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贸易干戈未止，中美关系紧绷——国家间的政经权力斗争，往往最为牵动人们的神经。可是，国际关系只是“国与国”的外交关系吗？历史学者徐国崎的新书《中国人与美国人》梳理了两百年来中美民间交往的共有经验，分析这些交流如何影响两国关系发展，为当下考察中美关系提供历史的参照。本文为哈佛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入江昭为该书所作的序言，《端传媒》获猫头鹰出版社授权编修转载。
《中国人与美国人》这本重要著作的副标题是“一段共有的历史”，画龙点睛地说明作者徐国琦教授对美中关系历史的了解，也点出当今史学的关键发展之一。
徐国琦教授本人正体现了“共有的历史”的精神。他于1962年在安徽省出生，其后前往美国接受教育，现在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对中国、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历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一生经历，正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徐教授出生在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他居住的村庄直到1993年才有电力供应。虽然他的父母没有受过教育，但国琦却是一位杰出的学生。
国琦1980年进入安徽师范大学，之后于南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以美国历史为研究主题。徐国琦在研究所跟随杨生茂教授做研究，杨教授于1940年代就读史丹佛大学，是历史学家贝利的门生。徐教授于1987年获得硕士学位，接著在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担任教职，之后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在哈佛大学注册为研究生。
1991年，他开始在哈佛进行研究，我就是在这时认识他的。一开始，他和曾经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外国学生一样，英文的口语和书面能力都不足；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乎封闭了所有对外的知识联系，所以在此之前，他从未大量浸淫于欧美历史学家数十年来发展出的学术文献。
也就是说，徐教授不仅要克服语言上的困难，而且要尽快赶上数量不断扩增的历史学术文献。他在这两方面的努力都相当成功，而他也依旧保持著当初推动他的决心和目标。他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老师，并同时进行博士论文写作，于1999年完成。之后他先于卡拉马祖学院担任教职，再于2009年前往香港大学任教。
在美国的那段日子里，他的研究兴趣扩大到国际历史，并特别着重美中关系。我相信，他本人和学术界都对这样的选择乐见其成。研究美国历史和现代中国历史都让他如鱼得水，并向来能将这些国家的历史放入全球脉络中探讨。
他接二连三出版的著作都具备了上述特征，这些作品包括：《中国与大战》（2005）、《奥林匹克之梦》（2008）及《一战中的华工》（2011）。这三本都是内容扎实的专著，以欧洲、美国等其他地方各种档案研究为基础，为如何进行“国际化”的历史研究建立了具启发性的典范。第一本书检视中国透过在1917年加入反抗德国的战争，一方面走向国际化，一方面发展出新的国族认同的过程；第二本书则侧重在体育，追溯中国稳定参与世界体育赛事的历史，特别以奥运为主轴；第三本书描述的是在大战期间，在欧洲的中国劳工与当地的欧洲人及美国人建立的直接和间接的联系。
这些作品以及徐国琦教授用中文发表的其他著作，都证明了他在推动“历史研究国际化运动”的历史学家之中，是站在最前线的一员。这项“运动”不仅适用于个别国家的研究，更能应用在国际历史研究上，也就是国家之间的互动历史。
不属于国家政府往来的世界
中国人与美国人
作者：徐国琦
译者： 钟沛君
出版日期：2018/07
出版社：猫头鹰出版社
国家间的历史在传统上被概念化为“强权的兴衰”故事，对参与其中的各国的分析也只会著重在各自重视的议题，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权力平衡”等。无可避免地，这类研究往往以西欧各国和美国这类西方国家为中心，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在这些研究中只是扮演这些强权扩张势力与控制的对象。因此，历史的国际化便是采取将尽可能多的国家和地区纳入研究内容的形式。徐教授的书则对此做出了示范，并说明了为何以欧洲为中心来书写现代国际关系是完全不合时宜的。
同时，历史学家在国际历史研究中也愈来愈重视个人和他们所属的群体，不再仅以政府和军队为主。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事务除了国家间的正式往来之外，也囊括了人与人之间，也就是社会间的互动。就这一层面而言，关键的问题则是不同的人和非国家实体（如宗教、商业和文化组织）如何跨越国界相互接触。
人际间与群体间的往来是理解这些现象的关键；相反地，在更正式的国家间事务中，各国政府最关心的问题则是国家安全、领土完整性，以及权力平衡。换句话说，国际关系在一个层面上涉及国家间的分裂和潜在冲突，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几乎可视同为遍布世界、毫不受限的往来。
徐国琦教授的新书，正为后者的层面带来杰出的贡献。
不同于许多讨论中美官方往来的论述，本书关注中美两国民间和个人的相遇与互动，并描述他们积极参与的许多非政府组织。本书指出，这类联系在某个层面上，可说是从一开始就定义了自己的世界，一个不属于国家政府往来的世界，不论官方关系如何变化，始终保持活跃。这种现象在教育领域又特别显著，一方面有中国学生和教师被送往美国，另一方面也有从美国派到太平洋地区的教育工作者和传教士。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展出了共有的经验。之所以说“共有”（shared），是因为这些个人，和接待他们的这些机构，建立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网络。有时候这些网络可能比实际上更“虚拟”，因为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彼此和对世界可能抱持着某一套看法，并在心目中发展出一个相互依赖的未来愿景。
这也是一段共有的历史，不存在互斥性或排他性，即使不是中国和美国人也能拥有。徐教授正确地反对这样的文化决定论，也就是那种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永不改变的文化传统，不论经历多少跨文化联系，依旧保持其完整性的论调，因为这种观点有时反而扼杀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
相反地，本书提出的“共有的历史”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甚至全世界的许多他者都能够理解与使用的。说到底，所有的历史都属于全人类。根本没有专属於单一国家及其人民，无法与他人共有的历史。
所有的历史都是共有的历史，但如何阐释“共有的历史”需要谨慎引证，本书则展现了此一方法。
（入江昭，哈佛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