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怀念金庸的时候，是在怀念什麽？这问题及答案都有点曲折。对作为大众文化的武侠类型小说及电影，其所折射的集体欲望丶心愿丶记忆丶挫折与创伤，不能只作经典阅读式的文本分析，笔者尝试与当下现实对读，望能读解更多层次，以更好了解自身。
侠义
武侠小说现在真的少人看了，本来属於大众熟习的行文，现在已由於年轻一代不熟悉中国传统文化而变得疏远。以前读金庸太大众了，要批判地读；现在连引人读金庸都变成要绞尽脑汁的事了。
龚鹏程早已在《侠的精神与文化史论》中考证分析，许多古书中“侠”一词，都未必必然指向正面质素，比如董卓就以交流广阔称“健侠知名”（见《後汉书》）。“侠”也有抢劫行旅的，也有淫掳妇女的，甚至有贩卖人口的“侠”，不一而足。《史记．游侠列传》中为“侠”定下一个不走正规但重承诺丶轻生死的正面形象，重点在“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这是司马迁“遭李陵之难，交游莫救，身坐法困，故感游侠之义，其辞多激”（董份，见《史记评林》）困顿之下的文学想像，份外有力——司马迁带着个人处境与文学想像为本“不入流”的“侠”赋予价值崇高感，跟随对当下处境的感受和理解，一再诠释出新意义。乃至於近代新派武侠小说中的“侠”，也多尊《史记》为宗，同样包含当下的折射。
论到“侠”，“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是郭靖：郭靖小时要去告诉拖雷有老虎来，韩小莹问他怕不怕老虎连他也吃了，郭靖说“我怕”，韩小莹问他还去不去，郭靖说“我去。”这一点重兄弟情谊丶不怕危险的纯朴侠义之心，长成将来守襄阳至城破以身殉的结局，是一条笔直的大侠之路，本是当年要把“任侠”提升到国民层次的意思。
然而金庸小说中另一更受欢迎的侠客形象却是令狐冲：他非常的“弱”，学得独孤九剑前，他一再出於侠义，抱打不平挺身挑战武功比自己高的高手，以致身受重伤；後来又因体内有桃谷六仙的真气乱走而饱受煎熬（窃以为这是一个人愈加年长，被多种不同价值观冲击而有内在混乱不能行动的隐喻），在小说中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身受重伤的“不满血”状态，呼应小说着重描写一统江湖的野心与阴谋之沉重丶个人无力扭转大局的主题。令狐冲丶仪琳丶蓝凤凰等形象，幽默不羁丶天真烂漫丶我行我素，又是政治权斗刀光剑影之下令人爱惜的真性情——借助於西方荷里活及名着等文化资源，金庸写出了这些个人化的笔触，突破了传统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惯性直线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