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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个名为“争取正名 - 2019香港亚太聋人运动会”的Facebook专页，里面提及香港确认取得2019年Asian Pacific Deaf Games的主办权。事实上，香港曾在1984年主办第一届亚太聋人足球锦标赛（事后获亚太聋人运动委员会追认为“第一届亚太聋人运动会足球比赛”）。事隔35年，香港再次主办这项聋人运动盛事。可惜的是，负责筹备这次运动会的委员会却将是次运动会命名为“亚太聋人/听障运动会”，执意加上“听障”一词。一班聋人朋友、弱听朋友和健听译者朋友对此极之失望和难受，坚决不妥协，决定聚集起来争取正名。
可能有人会问：“也不过名称一个，为什么要这么执著？”话可不是这样说呢，当近年“你会称呼自己为香港人、中国人、中国香港人，还是香港中国人？”的讨论越见频繁之际，我们便知道称呼并不只是一个称呼，背后盛载著的是与身份认同、文化、历史、价值等有关的坚持。同样，对聋人社群来说，“聋人”和“听障”两个称呼，正正反映两种对立的价值。
这次，请容许我尝试整理一些资料，尽管不尽完整，但也许仍能让我们轻轻窥探聋人社群如何理解自我、并与以声音主导的社会连结。
态度 (Attitude) 影响用词 (Terminology)
如何称呼一个群体，特别是小众 (minority)，从来都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当中牵涉的除了是人们对一个群体的理解外，更可从中分析人对该群体的内隐态度 (implicit attitude)，甚至可引伸至分析社会偏见、隐性歧视 (subtle discrimination/ microaggression)、权力失衡、健全霸权 (Ableism) 等等的社会议题。
从病理角度看“聋”为残障、缺陷的态度，正正堕入了“健听霸权主义”的思考模式。
举个例子，例如英文中的”Person with Disability (PWD)”，中译时有人会译作“伤残人士”、近年则有人译作“(社会)受障人士”。前者聚焦的是“那人是伤残、有缺陷”，后者强调则是“社会导致那人(被逼)承受障碍”。的确，假如社区里的无障碍设计、无障碍沟通做得完善，而我们每一个亦不带歧视态度地去对待与自己不同的人的话，障碍就不再存在。可见，每个指称 (referent) 背后的象征意义是最值得我们关注、也是必须重视的。
说回聋人朋友。一直以来，指称聋人朋友的词语有很多，“聋哑人士”、“失聪人士”、“听障人士”、“弱听人”、“聋人”等。今次让我们先看看“听障”和“聋人”两词。
“听障人士”(Hearing-impaired)——从医疗模式看缺乏
聋人朋友表示，过往在香港多用“失聪人士”一词称呼聋人，在医疗、福利申请等各范畴皆是。直至2009年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举办Deaflympics的地方，并将Deaflympics的中文名称定为“听障奥林匹克运动会”，“听障”一词始由台湾传至香港，被广泛使用。然而，在广泛使用之前，其实我们曾否想过这词背后的意思？
“听障”指听力上的失去或障碍，背后反映的是医疗模式 (Medical model) 中认为人若在身体机能或功能上有未符合常规的地方，便需要治疗和补救的想法。可见，这模式视耳聋 (deafness) 为一种缺憾，认为主流的“声音世界”才是正常的、好的，并认定健听人比聋人有更高的层次和地位。于是，生活在“无声世界”的聋人是“不正常”、“有障碍”、是需要接受治疗的病人，更应及早接受口语训练以便与健听人沟通和融入社会。
原谅我狠狠地总结以上态度：“因为我 (健听人) 是社会的主流，所以与我不一样的人应该使用我的方法，努力克服他的‘障碍’，去融入我的社会”。这种因著自己能听到声音，而在有意无意间表露出的高傲，称为“健听霸权主义 (Audism)”。Humphries (1977) 曾为Audism下了一个的定义—“the notion that one is superior based on one’s ability to hear or behave in the manner of one who hears”（中译：“一个人认为健听人、或能表现得与健听人无异的人是较优越的”）。而上述从病理角度看“聋”为残障、缺陷的态度，正正堕入了“健听霸权主义”的思考模式。
“聋人”(Deaf) － 从文化语言模式看独特之处
“聋”并非一种残疾或损失，而是一种的特质，亦是让聋人成功创造其他独特之处和文化的元素。
文化语言模式 (Culturo-linguistic model of Deafhood) 是由英国聋人社会学学者 Paddy Ladd 在其著作 Understanding Deaf Culture: In Search of Deafhood 中提出的；更早的说法是来自1975年伍德华教授(Prof. James Woodward Jr.)的一个演讲，当时伍教授已提出”deaf”与”Deaf”的分别。
文化语言模式视“聋人”为一种身份认同，并提出聋人实拥有其独特的文化 (Deaf culture)、社群 (Deaf community) 和语言 (手语；Sign language)。因此，从这角度出发，“聋”并非一种残疾或损失，而是一种的特质，亦是让聋人成功创造其他独特之处和文化的元素，当中包括手语、De’VIA (Deaf Art)、对视觉空间拥有极高的敏锐度 (Deaf Space) 等。聋人 (Deaf) 对于聋文化和手语有较强的归属感，亦已内化一些共同、正面价值（如“聋人与健听人有不同之处，但不代表较低等”）。最重要的是，聋人朋友对他们“聋人”这身份，感到无比自豪。
明白的，或许对健听人来说，“聋人”好像是一个不太礼貌的词。我曾经也这样认为，觉得“聋人”是一个负面的词语，聋人朋友知道后会不开心；而“听障”会是一个较礼貌的称呼。然而真实的情况却相反，聋人朋友真正在乎的，是词语本身的含意——视他们为一个人（聋人）、还是只看到他们的障碍（听障）。原来“聋人”才是对他们最合适、最舒服的称呼，亦是尊重其聋文化和社群历史的表现。
改变用词、改变态度
“聋人”和“听障”所表达的是两种对立的态度——前者重视人的特质、视人为一个有不同面向的整体；后者聚焦于人的障碍，且以一个病征指称一个群体，其怪诞的程度就跟称呼别人为“鼻敏感”、“香港脚”无异。把两词并列于一起，绝不恰当。
或许“听障”真的今期流行，但流行绝不代表恰当。这篇文章、这次争议的出现，切切反映当有些人觉得“无所谓啦”，或当我们需要有意识地、甚至小心翼翼地三思到底该用哪个名称去称呼一个长期被欺压的群体时，那就代表社会上有某种意识形态、以及对这个群体的贬低已根深柢固地植于我们的思想和词库当中。
用词背后所表达的是怎样的态度呢？这态度或价值观从何而来？当语言能影响我们如何思考和理解事物时 (Whorf, 1997)，是时候我们使用更合适的语言，去塑造更正确的个人、甚至社会态度。当我们观察到这状态、并愿意坦白承认并身体力行的改变用词、改变态度时，便是减少伤害和歧视的好开始。
我亦恳切地希望，这次运动会的筹委会成员愿意切实地尊重聋人社群，以最恰当的名称命名是次运动会。
参考资料：
Evelyn H. (2013, July 13). Deaf-Mute, Deaf and Dumb, Hard of Hearing, Hearing Impaired, Disabled, Handicapped, Hearing Loss, Deaf.
Humphries, T. (1977). Communicating across cultures (deaf-hearing) and language learning.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Hard of Hearing People (n.d.) Agreement on Terminology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Hard of Hearing People and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the Deaf.
Ladd, P. (2003). Understanding deaf culture: In search of deafhood. Multilingual Matters.
Laszlo, C. A. (1994). Is there a hard-of-hearing identity?.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and Audiology, 18, 248-252.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Deaf (n.d.) Community and Culture -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Ross, M. (2000). Personal and social identity of hard of hearing people. Retrieved June, 1, 2000.
Whorf, B. L. (1997). The relation of habitual thought and behavior to language. In Sociolinguistics (pp. 443-463). Macmillan Education 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