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争论“谁赢谁输”毫无意义--基本经济逻辑在剧本展开之前就写下了双输的结局：各类估算显示中美经济总量在未来数年内由贸易战造成的损失在0.5%至1%不等。
考虑到中美作为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GDP总量占到全世界30%，1%绝不是什么可以忽略不计的损失。有些人可能认为，如果中国比美国少损失一些，那便是中国“赢”了贸易战。这好比说两人打架，断了两根肋骨的“赢”了断了两根肋骨和一根手指的--只推荐作为精神胜利法使用。
输赢之争虽然没有意义，但是两国不同的“痛感”却值得关注。痛感是一个主观的概念，感觉更痛的一方并不一定是损失更大的一方，但痛感却可以改变行动。举例来说，在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军力占压倒性优势，如果仅仅以控制的土地面积或者损失的人员来衡量，美国绝不是输的哪一方。但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反馈机制（反战运动）却导致与北越相比，美国的战争痛感更大，因此必须首先妥协。如今的中美贸易战也好比一场互掐的“忍痛大赛”，双方得都喊痛才能彼此停手。
中美的痛感何时超过忍耐范围，将决定这场对峙何时会出现和解窗口。但是如何观察这看似虚无缥缈的“经济痛感”？这里有两个关键维度：经济周期与政府援助。中美两国在这两个关键维度上的不同特征将直接影响贸易战对两国造成的经济痛感，而最终影响双方未来的策略。
经济周期：美国上行中国下行
如果两个经济体，如中美这样，正好处于相反的经济周期之中，那么处于下行周期的那一方，将会无法避免地感到更大的“痛感”。
“幸福的家庭总是类似的，而不幸的则各有各的不幸”。经济活动的周期性往往让普通人在评估自身处境时产生认知偏差。在上行周期中，就业增长，居民收入增加，企业利润上升，经济增速加快，总体的繁荣可以抵消个别问题政策的成本。这时人们容易忽略一些糟糕的经济政策，对政治家的经济主张也更为宽容。
美国当下的情况就符合这种描述：失业率接近2001年以来最低水平，GDP增速大大高于过去10年平均增速，核心通胀率逐步攀升，并在7月首次超过通胀目标--大量经济指标显示，美国经济当前已经非常接近金融危机之后复苏-上行周期的顶峰。不光如此，美国国会在去年通过的税改法案，将在复苏周期之外进一步刺激经济。税改法案在未来十年带来近1.4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算得上是给已然强劲的经济又来了一针兴奋剂（但也埋下了货币政策提前调整的种子，下文将会讨论）。
而反观中国，经济正处在下行周期：近期投资、消费数据接连创下近十年最低纪录；净出口对GDP增速的影响，也已经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拉动，转变为中性、甚至是拖累；人民币汇率在最近几周，更是出现了少见的快速大幅下跌；迟到的金融去杠杆，将开启一段必要但是痛苦的转型和修复过程。因此，贸易战爆发的时机对于中国来说，只能用“不幸”来形容。
如果两个经济体，如中美这样，正好处于相反的经济周期之中，那么处于下行周期的那一方，将会无法避免地感到更大的“痛感”。外部环境的恶化，对于中国复杂的国内经济调整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甚至可能和一些国内经济问题形成共振，比如劳动密集的出口企业经营困难，会进一步增大就业压力。
而对于处于上行周期的那一方来说，虽然提高进口关税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自然增加了消费者以及部分企业的成本，但强劲的增长却往往会缓解一部分“痛感”。这样就解释了虽然大部分的美国公众可以理解贸易战会增加消费者成本，但是却始终没有民意力量阻止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甚至相反，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在6月中旬与个人历史最高点持平，达到了他在政治蜜月期（就任后第一周）的水平。临近美国中期选举，一些短期意义更大的指标，比如注册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高达90%的支持率更是充分说明，虽然特朗普四处“开战”，但贸易政策目前并没有冲击他的政治基础，甚至还有一定的加分效果。
然而“周期”的另一应有之义，就是物极必反、盛极而衰。正如中国在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经济减速一样，美国的经济反弹也不会是永远的。虽然学界和市场对于美国经济是否已经“过热”尚有争议，但基本都同意美国经济当前已经无限接近充分就业，因此通胀抬头只是时间问题，美联储也就一定会进入升息通道，以维持价格稳定。去年税改法案的刺激作用，更有可能加快美联储的升息步伐，提前触发美国经济的周期性调整。
特朗普在7月19日突然打破白宫的不干预传统，公开向美联储开炮，批评其升息决定（“我们这么努力地提升经济但是美联储却要升息，我可不喜欢这样”）有非常清楚的政治逻辑——要知道，特朗普的全部国际经济哲学，都是建立在“缩小贸易赤字”这个出发点上的。
而美联储升息的决定，一方面会使美元升值，在汇率上消解关税的作用（人民币相对美元的贬值，抵消了一部分关税对中国商品的涨价效果），使得他的关税大棒失去威力；另一点则可能更为重要：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将引导国内经济进入调整周期，届时经济将放缓，失业率会升高，股市也会调整——这就会让特朗普无法再吹嘘自己的经济“成就”（大部分和他的政策没有关系），并提醒普通美国人，贸易战正在提高他们的生活成本，这种经济痛感在下行周期中还将被逐步放大。
另外，特朗普可能没想到的是，在他的公开干预言论之后，美联储为了向公众和市场证明自身的政策独立性，反而更有动力坚定地加息。
贸易调整援助：美国薄弱中国空白
上海自贸区宣布“试点”贸易调整援助机制之前，中国在这方面一直是完全空白状态。贸易战爆发之后，商务部仅有一个“将新增关税收入用于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企业”的发言人表态，目前为止尚未见到任何实际行动。
影响中美对贸易战不同“痛感”的另一因素，则是如何对待本国遭受贸易战杀伤的产业。贸易政策在经济总量之外，也会改变经济的结构和分配方式。比如提高进口关税，会导致消费者和一部分依赖外国供应商的国内企业的利益受损，而出口企业却会获利。自由贸易也有常为人所诟病的一点：进口竞争往往会冲击本国那些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企业，导致部分区域和产业的衰落，造成分配不公平，进而发展为社会问题。贸易战更是以短时间内贸易政策剧烈调整的形式，将这种分配效应放大。因此“贸易调整援助”，就成为了必须考虑的问题。
贸易调整援助（与贸易救济不同，贸易救济通常是限制进口）简单来说，就是由政府出面提供援助，用自由贸易中“赢家”带来的经济红利，帮助“输家”渡过难关，帮助企业转型，或者培训失业员工，最终减轻由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国内经济分配不平衡问题。在贸易战中，如果一国能够有效支援本国受到贸易制裁的产业，那么对于这些产业来说，痛感势必就会减轻。
中国是现代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自由贸易为中国创造的就业岗位，远远超过自由贸易造成的失业，所以在此前，中国并没有太强动力推行贸易调整援助。直到2017年，上海自贸区宣布“试点”贸易调整援助机制之前，中国在这方面一直是完全空白状态。贸易战爆发之后，商务部仅有一个“将新增关税收入用于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企业”的发言人表态，目前为止尚未见到任何实际行动。
而美国农业部则在7月24日提出了一项120亿美元的紧急救助计划，旨在帮助受到关税报复打击的美国农民。除此之外，美国自1962年起便有常设的贸易调整援助机制（TAA），有专门预算帮助受到自由贸易冲击的工人、农民和企业。
这个项目看上去很美：理论上，因贸易自由化而失业的工人可以得到政府的再就业服务和一定的工资补贴，企业可以获得优惠贷款，农民也可以获得针对农产品价格下跌的政府补偿。但实际上各类评估都显示，由于政策设计的不完善，以及这个项目的“福利”性质在美国政治语境中必然引起的争议，TAA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同时花费高昂。虽然相比中国而言聊胜于无，但以发达国家的标准以及社会的普遍期待来看，美国的贸易调整援助机制也算得上是非常薄弱。
美国痛感不足，谈判条件不成熟
贸易战在当前状态下没有明显的出口，但是，这种僵持也极有可能是暂时的。
综合以上两个维度，评估目前的状况，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占有先手，并且暂时不会妥协——国内经济周期仍然处于上行阶段，政府也有一些针对贸易调整的再分配政策，可以应付短时间的贸易冲击。而中国正处于一个困难的经济周期中，政策层面也几乎没有任何通过再分配来减轻贸易冲击的手段，这意味着中国有较强的动力寻求和解，但却“一个巴掌拍不响”，难以得到美国的回应。于是，贸易战在当前状态下没有明显的出口。
但是，这种僵持也极有可能是暂时的。如前所述，美国的经济周期已经接近拐点，国内再分配政策虽然不是空白，但远远不足以应付当前规模贸易战带来的长时间冲击。因此作为发起贸易战的一方，一旦特朗普意识到自己无法阻止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而长期贸易战又超过了国内再分配制度的承受能力引发政治版块移动，那么美国的妥协意愿届时也就会上升，贸易战也才会迎来谈判窗口。
（杨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