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佘达明:从医疗系统角度看,香港公立医院压力爆表,谁该负责?

过去20年,香港医疗的压力点基本上在急症室、儿科、内科及老人科。随着人口的老化,压力点的压力只会有增无减。

一位市民步入伊莉沙伯医院的急诊室。

一位市民步入伊莉沙伯医院的急诊室。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刊登于 2019-02-11

#香港医疗#佘达明#评论

【编按】:年前,香港的流感季再度来临,公立医院病患急增,医护人员也压力爆煲(爆表)。舆论每每出现针锋相对的争论,经典的论调包括批评拿单程证来香港的新移民(病患)太多、医师人手不足、应该多争取外来医生来港等。实际上,香港推行医疗改革已有20年,牵连甚广,因其不仅涉及医患比问题,还包括医疗资源分配、人口结构变化、融资问题等,难以一蹴而就。

本文切入的角度是香港自身医疗系统存在的弊病,我们希望从此文入手,与读者共同关注“医疗”这个世界各地都看重的社保制度,在香港遭遇的结构性、制度性困境。本文原刊于《明报》2月8日版,端传媒获作者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端传媒重拟,《明报》原标题为“医管局自编自导自演的医疗爆煲”,内文小标题亦为《明报》编辑所加。

每年冬天的流感高峰期,公立医院的急诊室及急症病房一定爆满,医护人员疲于奔命,病人亦苦不堪言。今年,护士及医生分别举行集会表示不满,希望政府增加资源,减轻工作的负荷。

可是,是不是整间医院,全院医生都忙得这么惨情?其实每间急症医院都有压力点,过去20年,香港医疗的压力点基本上在急症室、儿科、内科及老人科。随着人口的老化,压力点的压力只会有增无减。

医管局自编自导自演

医管局过去10年没有理顺资源及调整足够的人手至压力点,管理的墨守成规,导致急症室及内科人手紧张,病房陷于崩溃的边缘,这全是管理层无视香港医疗的压力点,增加的资源没有用在压力点上。

过去10年,政府给医管局大幅增加拨款,从2010年度327亿元增至2018年度的641亿元,增幅接近一倍(96%)。政府确实在财务上大力支持香港的公共医疗。

医管局的医护人数一直增加。医生人数从2008年的5058升至2018年的6336,增幅达25%。而过去18年公立医院的入院人数及专科门诊人数,却没有相应的增长。可是公立医院爆满、前线医生疲于奔命的情况历歴在目,这是什么原因呢?

宏观的数据分析,会发现过去10年专科医生增加了1000人(44%),至约3500人,但前线医生(受训医生巡房俗称“耕田”)过去10年却没有增长,维持2300人左右。而其中在急症室、儿科、内科及老人科的1000多名前线医生,及其上一级的专科医生,更身在全港医疗的压力点、前线中的最前线(不是医生不足够,是在压力点“耕田”的医生不足够)。增加的1000名医生,过去10年没有调度支援压力点。随着人口的急剧老化及公民权利的进一步提高,公立医院压力点的前线医生实在水深火热、举步维艰。

微观地细看压力点的专科,在大医院的内科部门,除外派医生外(40名,包括老人外展队、复康医院等),过去10年在内科急症病房的医生人手没有增加。伊利沙伯医院10年前有90人,10年后仍然是90人。压力点完全没有处理,压力点过了20年还是压力点,这是什么管理?

医管局过去10年没有理顺资源及调整足够的人手至压力点,管理的墨守成规,导致急症室及内科人手紧张,病房陷于崩溃的边缘,这全是管理层无视香港医疗的压力点,增加的资源没有用在压力点上(有部分成了管理人员的薪酬和花红),结果成为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

在公立医院病房当值的医生。
在公立医院病房当值的医生。

医生不足的谬误

所谓香港医生不足,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真实是“公立医院压力点”的医生不足。而香港私家医生明显是过多。

香港现有约1.4万个医生,政府占了6000多人,私家占了7000多人,而其中3000多个是普通科医生、3000多个是专科医生,许多是顾问医生级和教授级的,也有为了逃离公立医院压力点的新晋专科医生。

所谓的公私营医疗失衡,主要是指公立医院以香港45%的公立医院医生(6300多人)去照顾约九成的香港病人,而私家医生约7000多人(55%)照顾一成的香港病人。这个失衡情况,过去20年没有改善。

所谓香港医生不足,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真实是“公立医院压力点”的医生不足。而香港私家医生明显是过多。以所照顾的人口计算比例,大约是每1000人有10.7个私家医生,这数字实际上比西方国家好得多。由于香港地小人多,医生的密度亦是世界上最高的,平均每平方公里有12.9个医生。英国是每平方公里0.52个医生。

最近很多言论说香港医疗爆煲是因为香港医生不够,鼓吹英联邦国家医生可以免试来港行医;亦有埋怨香港的人口政策,医疗系统负荷不了多出来港的每天150个内地人口。

现行香港对外地来港行医的医生非常宽松,主要有两个渠道:(1)外地医生只要获得医管局或两间大学聘任,可免试在香港执业;(2)考获医务委员会的执照考试,亦可以在香港行医。

基本上,自回归以来,不单止是英联邦,世界各地来港执业的医生,只要得到医管局或两间大学医学院的聘请,都能够顺利免试在所聘任的医院行医。过去几年,医管局一共聘请了39位英国的初级医生免试来政府医院工作;医管局还一直继续聘请。据说每年申报来港工作的英联邦医生,约九成申请不符医管局的最低聘用标准(见陈沛然议员的资料,2015年有40位英国医生申请,医管局拒绝了35位)。这些外地训练的医生,主要是官二代、富二代或医二代,即使医管局拒绝聘请,也希望用其他省力的途径回流。

香港现行医务委员会执照试及格率相当高,英国回来的及格率平均是50%至55%。及格率偏低通常是美国和中国大陆回来的医生,因为两地与英联邦的医学训练制度截然不同。

故此,现在的呼声,有医管局前主席、有行政会议成员,建议香港引入英联邦低于医管局的最低聘用水平的医生来香港,又如何能帮助香港的公营医疗?他们回来真的会在艰难的环境工作?香港社会难道对医生只要求数字,而不要求质素?这是为求达标不惜倒退的做法,只会进一步降低香港的医疗水平。

亦有在新界区工作的医生大呼控制外来人口,改变香港的人口政策以减少对公共医疗的负荷;还建议引入英联邦医生。可惜只有立场,并没有新来港人口对香港的利益与福利负担的资料及分析,没有考量英联邦医生回来是否有能力在公立医院工作。纯是政治立场的表述,并没有针对问题核心。

改善公私营失衡完全失败

计划基本上是失败的,医管局没有目标及策略要分流多少病人去私人市场,结果官僚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自1999年推出的《哈佛报告书》以来,公私营协作计划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解决办法;另一个就是医疗融资计划。

公私营协作计划推行多年,包括普通科门诊、耀眼行动、大肠癌筛查计划等等。主要的普通科协作计划,希望将稳定的长期病患者安排至私家普通科医生跟进。计划基本上是失败的,医管局没有目标及策略要分流多少病人去私人市场,结果官僚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医管局最后分流不到0.1%的病人至私家医生,沦为公私营医疗的笑柄。这是典型官僚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长者医疗券的设立,亦是希望可以鼓励长者多利用私家医生医治轻微疾病如头晕身热、伤风感冒等病症,避免使用急症室,亦可用于疾病预防。推行10年,由于过分宽松,长者医疗券已经偏离设立的初心,沦为眼镜公司、海味商及其他辅助医疗所争夺的市场。

笔者有五大建议:(1)医管局应该改善管理,大幅增加压力点的人手,不但要增加前线人手,上级还要减少管理会议;(2)增加前线医护人员薪酬及超时津贴,加强前线人员的士气及减少流失率;(3)公私营协作计划要订立目标,以有效分流病人;(4)优化长者医疗券,如伤风感冒券,确保所有资源能有效使用,从而减少急症医院的压力;(5)公立医院停止为私家症服务,确保所有医护人员全力支援前线工作。

(佘达明,香港医学会会董;文章资料参考自报章报导、陈沛然议员及林哲玄医师)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