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南平原上一片面积70公顷，原本属于“台湾糖业公司”的甘蔗园，如今座落着一栋黑白相间的巨大建筑，它由建筑名家姚仁喜操刀，取法浓墨、飞白、渲染的中国传统书法意象。这概念正符合这幢建筑的身份：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
尽管磨刀霍霍的媒体在开幕前几天就抢先爆料，南院现场还是飞沙走石的工地。但故宫南院在2015年12月28日举行了落成开幕仪式，院方安排了原住民儿童合唱团和京剧表演，几位与南院无关的马英九政府的官员致词令台下昏沉。
最终完成的故宫南院，距离“他们”最初的规划，虽然并没有相差太远，但“他们”不是缺席典礼，就是被冷落在一旁。像是在陈水扁政府时期，最早提出故宫南院计划的前院长杜正胜；以及当时让嘉义从20个遴选点的激烈竞争中，打败台中西屯及高雄左营而胜出的前县长陈明文。
这场开幕仪式的前后细节，充满着台湾今昔对比的政治现实，也挑动了台湾社会最敏感的神经。
成龙赠物引争议，挨批文化统战
故宫南院开幕之初引发的最大争议，是具有中国政协委员身份的影星成龙致赠了圆明园的“十二生肖”兽首复制铜像作庭院装置。此举被一部分台湾学者和政治人物批评为“居心难测”的“文化统战”。
隔天下午，身着黑衣的陈仪庭和陈妙婷两人，爬上龙马铜像淋上鲜红油漆，同时在脸书高调宣示“反抗中华文化侵略，龙马泼漆行动”，表示自己“作为一个台湾人，决不接受文化侵略与殖民，不做文化上的中国人。”他们说，作为与台湾在地连结的故宫南院，庭院装置不该放上象征中国的圆明园兽首复制品，应该是黑熊、蓝鹊、狝猴等台湾本土意象。
这起抗议事件，完全展现了部分台湾人坚持的“台湾主体性”；面对这批铜兽首以及赠与人所结合的“中华/中国意象”时，那种被轻易挑起的刺痛感。
两次政党轮替的政治现实，故宫南院成了民进党政府提出，国民党政府修改计划后完成的妥协产物。15年的筹建过程中，充满政治角力的凿痕。
故宫南院的全名是“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分院”（ Southern Branch of National Palace Museum ），筹建总预算新台币109.34亿元（折合港币27.33亿元），定位为亚洲文化艺术博物馆的重要文化建设，强调以中华与亚洲文明的交流史角度，重新诠释故宫馆藏的文物。
这个定位，让南院处于两边意识形态皆不讨喜的尴尬位置。保留故宫原有中华概念的南院，台湾色彩不重而不为本土派人士所喜；以亚洲作为框架以致于稀释中华道统色彩的企图，在最初也不为“中华派”接受。正是故宫南院不中也不台的定位，使其成为蓝绿皆不爱的烫手山芋。
两次政党轮替的政治现实，故宫南院成了民进党政府提出，国民党政府修改计划后完成的妥协产物。15年的筹建过程中，充满政治角力的凿痕。
“如果两个中国造就两个故宫，那么南院和北院就是两个台湾。”着有《两个故宫的离合》一书、前朝日新闻台湾特派员野岛刚向端传媒记者分析。
作为一个热爱故宫的日本人，野岛刚多年研究、追踪及多次采访两岸故宫的重要人事，他以第三者的眼光、政治及外交角度，详尽拆解故宫如何因中华民国而诞生，又因大时代一分为二。他驻台期间也经历了南院的筹建过程，对其波折与台湾政治的关系了若指掌，书里多有着墨。
野岛刚认为，世界上的国家级博物馆不可避免具有国族建构的政治色彩，但故宫强烈的政治性格却相当罕见。台北与北京故宫成了两个中国的重要象征；到台湾后，故宫则回避不了台湾内部政治格局的变化。
故宫＝中华继承者正统性？
回溯故宫历史，1925年成立于北京紫禁城，由民国政府继承了清朝皇室收藏，归为国有开放公众。
1933年中日战争爆发，19621箱文物随着战事向西南大后方展开多次长途迁移。1945年二战结束后随即陷入国共内战，让蒋介石政府决定再精选3824箱精品运到台湾，暂存在台中雾峰北沟山洞里，直到1965年孙中山百岁冥诞纪念日，故宫在台北外双溪复院，并且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并，改名为国立故宫博物院。
虽无直接史料证明，但一般认为，蒋介石藉由故宫来建构中华继承者的正统性；1965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大肆破坏传统文物，故宫在台北的复院和论述，取得了时代的正当性。
但事实上，故宫南迁的文物仅四分之一来到台湾，大部分文物还是留在北京及南京，台北故宫拥有的算是有特色的精品，并不足以代表华夏文明的全部。惟“北京故宫是空壳，台北故宫保存了中华文化”这套论述，依旧深植在两岸华人、甚至是外国的中华文化爱好者心中。
根据前院长石守谦的研究，故宫文物在战火中大迁徙的戏剧性身世，更让这批国宝被神格化。“文物有灵”成了中华民族的信仰，也代表着中华民国的命脉所在。只是，这个道统随着台湾民主化而逐渐受到挑战，遂展开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解构过程。
1947年二二八事件族群冲突之后，台湾意识遭到压抑，蒋介石政权所代表的中华正统，在许多本省人心中成了高压的政治及文化霸权。经过五、六十年代的压迫，七十年代的松动，八十年代开始街头运动风起云涌，台湾社会伏流已久的本土意识开始对这两种霸权挑战；其中，“中华文化霸权”具体象征的故宫，就成为党外人士最直接的批判对象。面对强大社会压力，故宫也不得不作出调整。
（前故宫院长）杜正胜真正颠覆的，是以台湾为中心辐射出去的史观。这对习于从中国凝视台湾，作为中华民族文物守护者的老故宫，产生巨大冲击。
在故宫服务37年的现任院长冯明珠回忆，当年她刚进图书文献组不久，院长秦孝仪为了回应台湾社会，在任内举办系列的台湾档案史料展，呈现清康熙27年（1688年）台湾被纳入大清版图后的相关史料，并且花了8年时间，将清宫典藏的台湾史料编辑出版。
九十年代李登辉执政时期，透过国会改选、修宪、废省等政治改革，将中华民国实质台湾化，岛内的台湾意识高涨。2000年，台湾在众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完成了第一次政党轮替。扁政府任命的中国史学者杜正胜，成了第一任本省籍的故宫院长。这位学术界知名的中国上古史专家，上任后隔年，提出“故宫新世纪建设计划”，其中包含以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为概念的“南院筹建规划”。
他对故宫提出一连串的改革及主张，除了引进现代化博物馆管理及当代策展思维外，杜正胜真正颠覆的，是以台湾为中心辐射出去的史观。这对习于从中国凝视台湾，作为中华民族文物守护者的老故宫，产生巨大冲击。
诠释中华文化的新立足点
“我一直在思考，面对中华文化时，台湾的角色是什么？”南院开馆前一周，在中研院历史语言所的研究室里，被古书围绕的杜正胜向端传媒记者回忆15年前的初衷。
当时他一入主故宫，就邀集台湾史权威曹永和等学者，花3年筹备“福尔摩沙──十七世纪的台湾、荷兰与东亚”特展；以更宏观的海洋史及世界史视角来看台湾，其企图可见一斑。
对于故宫69万件文物，杜正胜的想法是可挑出其中非华夏文明而难以展示的收藏，以华夏文明与亚洲文明交流史的视野来策展，创造出另一种诠释中华文化的眼光，那是一种既身在其中又抽离的位置，是台湾独特的立足点。
一般人印象北京故宫是空壳，事实上台北故宫的青铜器、书画、玉器大约有1万件，北京故宫却有14万件。宋元以前的宫廷珍品是台北的优势，但明清文物北京取胜。而过往台北故宫在青铜器等上古文物的优势，也随着对岸60几年来的不断开挖出土，使得北京故宫的院藏已经超越台北。
杜正胜要解构的不是中华也不是故宫，而是文化优越感。
“台北故宫顶多是有特色的精品，量已经不能取胜，如果诠释的视角和中国一样，那么大家去北京故宫就好。”杜正胜认为，故宫文物与其说是华夏文化的代表，其实更接近清乾隆皇帝的私人收藏，若只是无限上纲，反而偏离真正的历史认识。
南院就是在这样的思考脉络中被提出。和杜正胜后来担任教育部长期间所提出的“同心圆史观”一样，南院计划并非单一思考的产物，而有一贯的逻辑：台湾应该从认识自己出发，进而了解周边国家，并且产生实质互动，才可能成为世界的台湾。
南院作为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的方向，就是这种历史意识下的选择。他原本的想法比较单纯，认为当时台湾经济不错，可以编列预算添购一些东北亚和东南亚的文物，再用故宫收藏与邻近亚洲国家交换借展，因此没有特别注重南院的典藏，而更像一个展览馆。
藉此，杜正胜想将多元、平等的文化观带进故宫过去独尊中华的单一价值观中，且要与周边的亚洲各国博物馆频繁交流，扩展国人视野。他要解构的不是中华也不是故宫，而是文化优越感。
例如故宫南院展出的伊斯兰玉器，在馆方的介绍里，它带着实用及写实主义风格，和华夏文明中玉器作为通灵神器的厚重思维不同。这批伊斯兰玉器是十四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早期，透过陆上及海上丝路传入中土，分别在中亚、南亚、西亚和东欧等地发展出强大帝国的玉雕工艺，可展现出文化交流下的痕迹。但过往在华夏文明正统的台北故宫里，这些文明只能是陪衬的配角，但在今日的南院，却是开幕的十大特展之一。
南院重要馆藏来自台湾人
2004年，一批非常关键的佛像收藏品捐赠，让故宫南院的概念更能落实，往真正的博物馆去思考。
前驻日大使罗福全还清楚记得自己走进位于东京六本木，一个占地400坪的庭院深宅，看到一棵百年的老银杏树。这个5层楼的大宅，其中有4层都是金铜佛像收藏，像博物馆一样的展示厅让罗福全印象深刻。
这批金铜佛现在被安放在刚开幕的故宫南院。2004年时，早年离乡到日本闯荡，已归化日本的台侨彭楷栋（日本名为新田栋一），在93岁生日当天，捐赠了361件价值新台币4亿多元的毕生收藏给故宫。
居中牵线的罗福全接受端传媒访问时笑着说，是用3颗鲍鱼让彭楷栋慨然点头，他也记得彭楷栋曾说起收藏金铜佛的缘由。
彭楷栋是出身新竹竹南的客家人，年轻时到日本发展因房地产等生意致富。六十年代曾为了寄美金给在海外求学的子女，误触法律被关了23天。他在狱中想起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是童年和母亲一起坐着糖厂小火车，从新竹到云林北港朝天宫朝拜的经验，看到妈祖像的感动令他难忘。
彭楷栋从此笃信佛教，而一生横跨全球的佛像搜集之旅就此展开。晚年，他念兹在兹的是，这批收藏必须回到台湾──母亲的故里。
彭楷栋收藏（新田收藏）范围广大，在世界知名。其中有两尊被日本列为国宝，无法收入南院库房。除了涵盖东亚的中国、日本、南韩，还及于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喀什米尔及西藏，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印尼。彭楷栋前后的捐赠总计407件，主要以金铜佛为主，具有开阔格局的佛像收藏视野，符合南院的亚洲观，因此撑起佛像常设展的需求。
南院3楼常设展馆里的“佛陀形影──院藏亚洲佛教艺术之美”，透过彭楷栋的收藏，可以看到从印度发源，在各国经历在地化，展现不同地域人种特色的佛像。而来自西元三世纪的古印度，深受希腊写实风格影响的犍陀罗佛像，也是罕见的收藏。
杜正胜对故宫的改革大体是好的，但太急着否定前朝的意识形态和老故宫深信不已的优越感，政治手腕不够成熟。
虽然得到重要院藏，南院的发展依旧波折，如同两地故宫的命运，以及台湾民主进程的起伏；15年来，南院被政治高度左右，中间一度可能胎死腹中。打破中华文化独尊、注重本土、强调南北均衡，这些民进党的政治意识形态典型，虽然现在已经是十分主流的主张，但15年前算相当激进，遇到不少反弹。
野岛刚认为，杜正胜对故宫的改革大体是好的，但太急着否定前朝的意识形态和老故宫深信不已的优越感，政治手腕不够成熟。2004年杜正胜转任教育部长，由中国美术史学者石守谦接任故宫院长，而后再由前台北市立美术馆馆长林曼丽接手，南院计划的推动，在扁执政时屡屡遭到国民党籍立委杯葛。
2008年5月，南院规画案严重延宕，许多合约争议待决，而这时台湾的政治风向又吹回了国民党，马英九挟着高人气及台湾社会对民进党执政的幻灭，带领国民党再度完全执政。
故宫前任院长周功鑫在国民党重返执政后接掌故宫。她是辅大博物馆所的所长，过去曾在两任前院长蒋复璁、秦孝仪身边担任秘书，十分熟悉老故宫的思维。她曾在2007年对媒体表示，设分院可能拉低故宫水平，既然要定位亚洲博物馆，可以就盖一个“亚洲博物馆”，不需要挂上故宫招牌。
2008年选后，周功鑫在上任前即对采访她的野岛刚表示，故宫不是亚洲的博物馆，是中华文化单一主题的博物馆，她将重新检讨南院的定义和定位。
之后周功鑫接受陆媒专访时直言，她不赞成民进党南北平衡和本土化政策下的南院，她认为把南院盖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农业县不易发展，可能会沦为蚊子馆。此话在嘉义地方引发轩然大波，被认为是城乡歧视。
蓝绿政治现实左右南院命运
2008年莫拉克风灾，整地中的南院基地淹水严重，这块位于朴子溪出口处的土地遭海水倒灌积水10公尺之深，液化严重。整地进度落后，也使得原本2010年开馆的计划跳票。2009年周功鑫陆续提出花卉博物馆以及西游记主题乐园的变更构想，遭到嘉义县政府强烈抗议；直到3月县市长选举前，马英九总统到嘉义助选时，亲口保证南院名称、计划不变，2012年开馆试营运。
马英九开口向地方承诺，南院的定位终于不再摇摆。周功鑫随后提出第二次变更计划，中止和 Antoine Predock 国际设计团队的合约；原本以嘉义玉山作为设计概念的南院建筑，重新招标由姚仁喜的书法设计中选，而开馆时间再从2012年延至2015年12月底，由马英九连任成功后接手的现任院长冯明珠执行完成。
南院策划了十大首展，从嘉义在地出发，延伸到亚洲佛教、亚洲织品、亚洲茶文化等常设展。特展除了院藏的伊斯兰玉器展外，故宫也邀及南韩“高丽青瓷”与日本“伊万里瓷器”的国际借展，与院藏的青花瓷做对照。
明代的青花瓷，16世纪传到越南和朝鲜，17世纪从朝鲜传到日本，在明末清初战乱国力虚弱之时，日本瓷器快速崛起国际贸易瓷市场，影响景德镇官窑的地位，也可看出文化交流之外的全球化竞争。
举瓷器为例，可以看出南院这一系列亚洲与中华文明交流的策展视野，离15年前的初衷不远。
“坦白说我很意外，南院最后还是接近杜正胜的构想完成。”野岛刚对于当年周功鑫的态度，及随之的做法印象深刻。
虽然他对于嘉义是否能长出一个世界级的博物馆持保留态度，但他当年的确明显感到国民党政府不想要南院。在2011年出版的书中，他以“风中残烛”形容南院的处境，甚至悲观预测，南院应该会从代表国家的世界级博物馆，沦为地方级博物馆和休闲主题公园。
野岛刚认为，2008年到2011年是南院最风雨飘摇的时期，之后马政府比较认真推动南院，“我想因为是需要政绩”。他认为在陈水扁任内完成不了，但在马英九任期结束前草草开幕的南院，充满着台湾文化政策的特色，“变动往往与政党政治的变化息息相关。”
马政府在卸任前完成了这个台湾重要的文化建设。冯明珠再三强调，嘉义南院就是隶属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南部院区，并且请出北院的镇馆之宝“翠玉白菜”、“龙藏经”等到嘉义坐镇。
虽然主张台湾主体性的观点认为，以亚洲为概念的博物馆不需靠中华色彩浓厚的故宫沾光，但冯明珠对外一再强调南院属于故宫的保证，事实上是故宫不得不回应嘉义当地的坚持——周功鑫时期一直想将故宫南院和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脱钩，受到嘉义县政府的严正抗议。地方知道故宫在国际的高知名度是重要的文化观光财，比起凭空打造一个亚洲艺术博物馆，更能带动观光收益。
“故宫就是故宫，不能把南院叫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前嘉义县长、现任立委陈明文说，“嘉义要一个以亚洲文化为主体的博物馆，但故宫毕竟是个品牌，开馆先用这品牌打响，未来特展再慢慢来。”
故宫已在台湾落地66年，跟外省人一样，已是台湾一部份，你不能否认它和台湾这块土地的关系。
15年来波折不断，在2016年大选前绕富意味的时刻，南院是开幕了。虽然人事全非但离初衷不远，犹如台湾民主化的缩影。
中华文化实难激起台湾人的认同感，故宫每年500多万的参观人数，9成以上是陆客。台湾社会对故宫的疏离，有其历史脉络，也有对自身定位不明的尴尬。
2014年太阳花运动后的九合一大选可以看出，台湾选民的蓝绿结构已经出现黄金交叉。当台湾意识已不再是禁忌与悲情的代名词，年轻人都是天然独或台湾本土的中华民国认同，新共同体俨然形成，捍卫台湾主体性是从政治到文化层面，故宫宛如哽在喉咙里的鱼刺——挥之不去的微刺感令人不适。
作为一个局外人，野岛刚认为台湾对故宫的抗拒很可惜，因为台北故宫的确为台湾带来很大利益，何不接受自己有一个重要博物馆的事实，让爱好文化的外国人来台湾，可以有不只是逛夜市的好理由。“无论是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或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也有很多和英美无关的文物，大家不会这么在意吧。”他提醒。
杜正胜则分析，台湾400年的移民史中，除了原住民的南岛文化外，和大约100年的异族统治，台湾主体的汉人文化，属于华夏文明是事实，“而且故宫已在台湾落地66年，跟外省人一样，已是台湾一部份，你不能否认它和台湾这块土地的关系。”杜正胜说。
他认为台湾主体性的建构已经完成，再也不须像之前“奋斗”。而故宫的中华文物就是人类的文化遗产，可以用更开阔的心胸接纳它、了解它，才有能力提出自己的主张去诠释它，才能真正从民族主义走向世界主义。
而南院所隐喻台湾走出单一的中华文化观，进而有亚洲格局的视野与企图，更需要具体的知识实践来充实，否则再宏大的论述，都只是没有内蕴的空壳。“15年来台湾已经越来愈了解自己，如果以同心圆出发，是时候要开始了解周遭的亚洲国家。”杜正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