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野岛刚收到朝日新闻的调任通知，担任驻台北特派员。当时他已在新加坡五年，负责报导东南亚事务，中间两年被派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地。
2008年政党轮替，马英九执政后冷战结构下的两岸终于“和解”了，台湾社会同时也在与中国高密度交流下，迅速起了变化。故宫在两岸交流大开之初，担负了重要的统战角色。
“我看到陆客在台湾开心和中华民国国旗拍照，觉得有点感动，中华民国过去对中国是禁忌，时代真的变了，”野岛刚说。但同时他也看到台湾社会的另一个面向，“ 我每次去看棒球比赛，台湾人拿着中华民国国旗，球队名字是‘中华台北’，但喊的是‘台湾加油’。我每次想跟日本朋友分享这个发现，却没有人懂。”野岛刚发现台湾既是“中国”也不是中国，国家定位还在变化。
近代以来的中日对抗正是“中华民国/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复杂情节的历史机缘。于是，从中、日、台的现实与历史对照，让野岛刚找到了独特视角的支点：故宫。 他透过故宫这个过滤器，描写中国、台湾、日本有关的亚洲近代史及现代政治。2016年4月出版的《故宫90话：文化的政治力，从理解故宫开始》，正是他十年来研究的完整梳理。
“我开始研究故宫是从很单纯的疑问开始。我当时觉得很怪，为什么有两个故宫？”野岛刚说，“后来发现，故宫对于两岸问题和台湾政治很有代表性，只要有两个故宫，就代表国共内战还没有结束，两岸还是分裂。”
成立于1925年的故宫，是中华民国的“革命战利品”，也是中国长达数千年帝制结束的表征。1949国共内战以国民党来台为结局，抗战时保存的部分文物又从大西南一路东迁渡海来台，存放在台中北沟山洞。直到1965年故宫和中山博物院合并，于台北外双溪复院，这些北京紫禁城的文物，才正式和台湾社会产生关系。
2000年，杜正胜作为陈水扁政府第一任本省籍院长，以打破中华文化独尊、注重本土为理念，对故宫进行一系列的组织改造，并订立故宫南院计划。文化统战和本土意识产生了激烈冲突。
马英九政府下的故宫，却成了两岸“团圆”的历史机遇。2008年两岸故宫首度交流之际，野岛刚同时专访了北京故宫及台北故宫院长，《朝日新闻》在报纸版面并列呈现，广受两岸好评。
从故宫入手，理解中国、理解两岸，野岛刚用“第三只眼”打破了两岸的思维死角。这些揉和着战争，政治，人性流转的时代故事，并将日本的角色放了进来，将故宫命运诠释得更为广阔。
他将蒋介石诠释成“寂寞的蒋公”：千辛万苦将故宫文物迁来台湾，是故宫最大贡献者，却在民进党执政后，连塑像都从故宫正门被移走，即使马英九上台，也只能孤单待在图书馆大楼。这种对台湾人而言政治不正确的幽默，是一个外国人的特权。
从2011年的《两个故宫的离合：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到《故宫90话》，野岛刚对细节和细节背后的细节仔细追究，建立起“野岛的故宫学”。
从蒋介石的心境，历任故宫院长、被否决设计案的建筑师，到负责文物迁徙的守护者，佛像收藏的台湾捐赠者，他都一视同仁讲述他们与故宫的故事；从四川乐山的临时故宫、南京及沈阳的故宫博物院到日本的故宫收藏及研究，无论地点，他追索故宫留下的痕迹。
《故宫90话》当中还有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37件台北故宫文物。“台湾有故宫这个宝，应该要珍惜，”但他也很能理解台湾人的矛盾心情，“去年台北故宫庆祝九十周年，但它在台湾是1965年成立的，怎么不是庆祝五十周年呢？所以故宫在某个政治意义上，还不属于台湾吧。” 他自问自答地说。
《故宫90话：文化的政治力，从理解故宫开始》
出版时间：2016年4月
出版社：典藏艺术家庭
作者：野岛刚（Tsuyoshi Nojima）
译者：张惠君
访谈摘要：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2011年您出了第一本关于故宫的书《两个故宫的离合：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这本和《故宫90话》有什么不同？
野岛刚（以下简称“野岛”）：当时觉得《两岸故宫的离合》没有完整写下自己采访的全部，一直还想再写 。第一本书重点放在政治和历史，《故宫90话》的内容较丰富多元，除了政治历史外，也有文化艺术，还有参与故宫的人物都在里面，算是留下一个纪录。
后来中国有简体字版，在中国出版当然有很多部分被删掉，特别是和中华民国相关的部分，改成台湾地区，台湾总统写成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些麻烦的修改。国共内战的部分也是，但大体上编辑还是算宽松了。我本以为中国讨厌日本，应该连出版都不行吧，但不但可以出版，卖了四万本，中国文化界还一面倒赞扬，我真的很意外却蛮开心的。
端：你上一本书写两岸故宫的故事，而新书很厚却有花了三分之一篇幅都在故宫讲文物，融合文物艺术美学历史的见解，您过去就在研究中华文化吗？
野岛：我原本不是艺术的爱好者，我以前不去美术馆。我真的是从故宫开始，现在还是对其他美术没有兴趣，我最初是因为政治性喜爱上故宫，与艺术无关。
越了解故宫后，慢慢发现文物背后的故事很吸引我。我不喜欢像艺评家那样探究一个艺术品的美学，但我会去想，这些艺术品或书画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被创作出来？为什么创作者有这种思想和动力？
后来慢慢发现，很多中国艺术上留下来好的作品，都是失败者的。因为中国文人艺术基本上是官僚生涯的业余，文人是一种素养。当官时基本上无法这么投入艺术，但如果不顺利就会把精神放在艺术表现上。
我觉得自己也是一样吧。在《朝日新闻》我的新闻专业应该是很好的，但在人际关系和官场上，就没这么如意。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天份该用在哪里，虽然我的写作不是文学家那种，但我自信抓重点还有直白的能力，也喜欢介入比较敏感的东西。我感觉这种天份不是在组织升官的，而是个人写作的。
就这样我在中国传统的文人画中，得到强烈共鸣，因为发现这些文人也跟自己很像（笑）。
端：书中也看得出来您对故宫文物有很庞大的研究系统。当初怎么选择要书写的文物，又是怎么做研究的？
野岛：其实原则很简单，就是能引起我的好奇，背后有特殊故事的。
我主要靠三种资料，一个是故宫每个月的刊物，内容非常好。再来是日本国立图书馆的资料，日本人很喜欢研究故宫，对于中国文物的了解很深入。最后是台湾的国家图书馆，主要是查阅战后关于故宫的报导，虽然报导是片段的，但这些史料都很有用。
我很喜欢到故宫的图书馆，一早到放了行李开始找资料或写作，累了去逛逛展览，然后用完餐之后，再回来做研究，然后待上一整天。主要是去一趟要花太久时间了，但我也特别喜欢这种一整天在故宫的日子。
端：这本书介绍的文物有哪些是你特别有感觉的？
野岛：书中三十七个文物，只有我研究的三分之一吧。当然，这些都是出于台北故宫，这是一本台北故宫为主的书。我2008年第一次看到“散氏盘”时特别有感觉。
当时第一直觉是看到里面的汉字，觉得要刻这么多，在那个年代真不容易。我有很大疑问，如果是诅咒或赞美，文字应该不需要这么多这么完整才对。后来查资料，才发现这是两个国家对立后谈判的结果，需要签合约。“散氏盘”事实上是一个公文。
我也因此发现了汉字的意义。因为中国太大，语言无法沟通，但是有青铜器有汉字，才能沟通互相理解，现在也一样。讲台语讲广东话的人，是透过文字来彼此理解，文字可以超越不同语言的人。我看过很多研究，但大多数对青铜器的研究都是美学的，对汉字的功能，理解就没这么深刻了。
另外我们也看到，殷代的青铜器很恐怖，很多是动物或是人，那是祭祀用的，比较野蛮。到了周代成了历史的纪录，也是人类的进步。故宫也让我理解中国历史，什么是汉族？什么是汉文化？
《两个故宫的离合：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
出版时间：2012年7月
出版社：联经出版公司
作者：野岛刚（Tsuyoshi Nojima）
译者：张惠君
端：从你的两本故宫书，和您对故宫的历史以及文物的了解程度，都让我感觉到你对中华文化的着迷，这和身为一个日本人，中华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母体有关吗？
野岛：其实我刚开始采访故宫时对中华文化也没有这么重视。我本来是想要挑战故宫权威，抱着一种叛逆的心情来研究中华文化的（笑）。
只是我后来发现，中华文化的文化力真的很大，很丰厚，日本不能比。我还是觉得应该要珍惜这个人类文明的资产。
日本文化的根源是中华文化，江户时代以前日本知识分子都念汉字，学习中文。当时的日语只是语言，文字只有平假名，所以基本上都是学汉字。 明治时代才结合平假名片假名。过去日本的知识分子都要念论语，孟子，我们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很深。
明治维新时我们开始西化，但事实上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懂中文，对中华文化也有很深的理解，写很多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日本战败之后，我们全面接受美国文化，完全放弃中华文化，我觉得很可惜。现在日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很浅，基本上没有什么汉学研究可言。我常常都要找回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的日本学者研究。
端：你觉得台湾人应该怎么看故宫和台湾的关系？
野岛：我对台湾社会的建议是，台湾既然有这个故宫，中华文化的殿堂，就把它当成一个宝。
我个人觉得，发展台湾本土文化，和亚洲连结是对的。但故宫是故宫，这是一个好的博物馆，台湾社会要建立一个更多元更复杂的台湾文化论述，有日本，有中华，有东南亚，有南岛。我觉得不要把故宫拉进来，太政治化了。我觉得杜正胜的问题就是把两件事情混在一起。
但我和蓝营的人也不一样，我认为他们应该要放弃文化优越感，不该给故宫这么多特权，院长不要做阁员，应该要隶属文化部，一定要制度改革，让故宫回归为一个专业的博物馆。
其实故宫也和中华民国体制一样，中华民国已经是台湾的中华民国，故宫也是台湾的故宫了。如果要否认，整个政府体制都要改变。但故宫变成国家命运的宝贵文化殿堂，象征中华民族苦难的无聊论述应该要放弃。虽然外省人会不开心，但台湾现在大多数的主流意见都是这样了。民进党上台应该要往这个方向，但作法上应该要学到过去的教训。
端：你参观过故宫南院后，怎么看南院的定位，和目前有的策展和文物？
野岛：过去中国人以天朝自居心中没有亚洲，中华和亚洲是分得很清楚的，所以故宫没有反应出实际的交流史。如果南院真的能建立起亚洲概念，那真的很有创新意义，我很期待也很支持。南院这十五年在台湾很波折，整体方向是对的，但又和故宫的中华概念是矛盾的。
南院接受成龙送的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复制品就是个例子，我个人是很反对的。圆明园是中国的东西，不是南院定位的亚洲，成龙的身份也很争议，更别说十二生肖兽首是复制品，故宫太没有政治敏感度了。我希望民进党上台后应该把它撤下来（笑）。
南院的策展很不错，但大部分文物都是借来的，自己文物还是太少了，我有点担心。而且还是放了翠玉白菜，虽然我可以理解是地方的需要。
但南院政治问题太多了，很多施工问题没有完善，还持续有问题。为了马总统的政绩急急忙忙在十二月底开幕，这种文化建设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例子在台湾实在太多了。
南院没有好的开场，现在看来还是很可惜，因为没有在一开始就将南院的亚洲论述完整清楚的建立起来，定位还是有点模糊。另外，南院在嘉义如何吸引观光客？文物不够的问题还是要解决，我感觉未来台湾要支撑南院不容易，我担心会是台湾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