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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的末尾，中国各地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发生了波澜壮阔的全面社会变革。乘着冷战后全球化的东风，中国从一个几乎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极权社会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中心和消费市场。这个过程中释放了巨大的社会晋升敞口，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阶层流动。与欧美诸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收益被精英阶层垄断不同，中国的各个阶层都得到了红利。上层享有盛宴，普罗大众亦得到残羹。
而这种愉快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伴随着中国居民达到全球中等收入水平，粗放增长背后的一切问题都开始显现。阶层流动性降低，尚未站稳脚跟的城市中产阶级还在担忧自己的房贷和社保，农村广大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已经凸显，下一代再也没有公平的起跑线了；人力、资源成本飙升，制造业苦苦挣扎，私有企业的法律地位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在几十年惨无人道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后，老龄化隐忧频现；房地产隐患高悬于顶，金融业系统性风险如芒在背；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疫苗问题、保健品骗局、p2p暴雷、遍布全国的传销组织……我曾跟朋友开玩笑说：“中国是一个充分现代化的社会。”他问：“何以见得？”我回应道：“因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切问题都已经在中国出现了。”
这一切问题的出现，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的内在逻辑结果。改革开放早期，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开明高层，本着实用主义原则，希望在体制内引起最小冲突的前提下，调动社会的动能。私有经济的涓涓细流，逐渐融化了毛时代遗留的思想和体制上的坚冰，最终汇成波澜壮阔的大江。然而这条河流并非无拘无束，而是时刻处于管控中。统治者一直紧张地审视着流动中的一切。
这种改革得以进行的前提是，不触及最根本的核心利益，也就是统治阶层的利益。最明显的是1989年的例子：当改革真的危及了统治者的地位的时候，共产党不惜用最残忍的手段来维护其统治。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前中期，由于有大量易于摘取的经济果实，它几乎给所有人带来了好处。在这块越做越大的蛋糕上，统治者及其裙带总分得最大的份额。
然而如今，若想摘取高处的果实，需要的便不止更健康公平可持续的经济，还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制、多样且充满活力的社会组织、自由开放的思想和言论环境、敞开且平等的社会晋升通路、高效廉洁且受到的监督的政府治理等。实现这一切要求的是深度的社会结构改革，尤其核心的是政治和体制结构的改革，这恰恰是当权者最为恐惧和忧虑的。
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观察者和思考者，我想尽可能诚实地给出我对中国社会的一些感受和批判。
经济，在中等收入之后
几十年来的经济奇迹让很多人不假思索地相信，中国经济只会一往无前。2008年以前中国的增长并不神秘，其根本的秘方不过是成本优势。
2008年金融危机后，尽管中国通过刺激政策率先恢复增长以后，此后的增长却一年比一年困难，增长的代价也变得越加昂贵。成本优势消失，低端产业不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区迁移；制造业长期处于产业升级的阵痛中；社会保障不充分、房价高企、贫富差距超出警戒值，缺乏安全感的消费者无法充分支撑国内市场。中国政府不得不在低效的刺激政策和控制债务之间来回摇摆。然而真正的结构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或者说，政府根本不愿意解决，因为这些问题正是政府的利益所在。
中国政府极其特殊的一点在于，政府本身极大地参与到经济事务当中。它不仅是经济管理者和决策者，也是市场中的行为主体。理论上，由于市场准入、资源分配、规则制定的最终权力都在政府手中，且这些权力没有外部监管，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有拿到市场上去变现的可能。小一点如一个村镇的公共资源的处理和收益，一个交通管理局的车辆年审和驾照培训考核，一个城区的住房建设规划和审批……大一点的，大型矿产资源的开发和许可，垄断行业（比如电信业和金融业）的准入和收益……可以说，从上到下，中国政府的各个部门环节，都有其利益关系所在。
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政府从经济领域逐步退出和放权的过程。当政府放弃一个领域的控制时，立即释放出巨大的发展空间。民营经济涌入，迅速创造财富和价值，政府自然有各种手段在这块蛋糕上切分出自己的份额。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经济体和有权者都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当经济停滞甚至下行的时候，政府想要增加自己的收入，就必须侵蚀其它阶层和个体的利益。这就造成的所谓的国进民退，与民争利等现象。理想的状况下，除了少数特殊领域，政府应当完全从经济行为中退出，转化为市场的监督者和服务者。但这恰恰时当前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完全退出意味着巨大的利益损失。而权力机器总是渴望扩大其触角。尤其是在当前上位者渴望控制整个社会的时候。习所说的，“党是领导一切的”，意味着党要控制社会的每一个环节，这种控制最后当然也包括每一个环节的利益分配。
这种利益分配摆在水面上的部分就是税收问题。国际多项权威统计都显示中国存在税负过高的问题。早在2016年，国内学者盛洪就提出“死亡税率”的说法，指出在成本飙升和税收负担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制造业企业已经基本丧失盈利能力。不仅企业税负过重，工薪阶层的税负也在稳步上涨。
高税负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政府没有提供与高税负相应的公共产品。中国的税收大量用来奉养庞大低效的行政机器，如今这部机器还在不断膨大，这种膨大又会要求政府去切割更大的收入份额。政府在支配庞大的公共财富时，真正用来提升居民生活和发展水平的支出并不高。相反，形形色色的政绩工程，重复低效的基建设施，近年来急剧膨胀的维稳经费……总之，税收并没有被有效的转变成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
此外，中国的税收制度从根本上就有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税收立法权名义上属于全国人大，但长期被授权给国务院。实际情况是，税收立法时往往没有广泛的公开讨论和征求意见，民众也无权参与立法过程。政府往往仅根据自己内部意见进行立法。公民缺乏基本的纳税人意识和权利。由于中国主要不依靠消费税，而采用隐形的增值税，至今仍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没有交过税。更少有人能搞清中国的税种和税率，以及自己究竟缴了多少税。对于集中起来的税收如何分配，民众没有发言权、知情权和问责权。政府甚至惧怕公民纳税人意识的觉醒，在其宣传语境中片面强调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刻意回避公民有了解和监督税收实际使用情况的权利。各级政府部门基本不公开自己的预算决算，即便公开也往往是一笔不清不楚的糊涂账。甚至中央每年的预算决算，也不过是一笔做出来给人看的帐。理论上各级人大有权力对政府收支进行审核，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个僵化的例行公事。公职人员在管理上被强调组织忠诚，这种组织忠诚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只对上级负责，从来不提对民众和纳税人负责。各级部门和官员将支配税收视为自己天经地义的权力，竭力扩大收支份额，想法设法花更多的钱，而从不考虑这些钱是“民脂民膏”，应当用之于民。
另一个经济上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中国的制度特色的国有企业制度。国有企业享有诸多特权：总是能优先获得大量低息银行贷款和政府补贴，往往能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成本获得土地、矿产等资源，拥有行业垄断权，有政府信用背书，运营不良时靠纳税人的税款来买单。然而大多数国企效率十分低下，人员臃肿、作风官僚、内部腐败。由于大量国企占据了化工、能源等产业链上层，它的低效最终通过供需链传到给下游的民营企业。结果是，国有企业成了对整个社会的一种隐形税收，拉低了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效率。
在这种形势下，习近平依然提出了“做优做大做强国企”的口号。他主导的供给侧改革导致相关行业产品价格大幅提升，最终把成本甩锅给了下游企业及消费者。
国有企业名义上叫做“国有”，其本质是“党有”。它的控制权、收益权掌握在党甚至是党内部分特权家族和派系手里。在这种意义上，它可以说是一种“党产”。做大国企当然符合党的利益。
国企的另外一层价值来源于，它可以给共产党提供雄厚的经济资本和作为经济主体在各个领域行动的能力。不管一路一带还是国内大量工程项目，国企可以作为政府行动的补充，代替政府去执行那些政府不能或不应介入的事务。这是共产党与国际上任何政权或政党的巨大不同。它不仅作为一个政党存在，它还有控制着诸多的巨无霸企业，可以随时命令这些企业执行其意志。
在这种意义上，政府做大国企的行为，几乎可以说是与民争利。尤其是在当前民营企业苦苦挣扎，却连基本的法律地位和私有财产安全都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的境况下。
法制，治民而不治党
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整个国家最大的法律霸凌者，成为法制进步的最大阻碍。所谓依法治国，其实是依法治民。要求普罗大众遵守法律，再进一步的，要求底层官员和广大基层公务员遵守法律。而习近平本人、权贵阶层和共产党则公然凌驾于法律之上。
中国法律本质上不过是统治阶层的玩物，用来控制和管理底层公众。正因此，习近平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随意修改国家主席任期；长期以来，国家机构无视国家法律程序，随意羁押和拘禁公职人员；而现在，新成立的所谓监察委，不仅其存在没有法律依据，在职能上更与当前法律机构重复冲突，目的不过是为了在光天化日下绕过法律程序，让公职人员变成驯顺的绵羊，接受监管；在所谓的党内，组织纪律高于法律规则，贪腐滥权者是否伏法，不在于其是否触犯法律，而在于政治站队是否正确，对当权势力是否忠诚，所谓的党性，不过是个人忠诚和奴才相的代名词。
正因此，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才会公开跪舔权威，声称坚决反对司法独立。王林清事件，更显示出，中国最高的司法机构，是如何被权力和利益所渗透。当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对法律随意践踏和篡改时，法律就会沦为统治的工具，沦为“恶法”。
意识形态，生锈的马克思主义与官方民族主义
在意识形态上，我想指出，共产党早已非任何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它还在挥舞着官方马克思主义这把生锈的武器。官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不过是一种统战手段，是对遗留下来的政治资产的借用。发生在广东等地的青年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不断被捕的事件，更加明确的证明了这一点。天真的学生以为它们声称坚持马克思主义，或者热爱共产党和习主席，就可以免受政府的压迫。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由于善于煽动底层群众 ，并且常常付诸实践甚至是暴力对抗，马上就将成为政府的最痛恨的主义。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仅仅用来背诵、复述和表达忠诚，绝非用来真实的实践。
而政府似乎也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丧失了说服力。近些年，政府宣传口径开始刻意的转向民族主义。这种独特的民族主义建基于中国的近代史，尤其是共产党官方的近代史。在这种叙述中，中国从一个领先几千年的世界强国，变成被列强欺辱的东亚病夫，直到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中学历史课本里一直在让学生论证这种根本不成立的问题：“为何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学生们必须记住标准答案，才能通过考试。而现在，共产党已经决定把这种官方叙事再推进一步，它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像所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一样，这是一种含混不清又激动人心的口号。
在当权者的推动下，宣传机构火力全开，努力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政治正确的氛围。它们企图在一个已经充分“祛魅”的现代把官方叙事重新神圣化。这种神圣化只能依靠洗脑、暴力、控制、散播恐惧来完成。
言论自由，史上最成功的言论控制机器
在言论控制上，中国毫无疑问，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国家，有着世界上最庞大最有效的言论审查和监控系统。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所有的新闻传播行业都是国有机构。这意味着，社会空间里只有一种声音——党和体制的声音。改革开放后，政府为了甩掉包袱，在新闻传播行业推行私有化，出现了自负盈亏的新闻机构。于是国内逐渐有了少量媒体能发出一些独立自主的声音，承担起揭露现实、批判社会、倡导新知的重任。但在胡温时代，政府已经开始逐步收紧对言论的管控。中宣部等言论管控机构，为每天的新闻制定规则，什么要报导，什么不能报导，报导时什么口径，通过一层层的官僚系统，每天下达到所有媒体。对于不听话的媒体和个人，通过处分、撤职、换人等手段予以清理。到了习时代，更是明确要求所有媒体姓党。许多有原则的媒体人只能黯然离开新闻业。在这套系统有效的控制手段下，新闻业已经几乎没有自由空间可言。
在另外一个重要的公共领域——互联网，中共向全世界展示了，当威权与技术结合在一起，会产生什么。
互联网兴起的早期，很多人曾兴奋的认为互联网会建起一个没有国界，没有门槛，信息自由传播的乌托邦。这种单纯的想法在中国的技术官僚面前不堪一击。从互联网进入中国的那一刻，中共就在尝试将一切不利于统治的信息拒之门外。尽管早期的“金盾”“绿坝”成效不高，但“防火长城”技术的逐步成熟彻底扭转了局势。这种技术将中国互联网变成了共产党管控下的局域网。一方面，中共逐步将不愿按其意愿进行信息审查的海外公司，如google，twitter，逐出墙外；另一方面，在墙内，不断删除、清理、屏蔽不利于统治的信息。
习近平上台以后，宣传部门更是转守为攻。自2012年起，中国就已经开始逐步清理微博大V，以及网络上很多有影响力并敢于批判政府的人，他们本身作为意见领袖的号召能力就让政府感到不安。在移动互联网勃兴后，中国互联网逐步进入下半程，生态系统也开始变得封闭。多数用户聚集在几家大平台上，如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等。这使管控变得更加容易。政府只需要求这几家公司建立起自己的审查机制，就可以有效的控制绝大多数言论空间。在一个私有产权和法律正义得不到保证的国家，这些大型民营互联网公司在政府面前只能俯首帖耳。在政府的威压下，它们无一不组建了高效的自我审查团队。为了不触怒政府，它们的审查标准常常比政府更严格。
近年来，政府开始采取更激进的手段，通过惩罚少数人制造寒蝉效应。一些网红因为在直播中因涉及调侃国歌、老红军等敏感政治符号被封杀。一些民众因为使用翻墙软件被拘禁和惩罚。对于那些在网上发表异见的人，政府采取约谈，公安、国保上门，以当事人的事业、家庭、前途为筹码进行威胁等手段，封堵民众口舌。现在，人们即便在微信群里私下发表一点不合时宜的政治见解，也往往心怀恐惧。这些群可能第二天就会消失，因为政府时时在监视着人们的聊天信息。政府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人们：网络上必须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政府引导的主流声音。
除了新闻媒体和网络，中国的电视、电视、广播、图书出版、游戏……无一不时刻处在政府的管控中。
公权力，从收缩到扩张
曾经，中国政府的职能是无所不包的。它是高高在上的威权者，无所不在的管控者，不容置疑的领导者。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原本寄望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开放，政府能逐渐摆脱威权者的角色，成为公共福利和社会服务的提供者，以及文明的执法者。这种转变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尤其在中国的一线城市，由于民众普遍经济层次和受教育程度较高，他们也要求一个相对文明的政府和公平的社会环境。至少那些居民日常生活中需要经常接触的部门，已经变得更程序化更友好。这个过程中也有技术的帮助。电子化和互联网化，将很多政府职能和手续，从琐碎的人情关系和权力中剥离开来。
如今，这种转变是否还在继续是让人怀疑的。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公权力正在重新扩张，侵蚀原本自由的社会空间。两个著名的案件也许很好的展现了这一点。
2003年，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的孙志刚，在广州出门上网时，由于未办理暂住证亦未携带身份证，被送外派出所，又被关进收容站。之后被发现在一家收治收容人员的医院内死亡。许多媒体详细报导了此一事件，并曝光了许多同一性质的案件，在社会上掀起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引发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反思和抨击，并发展为违宪审查机制的讨论。先后有8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就此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最终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
另一起案例发生于201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并在北京工作的雷洋，因涉嫌购买性服务，被警方拘捕，并在拘捕过程中意外死亡。这一事件迅速在网上发酵。面对来自家属和人大校友的质疑，警方从未给出满意的解释。多个当时可以看到案发现场的摄像头莫名损坏，警方亦称没有佩戴按规定出警时必须全程使用的警录仪。最终涉案的警方人员竟未被起诉，仅仅被处以行政性处分。雷洋的家属和律师在网络上被禁言，相关报导被删除。人大校友在发出的公开信中写道：“雷洋的死绝非意外，而是一场系统性的悲剧。我们呼吁最高权力机关展开对雷洋死因的独立、公正调查，我们要求严惩肇事凶手、彻底整顿约束公安纪律，我们要得到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城市秩序。”这封公开信当然也很快在墙内消失。整个事件也迅速被遗忘。
这两件事明确的说明了改革开放的转向。在2003年，这个国家还在走向开放，人们相信自由、公正和公平的社会环境正在到来。在媒体、社会力量和和学者的关注下，政府回应社会声音的方式是制度的改革和对公权的限制。
在2016年，权力不再妥协。当事人的家属被威胁，网络上的声音被屏蔽和删除。政府用管控、强权和操纵回应民众的诉求。
数字极权主义，看不见的圆形全景式监狱
在当下中国，公权力的扩张已经是再明确不过的趋势。这种扩张的一种明确表现是权力对私人领域的入侵和对公民行为的监控。作为世界上摄像头最多的国家（这些摄像头还逐渐接入了人脸识别和步态识别之类的智能算法），政府监视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机场、火车站和汽车站都装备了人脸识别系统，酒店会记录每位顾客的身份，政府了解每一个人的行踪。据称一些行人甚至在公共场所被检查手机，在权力面前，公民根本没有保有隐私的权利。
如果这些在中国已经习以为常，一项正在到来的全民监管技术则更让人担忧。这套“社会信用体系”正在多个城市试点，并将在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投入使用。这套系统会收集每个公民、企业、组织的大量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给出信用评分。对于公民而言这些信息包括财务状况、教育、医疗、购物记录、出行记录、交通违章、住房信息、配偶子女信息……等等。获得更高信用分的公民将会在很多方面获得优势，比如更低息的贷款，更容易被好大学录取，更快速的职业晋升通道等等。相反，信用分较低的人群在这些领域会面临困难。那些信用分最低的人很可能会被排除在社会之外。
这套系统已经开始部分发挥作用：政府用它来惩罚失信的被执行人，也就是俗称的“老赖”。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站上的数字显示，超过1800万人被禁止坐飞机，550万人无法购买高铁车票。用政府的话说，这是为了“使收信者处处收益，失信者寸步难行”。
政府建立信用系统的目的，显然不仅仅在于限制“老赖”。事实上，它的真正潜力，在于成为一套全民管理和规训系统。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边沁所说的圆形全景监狱。这种监狱由一个中心的监视塔楼和四周环绕的牢房构成。塔楼上的管理人员可以随时监控所有犯人的状态。而犯人无法得知中央塔楼的状况，因而只能时刻处于可能被监控的怀疑中。在当下的语境中，这座塔楼被以机器学习算法和大数据为依托的技术手段代替了，它赋予了权力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对公民的每一个细小行为进行管理的可能。很多人用“1984”来形容中国当下和未来的境况，如果中国真的是“1984”，那它至少是一个升级版的“1984”。
中国政府试图建立这样的管控系统，并不让人惊讶。让人惊讶的是，这些监控措施在中国并没有遭到有效的反对。很多中国人甚至主动为这套系统辩护。这里面有多个层次的原因。
首先，在政府史无前例的言论控制机器的操纵下，反对的声音基本无法发出，或者在发出后迅速被滤除，只留下宣传结构的精心引导。多数人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其次，面对中国社会当前的现实环境，这些措施在逻辑上有一种似是而非的合理性。在社会制度不合理，保障不完善，民众普遍普遍缺乏安全感的当下，很多人确实在心理上需要一个强力的监管者和高高在上的权威，来保证整个社会的良序。这些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大多数社会负面现象并非由于权力的缺失，而是由于权力的泛滥和不受监管。再次，中国人从出生到成长的整个生命历程基本是在共产党的宣传和规训下进行的。这些规训不仅存在于官方宣传口径，而是深刻的渗入日常话语体系和生活细节。这造成国人普遍缺乏独立思维判断能力，甚至部分人可能在心理结构上留下对外在权威的畸形依赖。
结语
在中国，巨大的转向已经发生，并且愈加明确起来。在一个所谓的21世纪的现代化中国，我们依然不能自由的言说，无法拥有自由思想的权利，无法获得私有财产和人身安全上的充分保障，甚至连古拉格这种怪物也已经复现。
在时代潮流面前，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他们甚至会被那种无力感所吞噬。但正是一个个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塑造了潮流 。实际上没有什么人会拯救我们，除了我们自己。这个世界最大的希望并非来源于某位神祗，亦非来源政治人物的施舍，它来源于我们自己。来源于我们选择守持的原则，我们对于更好的世界的希冀 ，和我们付出的实际行动。
孔子在《论语》中说“富贵可期也，虽执鞭之士吾为之；富贵不可欺，从吾所好。”这也是我给同代人的建议：深刻的观察，冷静的思考，不要违背内心的基本原则。如果我们不能成为站出来发声和行动的人，至少我们不应成为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