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方可成：共产主义历史如何促进中欧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

“在波兰，对现实感到失望的激进年轻人，别无选择，只能投奔右翼民粹主义阵营。”

6月底，在波兰第四大城市弗罗茨瓦夫（Wrocław），我见到了智库“费迪南德·拉萨尔社会思想研究中心”（Ferdinand Lassalle Centre For Social Thought）的负责人希斯卡（Michał Syska）。在讲解波兰的政治概况、并解读右翼民粹主义近年来在这个国家兴起的原因时，他说出这句一针见血的论断。

他所说的“别无选择”指的是：由于共产主义时代留下的创伤记忆，在波兰的意识形态光谱中，激进左翼至今仍是禁忌。因此，当反建制的激进年轻人们寻找属于自己的阵营时，他们不会向左看，只会向右看——在那里，右翼民粹主义正等待着他们。

2018年5-6月，我游历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个中欧国家，对它们的政治状况和普通人的生活做了一些近距离的了解。近年来，这三个前共产主义国家，再加上曾经和捷克同为一国的斯洛伐克，涌现出一拨以反全球化、反移民为核心的民粹主义浪潮。在大选中获胜的政客几乎全部是操着反移民的口号上台的。它们也成为了欧盟国家中右翼民粹主义的先锋。

当反建制的激进年轻人们寻找属于自己的阵营时，他们不会向左看，只会向右看——在那里，右翼民粹主义正等待着他们。

苏东剧变后，这四个中欧国家组成了“维谢格拉德集团”（V4），为加入欧盟做准备，并在2004年5月1日同时入盟。欧盟对于这四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它们也从欧盟获得了大量经济援助。然而在政治方面，它们却是欧盟中的异类。早在2015年，它们就曾一致反对欧盟委员会关于向欧盟国家摊派4万难民的建议。

正如希斯卡所言，要理解这些国家的现状，就必须回到共产主义的那段历史当中去。而昔日的共产主义和今日的右翼民粹主义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吊诡的联系。

禁忌的五角星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Budapest），我参加了一个共产主义主题的步行导览。带着我们在城市里穿行的，是正在读国际关系专业硕士、业余时间做导游的本地姑娘Regina。

见面之后，Regina先跟我们说抱歉：虽然这是一个长达两小时的导览，但其实，在今天的布达佩斯，已经几乎看不到任何共产主义时代的遗产了。

原来，1989年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之后，所有和社会主义有关的视觉元素都被清理干净了。其中，各式各样的共产主义塑像，被运送到半小时车程之外的一个露天博物馆“纪念公园”（Memento Park）来集中展示。

市区里能见到的唯一一个和共产主义有些许联系的纪念物，是自由广场上的苏军纪念碑。二战期间，苏联军队在中东欧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有14万苏军在匈牙利的战场上献出了生命。在苏军纪念碑的顶端，是一颗金色的五角星。对于普通旅行者来说，这大概也是偌大的布达佩斯城里能见到的唯一一颗五角星了——镰刀、斧头、红五星，在这里都是禁忌的图案。

Regina告诉我们，这种禁忌深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商品的logo都不会出现这些图案，或许唯一的例外是在商标中带有一颗红五星的荷兰啤酒品牌喜力（Heineken）。这个logo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来自中世纪的酿酒文化（五个角分别代表水、大麦、啤酒花、酵母以及“酿酒的魔力”），与共产党丝毫无关。但即便如此，它可能也要从匈牙利消失了——2017年，匈牙利政府开始酝酿一部法案，声称禁止一切红五星图案是匈牙利政府对“曾经在布尔什维克恐怖政权中受害的匈牙利人的道德责任”。喜力啤酒公司表示将会密切关注法案的进展情况。可以看到，匈牙利的右翼民粹政府也在借共产主义历史做文章，以获得更多的支持。

Regina讲述了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历史事件：布达佩斯城里有两栋最高的建筑物——国会大厦和圣·伊斯特万大教堂（St. Stephen's Basilica），它们的高度同为96米。而在共产主义时期，国会大厦的顶端被加了一颗巨大的五角星，使得它超过了教堂的高度——象征着共产主义政权拒绝与宗教平起平坐。1989年，这颗五角星自然也被撤下。

为了弥补在城市里难以见到共产主义遗产的遗憾，Regina特意从自己的家里带来了一件共产主义时代纪念品——政府发给她爷爷的一枚红五星勋章。“看的时候请小心”，Regina笑称，“如果弄坏了，我爷爷一定会非常生气的。”

对于绝大多数匈牙利人来说，共产主义时代不仅意味着极权统治，还是国家被侵略的屈辱历史。

像Regina爷爷这样、曾经在共产主义政权中享受了荣誉和特权的老人，或许是整个社会里唯一一个怀念共产主义时代的群体了。对于绝大多数匈牙利人来说，共产主义时代不仅意味着极权统治，还是国家被侵略的屈辱历史。

走在国会大厦前的广场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临近的建筑物外墙上布满了弹坑，那是1956年10月苏军暴力入侵匈牙利时留下的印记。当时，苏军出动了庞大的坦克部队开入匈牙利，对要求独立自主和民主化改革的匈牙利人进行了血腥镇压，造成2500-3000人死亡、1.3万人受伤。

国会大厦广场地下还专门设有“十月事件”的纪念馆，再现当时的血腥和恐怖。巨大的投影屏幕上，循环播放着苏联坦克的画面：坦克越开越近，将炮口转过来，朝向观众，然后开炮……地面上用红色的灯光模拟出血流成河的场面。这种恐怖的氛围，在城市里的另一处著名景点——“恐怖之屋”博物馆被展现到了极致。在那里，共产主义政权被与纳粹并列为两大恐怖力量，博物馆所在地址也恰好先后是匈牙利纳粹总部和苏联国家安全部门办公地。展品包括苏联安全部门的监狱和酷刑记录、苏联人的坦克、一整面写满死难者姓名的黑墙……

这些纪念馆所采用的大多是一种“受害者叙事”，将匈牙利描绘成德国人和苏联人侵略下的无辜受害者，几乎不去提及历史上的部分匈牙利人曾经是纳粹和苏共合作者的事实。这种叙事策略也暗合了右翼政党的理念：对外族的警惕被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远胜过对自身问题的反省。

“我们不是东欧国家！”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Prague），同样有一家展示极权统治的“共产主义博物馆”。在入口处是一颗巨大的红五星，一座马克思的塑像，以及三个巨大的词：梦想（dream）、现实（reality）、梦魇（nightmare）。

作为来自中国大陆的参观者，我可以很轻易地从展品中找到共鸣——信息审查和宣传、劳改营、少先队、清除社会组织、阶级出身论、学俄语热潮……这些都是苏联影响之下的元素。

不同的是，中国毕竟未曾遭遇苏联人的侵略（尽管这种“侵略”的危机感在很长时间内支配了中国的政治生活），相比中苏边境上零星规模的边境冲突，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实实在在地都吃过苏联坦克的苦头。就在匈牙利“十月事件”的12年之后，1968年，苏联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将布拉格的“春天”变成了冬天。

捷克的普通人如何看待这段混杂着极权统治和苏联侵略的“梦魇”？在去往布拉格东边的小镇库特纳霍拉（Kutná Hora）的路上，我们的中年女性导游沿途为我们介绍捷克历史概况时，不断抱怨着那个时代——

• “这条高速公路是在共产主义时期建的，居然穿过了市中心，因此经常堵车，真是不可思议的糟糕规划。而且质量很差，三四年就要翻修一次，堵车就更严重了。”

• “看到那个很丑的电视塔了吗？共产主义时期建起来干扰西方广播信号的，太丑了，我们很不喜欢。”

• “布拉格是历史古城，为了保护历史风貌，不能建高楼的。但是你们能看到有个别高楼，那都是在共产主义期间建的，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 ”

• “我们和斯洛伐克是愉快分手的，现在两国关系很好，但是共产主义时期我们关系不好。”

• “共产主义时期，产品的产量大、质量差，所以90年代开始要改善质量。现在斯柯达汽车的质量很好，但在共产主义时期质量很差。”

• “共产主义时期产品紧缺，经常买不到蔬菜，又不能拥有私有田地，但是捷克人喜欢种菜，所以他们在郊区租下周末度假的房子用来种菜。”

• “共产主义时期没法旅游，只能去东边的国家，不能去西边，拿不到护照。”

• “共产主义者不关心环境，现在我们的环境正在改善。”……

无论是在“恐怖之家”和“共产主义博物馆”的叙事中，还是在这位导游各种真真假假的吐槽中，共产主义都被高度脸谱化，似乎一切不好的东西都是因为那段时期。自从共产主义政权倒台，一切就都好起来了。

对于满怀愤懑的中年女导游来说，甚至将捷克称为“东欧国家”都是一种冒犯——“我们明明就是在欧洲的中心位置。说我们是东欧，那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曾经属于共产主义集团，但现在已经不是了，我们是中欧国家！”

尽管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有时会宣称中东欧国家民众“对现实不满”、“重新怀念共产主义”，但从投票数据来看并非如此。在捷克近年来的选举中，无论是地方选举、区域选举、国会议员选举，还是欧洲议会议员选举，捷克共产党的得票率都下降到了历史低点，在政治生活中没有明显的影响力，在民众中也只有极薄弱的民意基础。

从历史经验中各取所需

我在布拉格的最后一站，是哈维尔图书馆。

对成长于1980年代之后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来说，布拉格是和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这个名字密切链接在一起的。这位剧作家、异见人士、阶下囚，曾是“天鹅绒革命”的道德领袖，共产主义垮台后又成为捷克共和国总统。他反抗极权统治的思想和行动、尤其是《七七宪章》的实践，不仅鼓舞了本国同胞，影响力更远至中国。

一进图书馆的大门，同行的几个美国教授就发现了墙上的哈维尔语录，如获至宝，拿起手机一通狂拍。最让他们心动的是那句：Truth and love must triumph over lies and hatred！（真实和爱必须战胜谎言和仇恨！）显然，美国教授想起了特朗普当选之后抗议者们打出的标语：Love trumps hate。

哈维尔当年反抗左翼极权的思想资源，同样适用于今天反对极右翼政治势力。

这个曾经撼动共产主义极权社会的句子，在三十年后竟然让一群美国知识分子感到激动不已，这当然说明哈维尔精神的伟大，但也令人感到吊诡。

在美国教授们看来，左翼的极权和右翼的民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相似之处。因此，哈维尔当年反抗左翼极权的思想资源，同样适用于今天反对极右翼政治势力。

但是中欧四国的国民并不会这么想。他们享受了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之后带来的好处，但对哈维尔式的理念并不照单全收。

在哈维尔图书馆，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说：哈维尔并不是一个政客，他不愿改变自己的理念去讨好民众。他在担任总统期间进行大赦、关闭军工产业，这都符合他倡导人权以及和平主义的理念，但引发了不少民众的不满。

在那个以变革为标志的时代，哈维尔依靠知识分子、学生、城市精英的支持，凭借他身孚众望的影响力，执政长达14年之久。但如今时过境迁，捷克2013年确立直选制度，我却怀疑，即便哈维尔复生，恐怕也很难在直选中获胜。相反，如今坐在总统位置上的是一个喜欢喝酒的民粹主义者泽曼（Miloš Zeman）。有人称他为喝醉版的特朗普。而现任总理巴比什（Andrej Babiš）则比泽曼还要更像特朗普：他也曾经是商人，行事风格也是我行我素，在政策方面也是主打民粹牌。

捷克人为什么会把这个“喝醉版的特朗普”送上台？我所听到的较为一致的解释是：共产主义时期来自莫斯科的“梦魇”，让他们对主权完整和国族身份认同问题更为敏感，这种敏感大大超过了西欧国家。因此，当西欧国家对移民和难民张开双臂的时候，中欧前共产主义国家却有更多的怀疑。尽管这些国家的移民和难民数量其实非常少，但右翼民粹主义政客却成功将它炒成了核心议题——保护好我们的边境，保护好我们的民族，不要让异族进来，不要从布鲁塞尔的欧盟精英那里接受指令，就像当年不应该从莫斯科接受指令一样。

这几个国家之间的右翼民粹主义阵营还会互相影响和支持。波兰智库负责人希斯卡告诉我们，匈牙利的反移民领导人欧尔班（Orbán Viktor）现在是波兰右翼阵营崇拜的偶像人物，他们会组织集体活动前往布达佩斯，与那里的右翼组织发生“串联”。而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无疑也给了这些国家的右翼阵营很大的鼓舞。

在中欧，左翼完全没有机会了吗？唯一的机会恐怕是采用“后政治”的策略，也就是利用个性和人格魅力，与建制拉开距离。

那么，在中欧前共产主义国家，左翼完全没有机会了吗？希斯卡认为，唯一的机会恐怕是采用“后政治”的策略，也就是利用个性和人格魅力，与建制拉开距离。就好像31岁当选奥地利总理的“小鲜肉”库尔茨（Sebastian Kurz）一样，凭借自己的颜值和魅力，并将自己包装成反建制的新政客。

只是，库尔茨的获胜和他担任外长期间采取的对移民强硬政策息息相关。左翼阵营要想重新在这些国家崛起，不仅要采用新的竞选策略、推出“小鲜肉”候选人，更要在具体政策上针对特殊历史背景造成的国民心态作出更好的回应。

右翼阵营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叙事策略虽然充满漏洞，却对普通民众有很强的感染力，而左翼如何才能发展出一套反叙事策略？如何向民众说明造就苦难的并非只有外族侵略和极左政权？如何在开放与安全、多元与传统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如何在全球右转的背景下与其他国家的进步主义力量抱团取暖？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的难题。

（方可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读博士、原《南方周末》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