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纪行（上）：抱着猫的右翼男人，破碎的和解梦想

我走出华沙中央车站。

新年刚过不久，天一片灰色，飘着小雪。隔条马路是华沙地标：“科学与文化宫”大楼，米黄色大理石外墙和高耸的尖塔映衬在一片雪白中。这座237米高的“斯大林哥特”式建筑落成于1955年，是当年苏联送给波兰的礼物，直到今天仍是华沙最高楼。楼内坐拥一流的剧院、咖啡厅和酒吧，周围则是华沙核心商圈和一些互联网公司总部。

“尽管大楼的美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上面看到的华沙风景好极了”——波兰政府制作的旅游海报上这样形容这座建筑，显然斟酌了字句。这座大楼就像是波兰当代历史的一个隐喻，骄傲、沮丧、光荣、屈辱，这里的一切都脱不开冷战与波兰历史的幽灵。

“波兰政治的特色就是人们会很快抛弃旧的英雄。”我和波兰格但斯克大学一个俄-波混血的博士生吃饭时，他这样总结波兰过去三十年的政治。的确，执政的先是瓦文萨的团结工会，接着换成了旧体制下统一工人党（波兰的共产主义执政党）出身的克瓦希涅夫斯基，然后是卡钦斯基兄弟与和唐纳德·图斯克大战三个回合。旧人很快让位给新人。

到今天，事实上掌控波兰政权的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几乎是1980年代社会运动一代唯一剩下的政治人物了。

在卡钦斯基的支持者眼中，这个年逾70的银发小老头是老派贵族政治的典范与波兰千年传统的拯救者。而在反对者那里，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则具有黑巫师般的反派形象：这个一生未婚、律师出身的波兰实际统治者，独居于华沙传统的精英住宅区——左里布兹（Żoliborz）区别墅，在阴影中抱着他的爱猫，满脑子都是反对全球化、暗算欧盟，煽动民族主义的右翼坏点子。

的确，卡钦斯基时代降临之后，波兰的气氛变得不一样了。

右翼政治的火焰

右翼上街游行，在波兰是个新传统。

每年11月11日，来自波兰各地的民族主义者和右翼团体乃至极右翼分子，都会聚集数十年来波兰政治的地理中心——科学与文化宫前的广场，加入波兰独立日的庆祝队伍。1918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后“亡国”近两百年的波兰，从德奥俄三国统治中独立，成立第二共和国。

和普通的游行人群相比，右翼的存在格外醒目：他们挥动红白两色的波兰国旗，点燃红色焰火，呼喊充斥著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口号。网上也有不少右翼独立日游行的照片，其中不乏令人瞠目的标语口号——“要么欧洲没有人，要么只能归白人”、“波兰属于纯粹的波兰人，白色的波兰人！”。近些年，参加游行的民族主义者还频繁和反对他们的民众团体爆发冲突，据《卫报》报导，2017年的游行中，右翼分子就推撞了一群举着反法西斯标语的女性。

“每年这时候我们都得逃出华沙，避开疯狂的游行队伍”。

米歇尔和阿尼亚是一对情侣，我们坐在科学与文化宫侧翼的餐吧看着广场上穿梭的行人。他俩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一个当摄影师，一个做编剧。阿尼亚是华沙人，带着一股混不吝的气质，她笑着跟我说华沙人中学时如何夜里去城南的苏军烈士墓园探险、喝酒、烧烤；米歇尔则在一旁表示对华沙本地人无忧无虑特权的鄙夷——正在电影公司打拼的他是外地人。无论如何，两人都非政治和历史的狂热爱好者，却不约而同时局忧心忡忡。

“我觉得卡钦斯基很疯狂，但很多人支持他。”阿尼亚不能理解当今波兰的政治走向。米歇尔则告诉我，右翼和宗教保守势力在波兰非常强大，身处电影行业也能感受得到。“波兰的文化市场不大，很多时候依赖政府的文化预算和社会资金。教会和保守的政府就通过筛选制度宣扬他们喜好的保守价值观电影。”

米歇尔和阿尼亚坚信右翼游行中很多人不是波兰人：“我看过视频，游行中很多俄语和乌克兰语对话。俄罗斯、乌克兰、意大利这些国家的极右翼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来华沙。其中很多人还是帮派分子！”西方媒体的记者每年也都能在现场发现一些来“串联”的西欧另类右翼活跃分子。2017年的游行中，就有意大利另类右翼政党“新力量”（Froza Nuova）的领袖菲奥雷（Roberto Fiore）。

在波兰西北部的海港城市格但斯克（Gdansk），来自阿富汗的谢万描述了右翼政治的现实影响。谢万的家乡靠近阿富汗西北边境，母语是波斯语。他上中学时，阿富汗战争结束了塔利班的统治，他在新设立的土耳其学校学习土语，后来拿奖学金去伊斯坦布尔的大学读商业管理。后来，他遇上一位波兰女孩，两人结婚搬到格但斯克，为亚马逊欧洲区公司工作。

几年前的叙利亚难民危机中，卡钦斯基的波兰政府拒绝接收任何难民。“难民带来寄生虫和微生物”——在2015年的议会大选中，卡钦斯基毫不掩饰地攻击欧盟要求各国接收难民的政策，并最终胜出。

谢万并非难民，但经常被人误认为是难民。有次大清早，他在街上被人高马大的波兰白人拦住。对方看他的肤色和长相，质问他从哪里来。谢万觉得这人应该是喝多了，一激灵，随口说“我是墨西哥人”，试着骗过去。可波兰人没相信，一把将谢万拽过去，搜出身份证件，把他暴揍一顿：“叫你这个难民装墨西哥人，我现在就把你送去波兰航空公司，你给我买张机票滚回阿富汗去”。

“我到哪里，哪里的右翼政治就变得严重”，谢万苦笑。他在土耳其住了七年，本想在那里定居，却发现自己的土耳其朋友都受不了埃尔多安的保守政治，纷纷移民欧洲。“他们跟我说，埃尔多安鼓吹，每个女人至少要生三个孩子，真的是疯了。”

谢万离开土耳其，躲开了埃尔多安的政治。在波兰，他居住的格但斯克常年由阿达莫维奇（Paweł Bogdan Adamowicz）主政——阿达莫维奇出身第二大党公民纲领党（Platforma Obywatelska, PO），是自由派。故而城市也以宽容、西化著称。如今那里正经历重工业向科技产业转型，新的科技园吸引各类跨国公司总部入驻。但格但斯克也并非远离政治暴力的伊甸园。2019年1月14日，格但斯克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血案：市长阿达莫维奇在慈善募捐活动中被人用刀刺中，不治身亡。

尽管事后调查证明，行刺市长的凶手只是因为记恨司法部门从而报复社会，但许多人波兰人相信，这是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的法律与公正党（Prawo i Sprawiedliwość, PiS）治下社会戾气横生的结果。

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拿下大选，党魁正是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

法律与公正党由双胞胎兄弟——哥哥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和弟弟莱赫·卡钦斯基于2001年建立。2005年，他们第一次选举获胜。弟弟莱赫担任总统，哥哥雅罗斯瓦夫担任总理。但2010年，弟弟莱赫·卡钦斯基在总统任内死于空难，法律与公正党其后下野。2015年，哥哥雅罗斯瓦夫带着旧部卷土重来，胜选后他选择继续担任党魁，由手下出任总统、总理。

与他们的最大对手公民纲领党相比，法律与公正党更为民族主义，尤其质疑欧盟。社会政策保守但经济和政治上自由主义的公民纲领党，曾是2007年至2015年间的议会最大党。当时的党主席图斯克（Donald Tusk）如今任职欧盟理事会主席。但法律与公正党并不买这个身居欧洲政治高位的波兰人的账。他们的宣传将图斯克等同于布鲁塞尔的精英官僚，指责他们横加干涉欧洲各地政治。

卡钦斯基的政府在欧洲和几位新右翼领导人常常“并肩作战”。我在华沙时，正值意大利新右翼副总理萨尔维尼访问波兰。一到华沙他就直奔卡钦斯基的府邸。几个小时后，重现在镜头前的萨尔维尼兴奋地宣布，罗马将和华沙一起展开一场“欧罗巴之春”，颠覆欧盟的旧体制。

年轻人挂在嘴边的，还有如今“吓人”的媒体环境。比如保守派教士利基克（Tadeusz Rydzyk）的“玛丽亚电台”（Radio Maryja）。“利基克是卡钦斯基的同盟。他的电台听众很多，不断传播极其保守的价值观，并且因此得到了大量的金钱支持”，朋友说。大家还提到法律与公正党控制了国营电视台，放的都是些支持他们的电视节目。

“在以前，电视台没有受到那么多的国家控制，但是就在这几年，所有东西都变了，电视带有很明显的意识形态，我想这是这几年最大的变化。现在他们会把波兰发生的一切坏的事情都归咎为图斯克。我爸就对他们的宣传深信不疑。”一位中间派选民告诉我。他不愿意坦承上次大选投给了谁，也许是卡钦斯基的法律与公正党，但如今他对媒体环境颇有微词。

从中央车站出来，我去了不远处的华沙国家历史博物馆。正巧，特设展览陈列了二十世纪初波兰的民族主义艺术。苏联时代修筑的博物馆大理石中庭中央，放置着两次大战间的波兰统治者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的雕像。出乎意料的是，雕像面对的大门两侧，贴有两幅巨大的宣传照：蒙面的年轻人在黑暗中手持红色焰火——西方媒体中最经典的“波兰极右翼”独立日大游行的图像。

旧神已死，新王当立

格但斯克的老城区富有德国气息——运河纵横交错，红砖灰墙映衬在波光里。这座曾经以德裔居民主导的北方港城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战争中被炸成一片断壁残垣。战后修复的老城如今尤其吸引游客，城北的重工业区却显得萧条。

冷战时代，格但斯克的造船业规模跻身世界前十。然而造船工人待遇极差，工伤、事故死亡、缺乏肉食、住房紧缺都是家常便饭。1970年，格但斯克工人爆发抗议示威，抵制物价上涨，被政府镇压。在自传中，成长于1970年代的工人领袖莱赫·瓦文萨（Lech Wałęsa）抱怨说，自从1960年代之后，让工人的加班加点工作的要求就变本加厉，工厂为了赶工酿成不少事故，许多工人意外身亡。

当瓦文萨在格但斯克的船坞工人运动中崭露头角的时候，卡钦斯基兄弟还是两个小年轻。1962年，两人作为童星，主演了一部童话电影《偷月二人行》。没人想到，他们后来会成为波兰的造神推手，又转身杀死团结工会神话。

格但斯克城北的工业区在冬季的寒风中呈现一片暗色，铅灰色的吊机锈迹斑斑。在旧城与工业区的交界处，团结工会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历史陈列馆，细数当年为争取自由民主制而斗争的经历。在展览出口的一整面留言墙上，贴着各国游客对政治自由与民主转型的憧憬。纪念馆里的一面展板贴满了那时候世界各地媒体的头版——全是瓦文萨，他是改变世界的人，他让旧体制和整个苏联阵营害怕。

莱赫·瓦文萨，身材粗短、精力旺盛，说话粗糙直率。他出身农民家庭，1960年代末从乡村农机站来到格但斯克造船厂。1970年代，他开始参加工人运动，其后多次蛰伏，又多次组织自主工会。1980年，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工人游行，抗议政府镇压独立工会。今天的团结工会纪念馆展示了这段历史：一开始，工人们商量是否应该扩大罢工，这时瓦文萨到了现场。他发表了激昂的演讲，带领工人在厂区内游行，这个行为滚雪球般吸引了数倍的参与者，点燃整场运动。馆内关于那段时期的影像资料中，瓦文萨开着被称为的“电工车”的小卡车，在工人的簇拥下厂区里逡巡。每到一处，这个留着标志性小胡子的领袖就停下车，爬上车顶慷慨陈辞，鼓励工人团结一致。格但斯克的运动触发了波兰全国范围的工运浪潮。迫于压力，波兰统一工人党（Polska Zjednoczona Partia Robotnicza，波兰的共产主义执政党）政府派出代表团和瓦文萨谈判，最终让步，允许团结工会存在。团结工会是整个苏联主义阵营的第一个得到许可的独立工会，也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最致命的敌人。

罢工运动中，不少律师、记者前后奔走、记录事件，为罢工工人提供帮助。其中有两个刚当上律师不久的双胞胎兄弟——这就是卡钦斯基兄弟的政治生涯的起点。

罢工也推动波兰统一工人党这个旧体制的内部权力重组。新进入政治核心圈子的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将军，1981年撕毁承诺，镇压团结工会。但这只不过是短暂缓解波兰旧体制大厦将倾的颓势。政权更迭和体制转型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1989年，在戈尔巴乔夫支持下，雅鲁泽尔斯基和各路反对派领导人在华沙召开圆桌会议。双方达成的共识包括开放选举。

波兰“变天”了。

在整个东欧旧体制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的年代，团结工会因被当作“自由世界”的第一缕新风而广受景仰。瓦文萨成为英雄。而圆桌会议上兵不血刃式的转型，更被视为反对派与政府一笑泯恩仇的开端。 1989年，就在巨变的前夜，已经看到胜利曙光的瓦文萨在美国国会应邀演讲，台下参众两院议员对这位格但斯克船坞的电工报以如雷掌声。

然而，30年过去，瓦文萨却是部分波兰人眼中国家的叛徒。

“瓦文萨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奸细！”

人到中年，留着一把大胡子的托麦克说得斩钉截铁。他是坚定的瓦文萨反对者、法律与公正党的铁杆支持者。几天前，和家人外出吃饭时，托麦克发现饭馆里挂着瓦文萨的画像，立刻拂袖而去，毁了大家的兴致。

在贸易公司上班的托麦克出生于华沙一个中产家庭。他育有两个孩子，一家人和他妹妹一家，都住在父母华沙东南郊带花园的独栋小楼中。

“如果瓦文萨是奸细，为什么是他瓦解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和苏联阵营？”我反问。

“那跟他没关系，苏联解体是美国的运作。政府想要个有污点的人，所以他们选择了瓦文萨。”托麦克开始宣讲他的理论。“在波兰，政府有意识创造了很多假反对派为自己服务！1980年代初，所有人都觉得苏联阵营要瓦解。政府领导看出来要完蛋，就在想怎么应对。那时反对派非常激进，想报复统一工人党，剥夺他们的财富，把他们送上法庭、监狱。政府就从反对派选了有污点的人，施加压力：‘嘿，听着，我们未来不会坐在政府的位置上，但总得有人得来管事，不如我们把权力给你’，瓦文萨同意了，双方谈判，政府和反对派达成妥协。你想想，波兰没有旧的党领导被审判，雅鲁泽尔斯基还被埋在我们波兰人埋葬英雄的墓地。”

根据托麦克的逻辑，1989年的圆桌会议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崇拜的卡钦斯基兄弟参加了圆桌会议，但之后宣布退出。托麦克认为这种和旧政权势不两立的态度才值得尊敬。卡钦斯基的支持者中这个说法非常流行：瓦文萨和一批工人领袖是政府的特务，从内部瓦解了工人运动，所以尽管波兰人推翻了统一工人党，却仍旧没能把党的官员和精英踢出政治经济领域。

1992年，时任波兰内政部长、多年后在法律与公正党政府中任职国防部长的马切列维茨（Antoni Macierewicz）突然公布一份名单，名单上是议会中曾经与旧体制下秘密警察合作的人，瓦文萨赫然在列，当时瓦文萨矢口否认。2015年，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掌控大权，实行扩大化的“转型正义”——这个行动也许应该叫做“清算”。政府扩张了了国家记忆院（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的职能，该院通过各种渠道搜罗更多的冷战时代档案——瓦文萨签署的为秘密警察提供情报的同意书、接收秘密警察汇款的票据，以及他在组织中的代号。

面对层层攻讦，瓦文萨辩白在1980年代领导工会运动时，他已和秘密警察彻底划清界线。波兰社会不乏他的同情者。在前些年的电影《瓦文萨》里，波兰电影巨匠瓦伊达用镜头为瓦文萨辩护：1970年第一次格但斯克罢工中，瓦文萨因参与罢工运动被捕。镜头下，瓦文萨的妻子在医院等待生产，而秘密警察将他带到囚室，让他看到旁边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昏死过去。这时，一份合作书放在他面前，签了就可以和家人团聚，不签，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下场。显然，瓦伊达相信人在巨大压力下被迫向权力低头值得被谅解。

讽刺的是，最早指责运动领袖和统一工人党合谋的反而是瓦文萨本人。1989年转型前夜，瓦文萨曾经的战友马佐维耶斯基（Mazowieski）任职政府总理，瓦文萨不满后者尝试与政府和解，指责他“通敌”和统一工人党政权合作，认为他缺少清算旧体制的决心。马佐维耶茨基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式人物，出身教会，讷于公共演说，不接地气，缺少瓦文萨的领袖气质与煽动能力，在轮番攻势前败下阵来。瓦文萨一鼓作气，挺身竞选总统。

“无论我们的意见如何不同……假如我们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支持瓦文萨选上波兰总统”，1990年的大选前的一场发布会上，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这样呼吁民众投给瓦文萨。

瓦文萨如愿以偿，但他没想到同样的手法会很快作用在自己身上。他成为波兰人对精英阶层怀疑与愤怒的新标靶。三十年走马灯般的政治转瞬过去，他变成了一个孤单、寂寞、偶尔在推特上说说话却没人理的老头，滑稽可笑，又不知道该不该可怜。

那场本被视为好事的和解在2015年之后，变成右翼眼中一个巨大阴谋的一部分。美国政治学者 Monika Nalepa 在著作《柜中骷髅》（Skeletons in the Closet: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中分析，波兰没能实现“转型正义”，因为新的精英中太多人都有和旧体制合作的历史，为了把这些经历藏起来，他们选择和旧体制分享权力。这一论断尽管有一定解释力，但也把复杂的历史和政治理想还原成了彻底的博弈论和阴谋论。卡钦斯基正好抓住了这种阴谋论的精髓，以一个从来没有与旧体制妥协的形象，出现在所有人面前，把先前的英雄瓦文萨贬成历史罪人。

“他们（卡钦斯基兄弟）参加了瓦文萨的总统阵营，但是后来和瓦文萨分道扬镳了，他们发现这家伙就是一坨屎”，托麦克说。

在冷战时代苏联阵营的波兰，高层政治内部斗争激烈。历任领导人中，能够全身而退的不多。曾经的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盖莱克（Edward Gierek），都有过广受爱戴的时刻，最后也都灰溜溜下台。换句话说，这样的高层政治也为工人运动和公民社会提供了生存空间——后者时常成为党内精英派系斗争的筹码。

曾几何时，人们也希望圆桌会议能够一劳永逸解决这种恶斗的政治。但最终，卡钦斯基，这个托麦克眼里“老派而高贵”的政治人物，打破了三十年来政治和解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