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查良镛）的逝世，带来全球华人集体的文化追忆。他笔下的武侠世界没有边界，风行两岸三地超过半世纪，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华文读者。“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成为绝唱。自从金庸逝世，相信不少朋友的社交媒体上已经充满铺天盖地的追忆文。
金庸的逝世也掀起政界和学界的一番讨论。这位《明报》的创办人，在主权移交的过渡期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提出的关于香港行政长官的“协调方案”为人诟病。更有不少人批评查良镛是被中共统战的保守派。
诚然，我们今天绝大多数看到的对金庸的评价，是“死者为大”——文学贡献掩盖了政治上的争议。笔者不才，在这两方面不敢高谈阔论。作为香港流行文化研究者，笔者本文，与其说是在讲金庸，不如说是在讲香港流行文化及媒体发展在某个特定时期和金庸的奇妙结合。
没有香港媒体的突破精神，也许就没有今日金庸作品在跨媒体领域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