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陈其南七月上任时，因为一句“故宫台湾化”在政坛及文化界引发争议。事实上，主要典藏来自中国大陆的台湾故宫博物院，和台湾本土政治势力的关系向来紧张。在民进党执政时，紧张关系更是突显。
类似“本土政权为什么要保存这些中国的文物”的问题，在台湾日益本土化的政治语境下，始终争议不休。但撇开政治语言上的攻防，这个议题在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时，进入政府服务的学者就曾经做过一番思辩。当时的思路是什么？故宫台北北院和嘉义南院定位上有什么差异？艺术史、博物馆学门的专业人士，又怎么看待处在台湾的故宫？“台湾化”的意义是什么？故宫能不能、要不要“台湾化”？对于这些问题，本文作者疏理了各方论述，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将南院定位为“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应当是当时国立故宫博物院的一个专业决定。说得更大胆一点，如果各项条件成熟，“亚洲艺术文化研究”方向或许是故宫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
国立故宫博物院建立南院，最初的目的是2000年民进党政权首次上台后，为求南北文化资源平衡，也为解决故宫长久以来展示空间不足的问题，由当时的院长杜正胜提出来的。选址在嘉义是当时政府的政策决定，与学术研究无关。政策是政治家在做，但博物馆本身也应该有专业学术研究或文化教育的愿景、定位及内容发展主体性。
将南院定位为“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应当是当时国立故宫博物院的一个专业决定，由杜院长，以及石守谦、林柏亭两位副院长定调。石守谦后来在2004年杜正胜改任教育部长时接任院长。这个决定，不论是从学术研究长程发展方向的角度，或是从台湾整体社会发展的角度，都可说是一个值得发展的方向。说得更大胆一点，如果各项条件成熟，“亚洲艺术文化研究”方向或许是故宫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
从学术发展来说，这是国立故宫博物院未来能够提升其学术发言权、帮助博物馆长远发展的可能方向。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以故宫北院的文物及原有艺术史研究为坚实基础，从亚洲文化艺术交流的新角度来重新诠释故宫文物，与此同时，扩张到文化史的研究，思考台湾在亚洲甚至世界中的位置，发展从台湾角度出发的亚洲艺术文化史研究。
若是更进一步思考，相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其在考古新材料、古建物复原陈设、出版、人才及研究品质方面不断提升），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要如何延续或调整原有的典藏及研究优势（过去一直以“中华文化守护者”、“中国艺术重要典藏”自居，借由展览、出版发声）？就与北京故宫发展方向区隔（或说竞争）的角度来说，国立故宫博物院选择亚洲艺术、文化交流，可能也是一个具有长程发展空间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