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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林夏如:面对台湾的“高收入陷阱”,马英九和蔡英文的解方是否有效?

2018年地方选举当中,两岸政策的分歧、守护台湾主权等议题都不是重点,但选举结果提醒了领导者:人们关注著政策的制订与设计是否完整,还有执行是否彻底。

今日的台湾已经无法和那些具有廉价劳动成本的国家竞争,因此,经济成长开始趋缓,工资水准更是停滞多年未成长。台湾已经进入了所谓的“高收入陷阱”。

今日的台湾已经无法和那些具有廉价劳动成本的国家竞争,因此,经济成长开始趋缓,工资水准更是停滞多年未成长。台湾已经进入了所谓的“高收入陷阱”。摄:Billy H.C. Kwok/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刊登于 2019-03-15

#林夏如#两岸经贸#读书时间

【编者按】:本文是全球经济专家林夏如教授的著作《台湾的中国两难:台湾认同下的两岸经贸困境》的“后记”部分。该书通过对台湾各界人士的访谈,来理解台湾的国族认同、经济利益和对外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解释两岸经济政策的变迁。该书由台湾“商周出版”出版,端传媒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此文。因篇幅所限,文字有所删减。

《台湾的中国两难:台湾认同下的两岸经贸困境》

作者:林夏如 
译者:陈方隅、林添贵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9/3

台湾的高收入陷阱

经过数十年惊人的经济快速成长时期,在中国刚开始对外开放后不久,台湾在三十年前就跻身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脱离“中等收入陷阱”并转型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过程中,台湾倚赖的是高附加价值的出口导向经济。然而,今日的台湾已经无法和那些具有廉价劳动成本的国家竞争,尤其当后者同样采取出口导向经济、集中资源发展劳力密集产业。因此,台湾的经济成长开始趋缓,工资水准更是停滞多年未成长。台湾已经进入了所谓的“高收入陷阱”。

台湾的经历和许多先进经济体所遇到的问题如出一辙,例如在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以及许多西方国家都是如此,它们各自陷入了形式各异但本质相同的高收入陷阱,经济成长陷入停滞。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了提振经济,采用了货币量化宽松的政策,让利率维持在低档,且持续超过十年之久。这一政策的后果就是所得不均恶化,资产膨胀,以及债务问题更加严重。在金融机构及其相关经济活动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经济“金融化”逐年加深的环境下,上述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台湾的家庭债务占GDP的比率已经高于多数的亚洲国家,所得不均的状况十多年来一直无法改善,而且大都市的房价已经涨到年轻人完全负担不起的程度。

基层劳工以及年轻人,是高收入陷阱当中受伤最重的人群。青年失业率在过去十年内一直比整体失业率高两到三倍。求职的困难以及无法负担的高房价,使得年轻人愈来愈晚婚,且愈来愈不愿意生小孩。在2010年,台湾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政府统计指出,整体人口即将在近年从高峰反转开始持续下降。同时,健全的健康照护体系导致社会人均寿命延长,加上“少子化”因素的影响,台湾的人口老化速度相当快,对社会福利体系以及退休保障体系都造成了庞大的负荷,增加了年轻人的负担。

马英九与蔡英文采取的不同解方

高收入陷阱当中的结构性经济问题是无法轻易解决的。日本是第一个进入高收入陷阱的亚洲国家,即使他们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而只有通货紧缩,但他们至今仍面对著经济成长停滞、人口老化以及债务过剩的问题。在台湾,马英九主政的八年期间,曾经做过一连串努力去处理这些结构性问题,但他的解方主要就是强调要和中国有更大规模的经济整合以刺激台湾经济,并且要维持两岸情势稳定。马总统重新确认九二共识的存在,并且在2015年11月——台湾总统大选之前——赴新加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然而,这些策略并没有取得直接的效果:台湾经济成长率在马政府最后两年掉到2%以下,而且与中国的贸易顺差在2015年降到十年来的最低点。在政治上,马英九所采取的策略则为国民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太阳花运动将与中国签订的《服贸协议》阻拦在立法院,而《服贸协议》又是马总统深化两岸整合的最重要环节之一;接下来,国民党在2014年的地方选举和2016大选当中皆以惨败收场。更糟的是,中国的经济状况也开始走下坡,因为中国开始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和美国开启的贸易战更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寄望中国能成为台湾经济成长的火车头也因此成了镜花水月。

在蔡英文胜选之后,她开始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处理高收入陷阱的问题。蔡总统的就职演说当中列举了许多经济上的挑战,并且宣布几个重要的经济计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新南向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让台湾的贸易和投资对象和来源更多元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转而加强与东协国家、南亚国家,以及纽澳的交流。这些“新南向国家”总共占了台湾对外贸易的五分之一强,人口总数加起来超过二十亿,而且其中三分之二是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市场潜力巨大。许多大陆的公司以及台商早已开始迁移,从人力昂贵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搬到内陆城市,或者将国际产业转移到新南向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成本较低,而经济成长的潜力较高。新南向政策旨在透过推动台湾经济产业升级以及增进与非邦交国的政治关系,来鼓励这样的迁移趋势。这个政策和李登辉总统推出的南进政策有所不同:新南向政策强调的是全面提升台湾与相关国家的各种关系,不只是在经贸方面,还包括了公众外交、交换学生计划,以及各种台湾所能提供的实务经验和援助,例如民主治理、公共卫生,以及妇女赋权等方面。新南向政策同时也鼓励接纳新移民,台湾目前移民有很高的比率是以新南向国家婚配的身分来台。

新南向政策旨在串联其他各项措施,好让台湾国际经贸关系更加多元化,其目标之一是要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欧巴马政府将《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视为一项重大的外交成就,因为它原本的设计就是要达成亚太地区十二个经济体之间的一个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而这是欧巴马政府“重返亚洲”以及“亚太再平衡”的重要环节。虽然台湾并不在十二个原始签署国之列,而且要达到《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严格条件、克服北京来势汹汹的各种阻挠都并非易事,但台北方面很希望在未来开放新会员国的谈判回合当中,可以受邀加入。然而,这个计划在川普政府上台后遭遇到很大的挫折。川普政府对自由贸易保持怀疑的态度,所以刚上任就撤回了对《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支持。不过,作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继任条约、除美国外十一国全数加入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仍带给台湾方面一丝希望。但是,中国方面无疑会阻碍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或其他任何国际组织及国际贸易条约,就算台湾当局承认九二共识,以及中国同时也加入该组织或协定都不见得可以避免中国的反对。更何况,台湾与美国和与日本之间都在农产品待遇问题上存在分歧,现在仍须说服日本及其领导的十一个协定成员国家让台湾加入未来的谈判回合,乃至成为协定成员,其中困难可想而知。

除了努力找寻新的经济伙伴之外,蔡英文政府还实行了多项国内政治的改革措施来因应高收入陷阱的困境。为了减少未来世代沉重的福利负担,蔡英文把大部分的政治资本投入在军公教人员的年金改革。这样的改革有其必要,因为不管是军公教人员的退休基金或者是私部门的劳工退休基金,都将在二十年内破产。这种改革激起反对声浪并不意外,不过,反弹的程度及执行的困难都比预期中还要严重许多。

习近平如此高调的声明,意外地使蔡英文获得一个展现决心的机会。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讲话当中再次强调他的强硬立场,重申台湾必须要接受九二共识、寻求以“一国两制”为框架的国家统一方案,呼吁台湾人民直接与中国进行政治协商。习近平如此高调的声明,意外地使蔡英文获得一个展现决心的机会。此时的蔡英文才刚为地方选举败选负责而请辞民进党主席,同时也正面对党内许多要求她不要竞选连任的声浪。在习近平发言后,蔡英文马上发表了一个态度相当坚定的演说,强调“民主价值是台湾人民所珍惜的价值与生活方式”,她的支持度因此迅速反弹上升。在后续几天进行的民调显示,多数台湾人不接受“一国两制”也不接受“九二共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共识是跨党派的,即使是国民党、亲民党及泛蓝政党的支持者,和泛绿政党支持者一样,都反对一国两制的方案。

台湾认同的变与不变

习近平的演讲内容之所以带来这么大的反对声浪,其中一个原因是“台湾认同”已经达成共识,不管是在国家未来统独偏好或者是自我认同方面,在太阳花运动之后都维持在很稳定的高点,并没有受到北京方面的威胁利诱所影响而转向中国认同。从二十年前民调开始追纵的时候起,支持立即统一的比率从来没有超过个位数百分比。自我认同为“中国人”─同时也是最有可能支持统一─的人们,也已经有超过十年的时间维持在很低的个位数字百分比。不过,在台湾面临高收入陷阱之下,北京不断要求台湾承认九二共识并提供经济诱因,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了支持“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统一”的比率略为增加,同时自认为“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的比率稍微减少,而转向为“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双重认同。

本书的研究结论指出,台湾已经在国族认同方面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在两岸经济政策的选择上扬弃了极端的开放或限制选项,而往中间移动。在国族认同已趋于巩固的状况下,认同议题已不再是每一次公共辩论的焦点,而是成为了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理所当然的价值观。但是当认同受到外部威胁时,人们也会挺身而出来保护它。在近几次的选举当中,选民拒绝了那些被认为会威胁到台湾价值与认同的两岸政策。在2014和2016年的选举当中,选民对国民党的经济政策表达不满,尤其是反对让台湾变得过度依赖中国经济。然而,选民也同样期待领导者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台湾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因此,在2018年,民进党全面执政的两年之后,即使民进党全力支持著台湾认同,选民仍然对其内政治理方面的糟糕表现投下不赞同的票。这一系列选举的结果告诉我们,选民愈来愈不以国族认同为基础来决定投票取向,因为台湾认同是已巩固的共识,几乎所有候选人都称自己是台湾人,不会跟大众的态度过不去。

即使国族认同已趋向巩固、极端政策立场已不再受青睐,在可行的选项当中要达成共识仍然是很困难的,不管是在政策的制订或执行层面皆然。

这几场选举的结果也显示出,对任何一位领导者来说,要解决高收入陷阱都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本书的第二个研究假设也可以再次被证实:即使国族认同已趋向巩固、极端政策立场已不再受青睐,在可行的选项当中要达成共识仍然是很困难的,不管是在政策的制订或执行层面皆然。为了解决高收入陷阱,不同选项伴随著不同的利弊取舍,在重塑台湾经济与社会结构时,领导者必须做到减缓特定族群在这过程当中所受到的损失。尽管蔡政府成功地为台湾的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开拓了新的市场,2018年的选举结果对民进党造成戏剧化地大幅重挫,如同国民党两年前所遭受的经历。选民对政党偏好的快速转变,从国民党到民进党再转投回国民党,反映出人们对政党的认同愈来愈低。在“2019国家安全调查”当中,超过半数的选民并不认同两大党。2018年地方选举当中,两岸政策的分歧、守护台湾主权等议题都不是重点,但选举结果提醒了领导者:人们关注著政策的制订与设计是否完整,还有执行是否彻底。

(林夏如,台湾政治学家和投资银行家,目前正在研究东亚的高收入陷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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