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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当男权社会撞上女权问题

女议员被取消当选,演艺界女性被口诛笔伐,“女性地位”这个边缘话题,再次搅动伊朗社会。

特约撰稿人 韩静仪 发自德黑兰

刊登于 2016-08-12

伊朗妇人披上属于黑色头巾和罩袍在街道上走过。
伊朗妇人披上属于黑色头巾和罩袍在街道上走过。

伊朗不久前迎来第十届议会选举,其中一名女性候选人当选后,却被取消议员资格。新闻爆出后,正忙于抗议经济不景气的伊朗人民纷纷放下手中的标语,无论男女老少都开始刷起手机来,争相发表自己对“选举筛选”的观点。

相似的是,香港本土民主前线政党成员梁天琦,本月2号被选管会选举主任确定立法会议员候选人提名无效。有评论指他遭到“伊朗式封杀”。这个说法出自2014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之口,2017年香港政改方案在2014年出炉后,彭定康曾在《金融时报》撰文,批评中国人大的“审查与伊朗的制度几乎一样”。

频频被拿来与香港政治现实作对比的伊朗,国内不乏对本次取消女议员资格的批评。

“看看吧!看看我们的国家又对我们女性做了什么!现在是时候重塑伊朗女性的社会地位了,我们已经沉默了太久!”在女政客被取消议员资格的新闻下,一位女性网友S评论道。在男权至上的伊斯兰社会,S的回复不出意外地遭到了数名男性网友的激烈抨击,“在伊朗女性的权力还不够大吗?你真应该感谢真主!至少你还能自己开车出门!还能上班工作!”、“向你穿罩袍的妈妈多学学吧!”……

女议员遭除名引爆伊朗社会热议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五月初,伊朗第十届议会成员名单正式出炉。在改革派议员大会的会场,人们互相庆祝胜利,而女政客米诺·哈雷吉(Minoo Khaleghi)却满脸严肃,与周围谈笑风生的议员们形成鲜明对比。

哈雷吉正是这场“女性问题大讨论”的重磅起因。圆脸庞,淡粧,眼镜后一双犀利的眼睛。黑外套,黑头巾,袖口处绣着一朵绽放的鲜花,知性和严肃是哈雷吉带给伊朗选民的第一印象,这与她的家庭背景密不可分。哈雷吉今年31岁,出生于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哥哥纳赛尔·哈雷吉曾担任伊朗劳动和社会事务部部长,父亲则是伊斯法罕大学的退休教授。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她,还是一名积极的环保人士和女权主义者,也是改革派成员。

优越的家庭条件,使哈雷吉比常人拥有更厚实的从政资本。

在今年2月26日举行的伊朗伊斯兰议会选举中,哈雷吉获得28.8%的高支持率,位列伊斯法罕选区第三位。出身名门,又是本届议会最年轻的当选议员,哈雷吉原本应该有着光明的政治前景;可是,来自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的一封拒信,却将她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伊朗伊斯兰议会选举中被取消资格的女政客米诺·哈雷吉。
伊朗伊斯兰议会选举中被取消资格的女政客米诺·哈雷吉。

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

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由最高领袖指派的六名高阶伊斯兰教士,以及由最高法院提名、伊斯兰议会批准的六名法学家组成。宪法监护委员会在伊朗享有极大的政治权力,不仅负责裁定议会所通过的法案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法和伊朗宪法,还有权审查总统、议会等所有重要选举中的候选人资格。候选人只要被视为对伊斯兰政权的稳定构成威胁,或被查处曾做出过不符合伊斯兰教精神的行为举止,都将被取消竞选资格。

对于取消哈雷吉的议员资格,宪法监护委员会并没有给出公开解释,大多数伊朗媒体认为,这极有可能与哈雷吉“不当的”个人行为有关。据传闻,哈雷吉之前在国外旅行时,未遵守穆斯林女性着装规范,并与陌生男子握手。这段“黑历史”显然成为了她从政之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我不理解宪监会为什么要这么做,现在许多伊朗女性出国都不戴头巾;与外国男性礼节性地握手,我也不认为有什么大错。如果我们要求所有进入伊朗的外国女性入乡随俗,并按照伊斯兰教规的要求佩戴头巾的话,伊朗女性在外国是否也应入乡随俗呢?”24岁的法蒂玛是德黑兰大学法律系研究生,她坚定地表示自己站在哈雷吉这一方。随着伊朗与西方的联系愈加密切,相比于国内较为封闭保守的宗教文化,像法蒂玛一样的伊朗年轻人们更崇尚自由、开放和民主的西方文化。

我信仰真主,他无时无刻不在我心中。但我也有选择穿着或个人行为的权利与自由,在国外戴不戴头巾与我是不是合格的穆斯林,这完全是两码事情。

32岁的女权主义者蕾莉在德黑兰一个专门为女性维权的组织从事志愿工作,她与法蒂玛的看法不尽相同,“这不仅是一个伊斯兰教法上是否合规的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女性议题。在我们的议会中,公开辱骂女性的男性议员可以免于责罚,品行淑庄的女性议员却要蒙受不白之冤。我们的社会一直对女性不公平,可怜的米诺就这样成为了派别政治的牺牲品。”

此话并非虚言。本届议会选举期间,伊朗北部城市乌鲁米耶的一名男性议员就在获选后的公开演讲中大放厥词:“议会是男人的议会,不欢迎女性、幼童、狐狸和驴。”在伊朗传统文化的意象中,狐狸象征着奸诈、狡猾之人;而驴则象征着愚蠢、笨拙的人。公演讲视频在伊朗社交网络上流传甚广,引发了广大女性的抗议和反对,女性议员们联名向内政部提出严正交涉,敦促他公开道歉,并要求内政部取消其议员资格,但最终不了了之。

 一名伊朗妇人在油站为车子加油。
一名伊朗妇人在油站为车子加油。

女性提升地位“东风” 来得快,去的也快

由于受伊斯兰传统下的家庭与社会关系影响,男性在家庭中占据权力主导地位,在社会各个领域也呈支配现象,女性地位始终处于下风。这种不平等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全面“宗教化”的伊朗社会更为明显,女性被局限于家庭关系之中,其社会地位正不断遭受冲击和质疑。在如此不利的社会环境下,伊朗女性进入政坛自然是困难重重,不仅需要过硬的自身条件,更需要“借助东风”。

在伊朗“教法学家治国”的政治体制下,只有坚守传统家庭观念、宗教虔诚的女性,才能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的审查,获得议员的参选资格。成功进入议会的女性议员,也往往或是依附于某个政党的支持,或是依靠家族名声和势力;对于独立候选人来说,想要赢得选举是十分困难的。

在属于改革派的前总统哈塔米执政时期的第五、六届议会(1996-2004),女性议员较为活跃,提出并审议通过了多项改善伊朗女性社会地位的法案。直到保守派标志性人物——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上台后,由于男权强硬宗教势力的反弹和排挤,伊朗女性议员锐减,初见成效的女权运动也再次陷入低潮。

今年伊朗日趋宽松的政治形势,实打实地为女性候选人们吹来了“东风”。伊核谈判取得成果,协议正式进入执行阶段,相关制裁得以解除,政府民意支持率猛增,鲁哈尼总统在电视讲话中高呼伊朗的“黄金时代”即将来临。改革派政府取得的外交成就为2月份的两会选举成功造势,奠定了在这届议会中改革派议员人数的重大突破。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统计,在第十届议会的290个席位中,改革派获得了120席,而女性议员人数也创造了史上新高,包括哈雷吉在内,入选的女性议员一共有18名,占议员总人数的比例首次达到了6.2%。自伊朗建国以来的十届议会里,女性议员的比例平均仅为3.4%。

凭借改革派女性议员的身份,哈雷吉不仅成功为改革派在本次选举中吸引了大量的女性选票,更被视作鲁哈尼政府“政治民主化”的成功标志,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此番被取消资格,不仅民众议论纷纷,就连伊朗高层也罕见地对此发声。

曾担任第六届议会选举委员会主任的穆尔托萨·穆巴勒格认为,宪法监护委员会在议会选举已全部结束后,取消一名已经成功获选议员的竞选资格,并认定其获得的选票无效,在伊朗尚属首例,同时将成为伊朗选举制度中一个危险的先例,“试想,如果这次宪法监护委员会有权取消一名已经获选议员的资格,那么将来他们就有权取消一名已经获选总统的资格!全国所有选民,尤其是那些投票给哈雷吉的伊斯法罕选民,都有权要求宪法监护委员会给予一个合理解释。”

哈雷吉的境遇甚至引起了伊朗总统鲁哈尼的关注。在议会选举结束后的一次电视讲话上,鲁哈尼总统公开宣布,“第十届议会中的女性议员人数创下历史记录,达到了18人之多。”这一数字将哈雷吉计算在内,被媒体视为鲁哈尼对“哈雷吉事件”的支援。由鲁哈尼总统主持的改革派议员大会和晚宴,哈雷吉也被邀请出席。

至于宪法监护委员会为何要在此时突然宣布取消哈雷吉的议员资格,相关人士猜测,由于改革派在本轮议会选举中取得了突破,保守派为树立“教法学家”的威信,选择哈雷吉“杀鸡儆猴”。

对于保守势力来说,哈雷吉既是女性又是改革派成员,取消她的议员资格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震慑效果,丝毫不亚于革命领袖的一场演讲。

“政治的游戏绝不应该以牺牲女性应有的权益为前提。党派斗争与我们无关,我只关心我们女性能实实在在从这场选举中得到些什么。”女权人士蕾莉显得有些忿忿不平,“缺乏应有的政治权力与话语权,这才是女性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伊朗女警对一位年轻女子的衣服和发型作出警告。
伊朗女警对一位年轻女子的衣服和发型作出警告。

“我是女性 我要为自己发声”

在全球政坛女性崛起的当下,伊朗却“开倒车”,不止女性政客被取消资格,女星、女模特也相继“遭殃”,让女性地位问题再度成为伊朗国内热议的焦点。

因为在Instagram上发布没戴头巾的照片,8名伊朗女模特在伊朗道德警察打击“非伊斯兰行为”的一次行动中被逮捕。她们以“行为不符合伊斯兰教义”、“宣扬西方滥交文化”的罪名被诉至法庭,并被强制要求在公众面前“认罪”。 如果说政治对于普通人来说太过遥远,那么晒自拍和用Instagram等社交软件对于现代伊朗女性,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则完全是家常便饭。“夏天上街戴头巾已经让人够受的,难道在自己家里自拍我还要戴头巾吗?连这点选择的自由我们都没有了吗?我认为这简直不可理喻!”玛尔珍为女模特们不平,更为伊朗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感到伤心,“伊朗女人就像笼中鸟,被囚禁、被控制、被欣赏。”

另一方面,被西方誉为伊朗的“娜塔莉·波特曼”、在华人圈享有伊朗“汤唯”之称的女明星塔拉内·阿里杜丝媞,也因为自己的女权立场,陷入网友的口诛笔伐。

与“制裁”、“经济”、“西方”这些近年来火热的关键词相比,“女性问题”在革命后的伊朗社会一直处于边缘地带。 塔拉内是伊朗八零一代女性影星的领衔人物。今年,由她主演的电影《推销员》刚刚在戛纳电影节上摘获两项大奖。在回国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她不经意间露出了左手前臂上“女权之拳”的纹身。这一纹身符号起源于一九六零至七零年代,与黑人平权运动同步兴起,许多人将之与“激进女权”画上等号。

伊朗八零一代女性影星塔拉内·阿里杜丝媞。
伊朗八零一代女性影星塔拉内·阿里杜丝媞。

面对指责与猜测,塔拉内并未做过多解释,只是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置顶了一句话:“各位请保持镇静,是的,我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并转贴了自己Instagram账号里关于女权定义的一张照片。

塔拉内认为,女权主义指的是追求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中的男女平权,并不等同于“反男性”“反家庭”,而是意味着每个人都能不被性别所限,并有权作为个体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女权主义被强行抹黑化的伊朗社会,塔拉内公开自己的立场十分勇敢而又充满风险,因为这极有可能触怒伊朗文化界的上层,遭致保守势力的打压排挤。2014年,塔拉内的前辈、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一次别离》的女主角蕾拉·哈塔米,就因在戛纳电影节上与电影节主席行贴面礼,遭到国内舆论一致谴责,几乎遭到封杀,最后不得不公开致歉。

大多数网友都严厉地抨击塔拉内,认为她的观点有致命逻辑错误,那就是——反伊斯兰。“塔拉内女士,如果你需要重新学习伊斯兰教精神的话,我随时可以给你提供网址。”更有人仿照塔拉内置顶推特的语气调侃道:“各位请保持镇静,是的,我将进入埃文监狱(伊朗著名政治监狱)了。”

在反对塔拉内的人中,女性亦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目前伊朗许多较为保守的女性,仍坚守着伊斯兰社会“男权至上”的传统观点。53岁的萨哈尔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伊朗妇女,在她结婚的第二年,就曾劝说丈夫按照伊斯兰教的规矩迎娶第二个妻子。她每日穿著已婚妇女的黑色头巾和罩袍,即使偶尔出门都要紧紧裹住罩袍,一缕头发也不露出。

望着迎面走来“装束不检点”的年轻姑娘,萨哈尔狠狠地瞪了一眼。在她看来,那些或是松垮地搭着头巾、露出头发,或是故意将衣袖卷至手肘、露出手臂的少女“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

这些恪守传统又顽固不化的伊朗女性,标榜自己一言一行才正确,女权主义者们追求的权利、自由与解放,在她们眼中是不敬、另类与反叛。她们和强硬派宗教势力朝野呼应,共同构成了伊朗女性平权运动的最大阻力。

不过也有网友写下支持的话:“如果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勇敢的话,伊朗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落后于西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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