细节也是现场编造的。报告完成后，指挥的警官说：“带他去医院，做个肛门检查。”
2010年，埃及第二大城亚历山大的警方将28岁的Khaled Saeed殴打致死，此前他正坐在一家网吧里。Saeed受过教育，也没有前科，尚不清楚他为何被警察盯上。尸体照片后来被传上网络，公众爆发了强烈的抗议。这次事件诱发了埃及“阿拉伯之春”的第一场抗议──在2011年1月25日，埃及的全国警察日。
穆巴拉克下台后，涉及Saeed案的两名警察被判了很短的刑期。而警察改革这一更大的议题依旧悬而未决，部分是因为埃及的专制统治并不真的是一套政治体制，而更像是一种笼罩全国的高压，压抑的气氛让政治气候变得难以预测：警察大都看似懒散，但也随时可能发生暴力执法，没有任何章法可言。这使得改革举步维艰──仅仅推翻一个或一群领导者是远远不够的。
例如，在埃及并没有明确的法律将同性恋定罪，但男同性恋者常因“道德败坏”受到起诉。每当警察突袭同性恋据点，都会例行强迫他们接受肛门检查。Manu被捕后，警察将他铐了起来，带到一家医院。医院工作人员表示并没有设备做这项检查，他们又带著Manu去了第二家医院，同样遭到拒绝。在去第三家医院的路上，他们被传唤至检察官的办公室。
检察官质问Manu为什么不试图在街上跟女孩搭讪，“偏偏勾搭男人？” 他说，“你这个khawwal（玻璃）！”他不停地嘟哝著这一蔑称（khawwal, khawwal, khawwal），并告知Manu将被起诉强奸未遂罪名。但完整的诉讼程序不能没有目击者的证词，Kareem却不见了踪影。
Manu被羁押在看守所时，一名初级警官走了进来，手里拿著Manu的手机。“你爸来电话了，”他坏笑著说道，“我跟他讲你跟个男人在一起，是睡一起！”
但警察将手机递给他的时候说：“找个人帮你吧。”Manu拨给那个隶属穆斯林兄弟会的朋友Tariq。Tariq立刻赶到了警局，还带来了一个律师。终于，在被扣留了近24个小时后，Manu获得了保释。警方没能让Manu接受肛门检查，而Kareem直到最后也仍未现身。
警察局外，Tariq和一些朋友在等著，还有一个住在开罗的远房亲戚，被Manu的父亲叫来。看到亲戚的那一刻，Manu意识到那位初级警官一定是在电话里告诉了父亲实情，他也知道自己再也没法在塞得港露面了。
之后几周，律师向Manu要了相当于三千美元的费用来贿赂官员。此后，该律师表示检察官不会继续调查此案，但也并未结案。为了安全起见，Manu搬离了使馆区一带。
他一直没弄明白是什么导致了这次突击检查，或许是邻居起了疑心怀疑Manu是个男同性恋，又或许是警察想胁迫Manu揭发与他共事的记者。但为何警察不再跟进？Kareem费尽周折构陷他，却为何没有在检察官办公室里现身？以及，为什么那位初级官员把Manu的事情抖露给他父亲后，却还允许他给朋友打电话？在一个没有明确政治体制、警察既无能又残暴的国家，这些疑虑是无法被消除的。
2012年春天，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哈默德．穆尔西竞选革命后首位埃及总统。Tariq为竞选奔走之际，仍然不时关心Manu的近况。他从未透露自己对Manu同性恋身份的看法。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而言，对待同性恋的立场本该是毫不含糊的：穆兄会的领导者们早就宣称同性恋违反伊斯兰教教义。
那段时间我与Tariq频繁会面，他相信Manu是因为从事新闻业才被盯上的，“他太容易轻信别人，但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我无法判断Tariq是否接纳了Manu的性倾向，或者他只是假装毫不知情。埃及人经常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避而不谈，他们的行为在外人看来是自相矛盾的。我想或许是因为多重的社会压力：严苛的信仰传统、排外的家族结构、数十年来政治与经济的失调。人们自相矛盾的行为看上去虚伪，却是在这不完美的大环境下，生存下去最简单不过的方式。又或许，在一些特定情况下，还是一种保持人性正直与宽容的方式。
在科罗拉多，我每天都会盯著侦察卫星的图片看，那个蓝点通常会落在吉萨那栋楼的楼顶。这栋楼坐落于一片规划无章的棚户区中心，里面住了很多开罗及附近地区的居民。附近似乎有一个大型的水处理厂，那一排排整齐的圆桶型水塔，从天空俯瞰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上的圆点。苹果的“查找我的电脑”功能甚至可以追踪到iPod剩余的电量，因此我给Manu发信息说：
“我发现iPod又开机了，看样子他们给它充了电，谢天谢地！前几天电量还很低。”
一位埃及驻休斯顿领事馆的外交官同意为我们的失窃证明做官方认证，前提是它必须是阿拉伯语写的并带有公证。于是Leslie和我去了科罗拉多Montrose的一家公证处。公证员虽说，“我不该给我看不懂的文字做公证”，但她还是签了字。埃及外交官盖章后，我把证明传给了Manu。
Manu去了机场警局好多趟，终于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警察，这位警察帮他联系了蓝点附近警局的一名指挥警官。这位指挥警官跟很多Manu见过的警察一样，也以为iPod Touch是某种高科技追踪设备，他问道，苹果公司是否能透过iPod直接拍下小偷的脸。他似乎对Manu的回答颇失望，但最终还是叫了十名便衣警察，他们和Manu一起钻进了一辆老旧的迷你巴士。
在那之前一小时，我才查看过，iPod是开机状态。这时距离我们的行李被偷已经一个多月了。
巴士在狭窄、肮脏的街道上迂回前进，直到停在一家昏暗的洗衣店门口。指挥警官要Manu留在车上。他跟洗衣店老板争论了一会，回来的时候手上挥著一把没收的手枪。洗衣店老板怎么会有武器？警察又怎么会知道？之前怎么没有逮捕他？Manu只能在心里默默思索这些问题。他用GPS卫星座标来导航，车经过水处理厂，接著到达蓝点标识的那栋楼前。
楼有六层高，警官叫Manu和两个警察下车，一起进了楼房。警官是个大块头，他身子前倾，等著有人开门后随时挤进楼房入口。Manu站在他身后，他第一次从警察的视角来看开罗这个城市。“我们这栋楼里都是守规矩的科普特基督徒（注9）!”有个女人惊恐地说道。另一间公寓里有位老人提到，有个司机住在顶楼。
Manu轻轻推了一下警官，并小声说道：“就是那个司机！”
警察们噔噔噔地上了顶楼。房门上挂著一张基督像。开门的男人跟他的邻居一样恐慌。是的，就是那位司机，就是他去了机场。他拿出一张证明文件──他的名字是Girgis。警察站在门口，告诉司机他们要搜查他的公寓。他们没有出示搜查令，甚至连表明身份的证件也没有，但司机也并没有抵抗。
公寓宽敞，装修也得体。司机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十分惊恐，Manu不忍，只好移开视线。这时，警官示意Manu过来帮忙。尽管Manu不懂要如何执行警察的搜查任务，他还是打开了一扇柜门，发现了一双似乎符合我的描述的凉鞋。
接著警察又在桌上发现了一部iPod Touch，他让Manu来检查。萤幕点亮后，主萤幕上是一对睡著的双胞胎女婴。
警察让司机的妻子和孩子先离开房间，叫司机坐下，又关上了门。“告诉我们你偷的东西都在哪儿，”他镇定地对司机讲，“说出来我们就放了你。否则我们会继续搜，等我们搜出来了，你就去坐牢吧。”
抵赖了几次后，司机招认了，告诉警察去卧室把床垫搬开，下面有两件手提行李。Manu从里头翻出一些衣服，两双童鞋，一本《亚历山大四重奏》，四个移动硬盘，两台照相机，一台笔记电脑，还有Leslie所有的笔记。
2012年，Manu被捕后的第二天，父亲来了电话，要他回一趟塞得港。Manu拒绝了，他知道警察一定用最粗俗的言语把他的性倾向告诉了父亲。Manu小时候，母亲努力保护他远离父亲的暴怒，但她已经去世多年，Manu和父亲的关系一直没有改善。
然而，如今的父亲不断打来电话，并说：“我什么也没跟别人讲。”最终Manu答应了。Manu回到家乡，父亲热切迎接他，虽然从头到尾都不提他被捕的事。
Manu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又因一桩他认为涉及舞弊的法律判决丢了生意。他本可以拿Manu来泄愤，可现在他对待儿子有一种未曾有过的温柔。跟其他家族成员不一样，他不再提为Manu安排婚事。
几个月后，父亲去世。他在修改过的遗嘱里，留给Manu最后的意外礼物──让Manu成为他名下公寓的唯一继承人。在埃及，父亲会留房子给未来要结婚的儿子，但这肯定不是Manu父亲的想法。
Manu早就明白，他根本无法预料别人知道他的性倾向后会如何回应。随著时间过去，他决定在开罗过著不再遮遮掩掩地生活，尽管有各种风险。有一次，警察突击检查了一处很有人气的同志聚点，Manu好不容易说服警察让自己脱身；他也又一次被迫搬离住处，因为附近一个恶棍威胁要用刀子捅他这个“死玻璃”。搬家时，Manu请一个警察学校的朋友帮忙保护他，并说明了原因。这位年轻警官似乎并不在意他的性倾向，事后两人依然是朋友。
在埃及，认为自己不是异性恋的人，通常都很难界定社会看待同性恋的态度。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同志曾告诉我，他十几岁的时候因为一位堂兄的引导，开始与男性发生性关系，这位堂兄给了他一份内容描绘男同性恋爱侣的阿拉伯古典文学书单。他告诉我，“我心里开始不断质问：同性恋究竟是不是不对的？”他最终和堂兄一样结了婚，有了一个孩子，但他还是时常被男性吸引。他不说自己是同性恋者或者双性恋者，而是偏好用英文中的Queer（注10）一词来形容自己。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应该被认为是正常的，“在埃及，男性之间的连结比男女之间更紧密。”他如是说道。
在Qasr al-Nil大桥这样的聚集点，Manu经常遇见直男。埃及的文化中，男性与女性私下共处的机会很少，他们便将这座桥视为完美的替代。这些所谓的“直男”对于“玻璃”的定义也很特异，比如有人会坚持在性事上做主导的一方，因为在他心目中，这样不算是同性恋。
他们唯一相似的地方就是习惯于保持沉默，不管做了什么都尽量避免提起。有时，Manu遇到的伴侣似乎因为罪恶感太深，会化为言语和行为暴力发泄在Manu身上，甚至会抢劫Manu，多年来他已被偷走了三台电脑和四部手机。Manu认为，在这种既恐同又充满男男接触的文化里，这是不可避免的风险。他解释道，“他们爱我也关心我，但内心深处的某种观念，又让他们恨我。”
2014年某个深夜，Manu在Qasr al-Nil大桥遇见了一个名叫Ahmed的年轻小伙。Ahmed举止很有教养，与Manu聊了好几个小时，抱怨一些年轻男子常会抱怨的事，比如没有工作前景，没有钱，没有结婚的希望。Ahmed看起来像个直男，“起码以埃及的标准而言”，Manu经常会加上这样的修饰。那一晚他们发生了性关系。
事后，两人在Manu的起居室里喝酒聊天。Manu凝望著窗外时，Ahmed突然从后面走近，接连用两个啤酒瓶砸他的头。
两人事前没发生任何不快，Manu甚至不记得他们都聊了什么。他只记得Ahmed手里拿著第三个更重的酒瓶靠近他，他奋力反抗，将Ahmed推出了房间。锁上门后，Manu鲜血直流地倒下了。
他给两个外国朋友打了电话，他们带他去了医院。缝了几针后，扫描显示他颅内也有出血。三天后，Ahmed带著另一个年轻小伙出现在Manu的公寓门口，他恳求Manu跟他谈一谈。Manu站在紧锁的家门后浑身发抖，直到那两人离开。他不知道Ahmed为什么又来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带著另一个朋友──这些举动跟他当初攻击Manu一样难以解释。
那个时候我出了趟远门，回来后Manu看起来已经不一样了。他的头上留了疤痕，已发誓再也不去那座桥。当时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已经彻底终结，穆斯林兄弟会统治了一年后，政权因一场政变而结束。Manu的朋友Tariq像很多年轻的伊斯兰主义者一样离开了埃及。埃及逐渐回到政府强力控制人民的状态，到了2015年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当选总统后，警察在开罗同性恋据点的抓捕行动进一步增加。
此时，Manu已经决定离开。他还留著被警察逮捕的记录，又在开罗向一名联合国难民署代表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以取得更多证明文件。Manu卖掉父亲在塞得港的公寓，用那笔钱支付多次为了签证而出国旅行的费用。他最终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是一条逃离埃及的出路。
警察在Girgis的公寓里发现了我们的东西后，给Manu两个选择：他可以立刻带著行李离开，只要先签署一份声明，证明Girgis只是替我们保管这些物品；另一个选择是起诉Girgis，如此一来，在警察准备文件、访谈目击者、安排与检察官会谈等等期间，所有物品都要当作物证扣下。
“我要现在就带著行李离开。”Manu说。警官看起来很满意，因为可以避免繁琐的书面作业。自始至终，警察都没有将这起窃盗事件正式立案，现在更是整件案子都消失了──在法律层面上，这桩事件从未发生过。
我们大多数的外币都不见了，一同遗失的还有几件衣服，但其他东西都在行李袋里。Manu说Girgis有一辆白色厢型车，于是我准备联系租车公司的老板。我们那个不友好的司机是科普特基督徒，虽然他不叫Girgis这个名字，不过很多埃及人并不怎么使用身份证件上的名字。
但后来，我们旧居处街区的清洁工Sayyid告诉我们，Hany正在四处宣扬是他帮我们找到失窃的行李。我有些困惑──我并没有将找到行李的事告诉任何人。不过我知道，人们总是利用Sayyid在这个街区散播消息，因为他的工作让他能够接近每户人家。我这才意识到，行李被窃后，Manu第一时间就跟Hany通了电话，但他们并没有见过面。
我写了封邮件给Manu。他回信说他先前说错了，小偷开的是一辆白色丰田轿车，并不是厢型车。
Hany的丰田是白色的，他也是科普特基督徒。我用电邮发了一张Hany的照片给Manu，照片里Hany帮我从学校接孩子们回家，笑得很开心。Manu回信道：
“（我和警察见到的Girgis）就是他，我很抱歉。”
我无法理解Hany的偷窃行为。Hany并不穷，而且我知道他事先并没有计划要偷这些行李，因为我们全家人和所有行李原本都是要搭那辆厢型车去机场。Hany在这个街区有不少常客，我曾问过他是怎么开始有这么多客人的，他说我们那栋楼里有位女士曾把贵重物品忘在他车上，而他物归原主。有一趟回开罗，我怀著对这个故事的疑心拜访了这位女士，但她证实了Hany的话──事实上，有好几次她把东西落在Hany的车上，他都归还了。
Manu提出直率的建议。“你应该彻底毁掉他的生活”，他说。“因为他是个操蛋的贼。”但我想听Hany自己怎么说，于是某天晚上我和Manu一起去了吉萨。我们经过那个藏有枪支的洗衣店，路过水处理厂的水塔，到了蓝点标记的那栋楼。我没有告诉Hany我们会来，他开门的时候看来很难为情。
他请我们在客厅里坐下，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一个放在五斗柜上的相框，装的是Hany和我两个女儿的合照。警察来搜捕的时候，这张照片并没有放在那儿。此时Hany开始讲述他的故事：我们离开后两周，一个男人带著我们的两个行李袋出现在这个街区。Hany拿走了行李袋，一直帮我们保管著，而他并不认识那个男人。
我一口咬定这是无稽之谈。我们有证据表明，窃案发生后，那台iPod立刻就出现在Hany的楼里，而且那天他一定还把玩了其中一台被偷的相机，因为里面有一小段在他公寓里拍的影片。Manu拿卫星定位图片给他看。“我们是在跟机器打交道，不是人，”Manu说道，“这其中不可能存在什么误会。”
我告诉Hany，人有时的确会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而我只是想知道事实而已。“你为我们工作，帮我们接送孩子，”我说，“到底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在等你发信息给我。”Hany说。他再度提起那个带著我们行李的神秘男人，然后又紧扣住那台iPod，说他耐心等待著我们把它当作联系工具。“Sada’ni，sada’ni，sada’ni。”他说。“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他和警察看待这台iPod的方式很像：在他们眼里，这个外来的物品好像蕴藏著巨大的力量。Hany不断说著等待我们给他发信息和神秘男人的事，但他一直没有承认自己的罪过。终于，我和Manu离开了。
Manu说他对Hany拿走我们的行李并不惊讶，因为他被那些在同志聚点认识的人抢劫过太多次。“我的情况是，他们认为我是khawwal（玻璃），所以无论对我做什么事都不算坏事，”他说。“你的情况或许也一样，因为你是外国人。”他看清了这些互相矛盾的行为──一个人真心爱护著两个孩子，然后又抢劫她们的父母，这样的事是可能存在的。他们对内心罪恶感的反应扭曲了，让人无法承认、甚至无法谈论自己的行为。Hany一定是当下才决定要偷我们的包，但某些感受让他没把赃物处理掉，并且在犯罪证物上睡了几周的时间。Sada’ni，sada’ni，sada’ni.我检查iPod Touch的时候，发现它基本上只被用来做两件事：在Youtube上听科普特基督圣歌、看《猫和老鼠》（Tom and Jerry，又译《汤姆猫与杰利鼠》）动画。
我对于Hany试图在街区散布虚假故事很恼怒，所以去见了Sayyid，把真相告诉他。不久之后，Hany在街上被车撞了，从此消失在我们的街区。“他的腿瘸了，感谢真主！”Sayyid兴高采烈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回埃及做研究的Leslie。Sayyid说他和其他人一样都认为这是来自神的制裁。
去年春天，我又一次回到开罗，很惊讶地发现Hany把车停在老地方，等待著他的常客。我想离开以避免尴尬场面，但Hany挥手向我打招呼，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他笑了笑，问起孩子们。
“听说你受伤了。”我说。他拉起裤管──皮肤上留下一道丑陋伤疤，腿上还穿著支架。“Salamtak。”这句话自动从我嘴里蹦了出来，埃及人对生病或受伤的人总说这句话。我也同样情不自禁地问起Hany的孩子们，两人礼貌地结束了这番寒暄。我们在公共场合表现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种行为感觉很仪式化。
2016年12月，Manu最后一次去开罗机场。一名护照检查处的工作人员检查了Manu的文件，问道，“嘿，穆罕默德！你为什么要去德国？”
Manu答称自己要去演讲，随即把邀请函递给工作人员。Manu透过一些关系，设法让自己参加柏林一个平权组织举办的圆桌讨论活动。他申请签证时，德国大使馆没有任何质疑就批准了。
这封德语邀请函上写著Manu要发表的演讲主题为“埃及革命后的LGBT群体现状”。从这名护照检查官盯著邀请函的眼神，Manu可以确定他看不懂。终于，这名工作人员问道：“你要去德国讲什么？”
“人权。”Manu答道。
工作人员挥手示意放行。
在柏林，Manu参加了圆桌讨论会，也拜访了一位律师。他还去了服务当地LGBT群体的非政府组织Schwulenberatung。阿拉伯之春发生后，Schwulenberatung展开一项帮助同性恋难民的项目。该组织的一名个案调查员提供Manu一封文书，认定他是难民人口中更弱势的子群体。接著，Manu去了一处难民处理中心。他的柏林律师指导他只说两件事：
“我要申请难民庇护，”Manu告诉难民营的工作人员，“我是男同志。”这是Manu头一遭以这种方式向政府工作人员描述自己。
那一年，有超过50万的难民抵达德国。难民系统严重超荷，Manu陆续被转移到好几个营区：明斯特、勒沃库森、科隆，但他竭尽所能地让自己掌握控制权。在申请庇护的面谈中，政府提供的阿拉伯语翻译员是突尼西亚裔，但Manu拒绝了这样的安排。他知道他有权选择翻译员的语种和性别，而他拒绝用母语讲述他的故事──他认为恐同意识已深植于阿拉伯语之中。Manu坚持用英语、并且透过一位女翻译员来讲述他的故事。
在某些营区，工作人员试图把Manu安置在大型的开放式寝室。之前曾有多名男同志在这种情况下遭到攻击，而Manu一定会拿著从非政府组织那儿得到的证明，坚持要工作人员为他安排比较能保护隐私的住宿。他最后被安排到科隆城外的一处住宿区，这是一个由96个货柜改造而成的男性难民收容所，其中3个连在一起的货柜，专门收容男同性恋难民。
我帮Manu写过一封信，证明我所知道他在开罗的经历，我们也经常通电话。Manu到德国后的第一个冬天，Manu时常感到抑郁。他讨厌那个他称作“同性恋货柜”的地方。他与五个伊拉克人共处一室，他们从被战火蹂躏的乡村逃出来。他们偷走Manu放在冰箱里的食物，于是Manu后来只买猪肉制品，因为那些伊拉克人不会碰这些伊斯兰教的禁忌之物。他们虽然都以同性恋的身份寻求庇护，却也坚信同性恋是伊斯兰教禁止的罪行。有一次，Manu准备入睡时，不小心听到了这样一段对话：
“总有一天我们得停止这样做，”其中一个伊拉克人说，“我们现在是可以享受这种行为，但总有一天我们得停止。”
另一个男人表示同意。他们谈及有朝一日以同性恋身份获得庇护后，就要找老婆。
“至少我们是穆斯林，感恩真主。”其中一人说道，“我们懂得分辨对错，我们可以修正自己，但德国人却过著不懂得分辨对错的生活。”
后来，营区的其他难民明白了这几个货柜为什么另外隔开。一天下午，一名黎巴嫩难民威胁要杀死Manu，并大声叫他khawwal（玻璃）。经历了这么多趟旅程，走了这么漫长的路，Manu感觉自己筋疲力尽──他仍然面临同样的言语、怀抱著同样的恐惧。好在Manu也还保有同样的机敏，他的智慧在德国比在埃及用处更大。Manu立即向警方报告了这起事故，并以受到威胁为由向政府申请住在个人公寓的经费。上完两个月的密集德语课后，Manu的语言能力已足以让他在一处充满绿意的郊区找到一间不太贵的公寓，虽然小，但位在十六楼的景观很美。搬进新家那天，是Manu在那个漫长冬季里最开心的一日。
去年夏天，我去科隆探望Manu，对他的外貌变化之大讶异不已。他戴著圆形耳环，身材非常结实，他拚命上健身房健身。就连他的举止都不一样了：变得比较不拘谨、比较自在，仿佛内在的某种东西放松了。他说，有个开罗的同志朋友才来探望过他，向他宣布:“Manu，你变得更gay了！”
有天晚上，我们在科隆市中心，Manu指著一些马路上无车但仍停在红灯前等候的德国行人，说道：“我喜欢这样。埃及那些总让我抓狂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没有秩序。”
Manu在我造访的前一年取得了庇护身份。德国当局并未公开因性倾向而获得庇护的难民人数，但柏林律师Dirk Siegfried告诉我，Manu申请庇护的理据非常充分。他给Manu一个少见的建议：在没有律师协助下直接申请庇护，因为他坚信Manu有能力这么做。“他能好好地讲述自己的故事。”Siegfried说。在科隆，Manu造访一个叫做彩虹难民（Rainbow Refugees）的组织，这个组织协助他申请住房。曾在这个组织工作的Felix Coeln告诉我，Manu有时候能比他更快想出针对官僚制度问题的解决办法。Coeln说：“那些可以把自己安顿好、能妥善处理自己事务的难民，通常不会有太大问题”。但阿拉伯同性恋难民通常很难办到，因为他们在家乡和国外都曾遭受创伤。Coeln提到一名伊拉克难民曾在难民营中两度遭遇恐同袭击，但却无法离开，因为他在德国社会无法立足。“他就像是失去光芒的火，”Colen说道，“到这儿三年了，连一句德语都不会。”
在科隆，Manu尽量避免与其他中东人在一起，甚至连支持团体里的阿拉伯同性恋者都不接触。“只要周遭有阿拉伯人在，我就觉得不自由。”他说。他相信这种感觉会随著时间消失，但也坦言他有时会纳闷，为什么德国人要对这么多像他这样的人开放自己的国家。他经常回想起那时同住在货柜里的伊拉克人，谈论著有朝一日他们要停止做同性恋。“那是一段可怕的对话，”Manu说道，“我只能希望，在德国停留的这些年能让他们改变这种行为。”
德国有一系列帮助新来人口找工作的德语考试，Manu在第一次考试中取得了164分，满分是165分。这样的成绩已经让他有资格工作，但他想取得更高等级的语言能力证明，于是他开始每天上4小时的课。前不久他获得录取参加一个政府单位的工作培训项目，这个单位负责职业培训、房屋申请和其他难民相关事务。Manu希望能为这个国家的难民系统作出贡献，因为能留在这里让他心怀感激。
Manu的语言课同学大多来自于中东。他喜欢政府编撰的那些隐含意识形态宣传的课本，也乐于看到同学们的反应。有一课讲述一对同性恋伴侣，课堂上一个土耳其学生表露出厌恶态度，但遭到其他同学阻止。另外一次，一名蓄胡的叙利亚人宣称绝不会让他的妻子摘掉头巾，一名摘掉头巾的伊朗妇女则用蹩脚德语激烈反驳：“这里是德国！你要是不喜欢，可以离开。”
某日下午，我旁听了一堂课，课堂上讨论的课文是描述Müllsünder（乱丢垃圾的人）。金发德语教师用阿拉伯语解释：“这个词的本意是haram（严格禁止的罪行）”，然后她切换回德语，“指那些用垃圾做坏事的人。”
课文列举出法兰克福对乱扔垃圾的罚款金额：乱扔烟头，罚20欧元；随地吐口香糖，罚35欧元；乱喂鸽子，得罚100欧元。
“有些罚款也罚得太重了一些吧。”一个伊朗女人说道。
“我觉得随地吐口香糖罚35欧元不算重。”Manu说道，“一枚口香糖会黏在街道上很多年。”
一名法国籍的非洲裔女子表示赞同，“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她停顿了，努力想著合适的词。
“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融入’，”老师说道。她微笑示意这是个笑话，然后每个人都笑了。
【注释】
注1：朝觐是伊斯兰教规定信徒必须遵守的基本制度之一，每一位经济能力和体力能负荷的成年穆斯林，都负有到麦加朝拜的宗教义务。所有穆斯林都会尽最大努力，希望一生至少要前往麦加朝觐一次。
注2：埃及广场革命从2011年1月开始，由于不满物价上涨、失业率高和腐败等问题，埃及多个城市发生民众大规模集会，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埃及首都开罗的示威游行活动主要在邻近内政部大楼和执政党民族民主党总部的解放广场进行。
注3：张彤禾（Leslie T. Chang），美籍华裔作家，本文作者何伟的夫人。她曾作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在中国生活了十年，也是畅销书《打工女孩》的作者。
注4：本文作者何伟写过垃圾工Sayyid的人物特写，发在纽约客杂志的专栏上，中文译文链接。
注5：Dropbox，一个云存储服务平台 。
注6：根据伊斯兰教教义，斋月期间，所有穆斯林从每天的日出到日落期间禁止一切饮食、吸烟和娱乐活动。通常人们在天亮前吃“封斋饭”，在日落后吃“开斋饭”。
注7：穆斯林兄弟会，也称穆兄会，是2011年埃及广场革命的主力军，其领导人穆尔西接替穆巴拉克成为新总统。
注8：这是由Lawrence Durrell所著的小说，讲述二战期间的埃及亚历山大港。
注9：科普特基督徒(Coptic Christians) 指在埃及的基督徒，据埃及官方统计，2017年科普特人口占埃及全国9200万人口的15%至20%，其中绝大多数信仰基督教。
注10：Queer，也译作酷儿。原为对男同性恋的贬称，有“怪异”之意，后被理论家用来反讽对抗父权理论中的二元性别理论。酷儿理论的存在是解构性的，它认为性别认同与性倾向是被文化与社会塑造的。而酷儿这一身份，是一种反对标签化的存在，在本文中，它指的是一种与流动性倾向对应的身份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