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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自由通过公路的权利是重要的，而示威的权利不能造成过度阻碍，超出合理范围。”在“占中九子”案的判词中，法官再三如此说，反映这宗案件的本质是两个权利的冲突。
占路示威，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判词引用的杨美云案早已确认，示威是公共道路的用途之一，但示威者对他人权利的损害不能过度。“法律要求一般道路使用者迁就行使示威自由的示威者，容忍示威对其往返公路的权利所造成的干扰⋯⋯法律亦要求示威者顾及他人的权利，尤其是一般公路使用者的自由通行权。”[1]
公民有权利做各样的事，但谈权利，不能不谈责任。两者总是如影随形。尊重和尽量不损害别人的权利，可说是每个公民——包括示威者——的责任。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未必会如此条理分明地界定哪个权利、谁的责任，但其实也是在此框架之内理解社会的运作。例如法官贺辅明提及公民抗命时，表示“抗争者的行为必须合乎比例，并不会构成过度的破坏或不便”，不也假设了抗争者有责任尊重其他公民的权利？
香港终审法院在黄之锋案曾经引用的政治哲学著作《正义论》，亦将与公民抗命相关的段落，置于“义务和责任”的大章节之内。作者约翰罗尔斯提到，在接近公平和正义的社会，公民有责任遵守法律，但同时享有表达异见的权利。若然符合特定条件，人民可以“行使公民抗命的权利”，呼唤社会大众的良知。[2]在此，公民抗命被视为一种权利。
然而，我们可有想过，除了这种与权利共生的理解之外，还可以有第二种责任？
美国政治理论家艾莉斯杨曾经说过一个故事：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孩子找便宜的单位租住，要轮候两年的政府援助无解燃眉之急，找到一个位置偏僻的小单位，不但孩子要共用一张床，业主还要求先付三个月租金，她最终一筹莫展。
艾莉斯杨问，这个单亲妈妈沦落至此，是谁的责任？她认为，常用的罪责模式根本派不上用场，因为“凶手”是社会结构不正义，我们没办法揪出对应者来问责。所以，她提出“政治责任”的观念，指出当有群体因为制度不公而处于劣势时，社会上的其他公民有政治责任，推动结构改变。[3]
这种责任，与第一种的迥然不同。第一种责任是公民在社会制度下，互不干犯他人的权利，但第二种责任是挑战社会的不公义结构，帮助那些正在受苦、但没有人可问责的弱者。
要挑战社会结构，有人甚至会违法抗争。艾莉斯杨认为，这既令社会重新思考某些抗争能否算为可接受，更可诘问法律制度的权威和正当性。“关注社会公义，有时可以揭示出某些法律或整个法律制度，其实在加强和合理化特权和压迫。”[4]
当然，很多人不认同抗争者。他们支持商议式民主，认为社会改变要在制度内推动，强调理性协商。但抗争者选择在体制外抗争，正是因为他们认为现行的制度不公，只会让得利益者主导议程，限制了可以商讨的选项，并将其他直接排除在考虑之外。留在体制内再三尝试也好，都无法带来根本的改变。所以，抗争者认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应该拒绝与他们商议政策，不再默许这个结构和制度限制”，视挑战体制为一种政治责任。[5]
纵然体制外的抗争被视为偏激，有时候甚至徒劳无功，但在艾莉斯杨的眼中，抗争者对鸟笼协商的批判却是切中要害。社会若然未能有力回应这个基本前提上的分歧，只怕难以说服抗争者走回体制之内。
说了这些，与占领运动有何关系？
或许，参与和支持占领运动的人，不少均会认同第二种责任。没错，他们行使表达异见的权利的同时，可能违反了第一种责任，干犯了其他市民使用道路的权利。但他们进行公民抗命，同时也是在争取全民普选，打破社会的不公义结构，有如实践公民责任。说到底，就是想帮助每一个在现时制度下沦为弱势的人。所以，支持者才会问：“雨伞运动，何罪之有？”
法院裁定占领者有罪，因为他们不合理使用道路，“造成的交通阻碍和不便严重，超出合理范围”。但其实，要判断占路示威是否不合理，并不容易。根据杨美云案的定义，这视乎示威者能否合理地预望，他们的阻碍可获公众容忍。
在这个合理性测试中，天秤的一端是预期占领的规模、时间和路段的重要性，另一端是示威目的及是否和平。纵然法庭表示不会评断政治立场的高下，但市民上街占领所为何事，亦是衡量因素之一。那么示威者能否合理地相信，其他市民看在争取普选的原因份上，会包容他们封了市中心几条道路？
若然看重公民在现行秩序下的权利和义务，或许会更强调占路造成有多不便，并认为不可能期望他人容忍；但如果明白胸怀弱势的第二种责任，就不会不着眼于抗争者的目的，虑及改变社会结构有多重要。
所以，对占领运动的两种看法，说到底不只是两种权利孰轻孰重的问题，亦是公民责任观的不同。而律师、法官以至每一个生活相对安逸的人，能否从更宽阔的眼光看见社会体制的问题，及明白纠正不公义的政治责任，或许就成为了关键。
参考文献：
[1]: Yeung May Wan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 para. 147-148.
[2]: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 ed.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99), §57.
[3]: Iris Marion Young,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and Structural Injustice’, The Lindley Lecture, 2003,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4]: Iris Marion Young,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Social Change: a Response to Minow’,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w Review, 52 (1991), 859-870.
[5]: Iris Marion Young, ‘Activist Challenges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Theory, 29 (2001), 670-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