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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ie ，其实......我是难民，我正在往德国移动的路途上，希望你不要和青旅的其他人提起，明天我就要启程，拜托你为我祈祷。”
他是海森，我在雅典认识的第一个伊朗朋友。也许因为此行的目的是于难民庇护所中工作，所以在交流的过程中总会提起我为何而来，因而在来来去去的旅人中获取他的信任，但海森语毕后眼神仍闪烁著不安，进而下意识地直敲打著啤酒酒瓶，借此纾缓坦言后还未得到回应的紧张感。
当下脑袋里立即浮现的念头，并非设法效仿沃夫冈‧鲍尔于《逃难吧···》中冒著可能葬身地中海的危险，乔装成叙利亚难民，将生命的主控权交付于人蛇组织；也不是兀自忆起关于巴尔干路线的论述乃至都柏林公约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而是双手合十无声地乞求。那是我待在希腊的第三个夜晚，世界各地的口音在天台上错综嘈杂地交谈，英文不大流利，坐在大伙儿中却不常开口搭话的海森与唯一亚洲面孔的我，在这当下，显得格外宁静。
谈起出走，他时而愤慨激昂地谴责政府的失能，时而面露无助难耐，无止尽的等待叫人心发慌。他的哥哥与姊姊于十年前分别前往加拿大与德国定居，好朋友也于几年前成功到达爱尔兰展开新生活，但重点并不在欣羡他人重启人生扉页，而是看不见的未来。
伊朗的自然资源丰富，石化产品等出口占其总出口量的八成，收益占政府的过半收入，但由于政局不稳定加上今年五月美国片面退出核子协议并再次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使得伊朗经济危机可能更加严峻，失业率截至2018年七月为止达12%，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28.4%。“我在伊朗工作，一个月根本赚不到100欧元，很多的青年失业，就算我是电子工程师的专业，在这里一切都不管用。”
现在的人生像一场赌博，我不晓得我赌对还是错的一塌糊涂，也无从辨认，只能一直祈祷。
海森透过家人给的联络资料联系在希腊的黑手党（mafia）开始这段旅程，从伊朗徒步跨越伊土边界并到达指定地点，等待坐船横渡爱琴海，再持续步行三天三夜到达雅典，一路上休憩的地点就在广陌的森林里，十几个人的队伍企图掩人耳目。说到这里，海森仰视雅典的夜，任凭星辉耀眼地直射眼底，而即使类似的故事我已于各式管道阅读过不下数次，我仍不由得暂时打断他并拨开重重人群向法国友人再要了瓶啤酒，以压压心头不断涌动翻腾的情绪。
从伊朗启程前，他们就必须付清所有的偷渡费用，但谁也不能保证他们能顺利抵达最终目的地。
“从伊朗到希腊，我付了3000欧，希腊到德国4000欧，但其实实际上比这个数目来得多，我到希腊的过程中遇到了点困难，那使我必须掏出钱解决问题。”海森一边说著，我一边敲打著计算机，看见折合台币25万元的数字时惊讶得合不拢嘴，他见我如此表情也不禁笑出声，仿佛我的反应是他此趟旅程中最单纯的风景。
事实上，欧盟与土耳其早在2016年3月18日达成协议，所有企图从土耳其偷渡到希腊的难民，如果不符合收容资格，将一律被遣返土耳其，遣返费用将由欧盟承担，且欧盟每遣返一名叙利亚难民到土耳其，就要从土耳其接收一名叙利亚难民，做法是鼓励难民通过正式途径申请庇护，减少经海路偷渡酿成悲剧。另外，德国目前的难民救助与移民政策上，对于叙利亚难民、伊拉克基督徒、库德族雅迪兹人等有相对简化与宽松的庇护申请程序，但加上极右政党如德国另类选择党（AfD）打著反难民、移民的口号崛起，伴随著持续攀升的支持率，使得难民议题在德国国内亦是一番硬仗。复杂情势使我隐隐地忧虑真实身份为伊朗籍的海森，在国际协议与国内的政策协商之下，他的位置又在哪里呢。
两天后，海森传了封信息给我，问我还在不在青旅，他拿著假护照通关失败了，得再回雅典待著，等待人蛇接应人给下一次的通知。“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去德国，现在的人生像一场赌博，我不晓得我赌对还是错的一塌糊涂，也无从辨认，只能一直祈祷。”
而这次我没有祈祷，只是面无表情地坐看远方偌大将尽的夕阳把天空渲染成粉橘色的渐层，映著座落在另一方位的卫城。等待我们的，是将近的长夜，还是更美好的明天。脑袋嗡嗡作响，迄今已回到台湾的我，心里仍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