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万人空巷，在中环金钟或者旺角铜锣环聚集，争取真普选，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政改报告的“831决定”。5年过去，普选无期，当日占中或伞运的几位领袖，也在4月9日被法庭宣判有罪，刑罚未定。
一如两年前的“双学三子案”，今次案件的主审法官陈仲衡，同样在判词中对公民抗命进行法理讨论。当中认定公民抗命不能成为抗辩理由的法律判断，惹来庭外庭内民众的哗然。到底法官的判决背后，假定了甚么法理基础或者前设呢？为何与民间对“公民抗命”的理解如此不同？这份解释，对往后的社会运动、公民抗命有深什么样的意义？本文将尝试一一解答。
法律秩序下的公民抗命
先作小小的总结，在今次的占中九子案，法官的判词提及“公民抗命”是这次社会运动参与者的主要道德和政治指导原则，但同时，香港两单案件的判词均不将其视为具有法理基础的抗辩理由。
法律秩序下的公民抗命
在今次的判词中，主审法官陈仲衡用了八页纸（paragraph 256-278）解释为何不接纳公民抗命作为抗辩的理由。
首先，他引用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的相关章节，来阐述他对“公民抗命”的具体理解（257段）。对罗尔斯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