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七时许，铜锣湾一家咖啡厅中的一角，坐着几位眼神有些许空洞的客人，他们有的身旁放着一只拐杖，有的带着样式罕见的眼镜。咖啡馆里人流来往，他们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Hi，我是Simon，一位视障的人生教练。你有什么想和我聊的吗？”其中一位身着黑色商务衬衫的中年男士微笑着向发出座椅拖动声的对面说到，听到林世民是盲人，对方迟疑了。即便看不到，林世民依然凭语气感觉到对方的惊讶。
今年56岁的林世民 Simon，曾任一跨国企业亚洲分部主管，四年前，他因视力障碍离开高管职位，之后一直找不到稳定工作。直到去年秋天，他接触到 life coach （人生教练）这个专业。
对许多人来说，life coach 仍是一个陌生的行业。简单来说，它是一种通过与客户对谈，帮助人们走出情绪低落的瓶颈期，并进行一定未来规划的职业。两年前开始，香港三位专业 coach 联合香港失明人协进会发起“Dot. 人生教练计划”，计划受政府社创基金资助，尝试训练视障人士投身 coaching 行业。社创基金支持创新的社会项目，希望有助扶贫和防止社会孤立。
近日，接受这个计划的八位视障人士正式毕业了。“人生教练改变了我的思维，让我的心态更正向。其实香港的快乐指数远不及其他地区，我希望自己可以帮助一些香港人改变他们的心态。”5月21日，林世民在毕业典礼上这么说。
“你好厉害，居然可以独立上街”
参与培训的八位视障人士多数为自小失明，视力情况各有不同，有低视能，有严重视障，有的甚至是完全失明。后天失明的人中，曾有是在学的大专生，有工作多年的商界人士，但失明之后，他们或退学，或离职。
在学习帮助他人走出迷茫之前，这一群失明人士，早已在自己的人生中经历过许多困境。
刀子，锋利的用具或武器，平时见的最多的就是家中的菜刀及水果刀，除了这些工具刀外，豪仔见得最多的就是手术刀。哎呀，不好意思，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只是从触摸头上的疤痕而感受到手术刀的锋利以及疾病带给我的伤害
2007年，正当壮年的林世民发现自己开始有夜盲的症状，晚上开车时总是看不清楚路况，白天走路也不时撞到人。专家诊断为“视网膜色素病变”，一种由于视网膜上一些感光细胞出现不正常色素凝块而导致的眼科疾病，起初会有夜盲、视野变窄等症状，最后可能会完全失去视力，目前尚无法治愈。
原本在一家跨国企业任亚洲分部主管的他，工作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当时处于被孤立的状态。公司又空降了一位在我之上的高层，我原本是需要管理很多事的，但忽然大家email抄送都不发了，”林世民笑了笑，“连我的一手提拔的左右手都很少跟我说话。”
2009年，林世民被公司辞退，他之后尝试向不同公司投过无数履历，但都因在求职信中陈明自己视力存在障碍而鲜有回音。近四年时间里，他都找不到一份可以长期签约的工作，只能在这期间找到一些市场分析相关的兼职。
这四年里，通过学习和练习，林世民早已可以使用白杖（盲人手杖）独立上街，通过文字转语音类的软件进行办公，然而许多公司仍然对他的能力有顾虑。
据香港政府统计处2014年年底资料显示，在港视障人士逾17万，18至64岁的视障人士就业率约37.4%，就业的视障人士多数从事按摩师等非技术工人、售货员等职业，就业率一直偏低。
“刀子，锋利的用具或武器，平时见的最多的就是家中的菜刀及水果刀，除了这些工具刀外，豪仔见得最多的就是手术刀。哎呀，不好意思，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只是从触摸头上的疤痕而感受到手术刀的锋利以及疾病带给我的伤害。”另一位学员张赐豪在其文章《我愿意一直做这样的笨蛋》中写道。
今年23岁张赐豪自12岁从小学毕业起，他就因脑肿瘤和脑癌曾多次进入手术室。2012年的一次切除脑肿瘤和清理脑积水的手术后，他开始出现视力问题。
“当时发现没有办法看文字，尤其是英文。”张赐豪说，“因为看不到英文两个单词之间的空隙，需要放大到32号以上，单词间空隙要二倍我才能看得到。”
中学毕业后，在学校和老师的帮助下，张赐豪考上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的副学士，学习自己喜爱的戏剧表演专业。然而，2013年万圣节，他被查出脑癌，这一次，手术使得张赐豪丧失了部分记忆并成为重度视障。
“在医院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看不到光。我问护士开灯了吗？护士说已经开了，我就开始暴哭。”张赐豪顿了顿，“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废人。”
因视力问题，他再也无法完成副学士的修读。之后，张赐豪参加了盲人辅导会的白杖行走训练和烹饪等职业、生活技巧的训练，但依旧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也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在林世民看来，在主流社会的预期里，视障人士的能力是很低的。他记得，有一次自己上街，搭电梯的时候，身旁一位女士突然对他说：“你好厉害，居然可以独立上街。”
“因为视障，很多人就觉得我们能力会受到很大限制。那时候我明白，其实很多人就是觉得我们什么都不会的。”林世民说。
一开始我以为聊天就可以赚钱
“看不到的人往往听力很强，他们可以听到人们声音中一些隐含的情绪，其实有可能做coach的。”Dot.人生教练计划的创始人之一吴汉威说。
最初，Dot.人生教练计划是由另一位创始人陈小燕最先提出的。她曾任香港国际专业教练协会主席，几年前就想到可以尝试培训视障人士做life coach，但一直未找到合作伙伴，直到一次酒席上又与吴汉威提及，两人一拍即合。
他们寻找跟非牟利机构盲人辅导会和香港失明人协进会合作，先经过面试和让前来报名的视障人士进行 coaching 的体验，几位创立者最终选定了一班对这个职业感兴趣的人开始专业训练。
林世民是在香港失明人协进会其他会员通知后才加入的，当时，Dot. 人生教练计划已进入第二个阶段。“一开始我以为聊天就可以赚钱，所以想要试一下，”林世民笑着说，“但后来发现和我以为的并不一样。”
吴汉威回忆到，“他觉得商界背景的自己比较有分析能力，所以应该可以胜任这个职业。但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后，就发觉没有那么容易。”
一群教练们发现，和绝大多数人士一样，失明人士也更喜欢表达自己，而不是倾听。吴汉威等教练要做的，就是花大量时间来阻断学员们一味自信地给意见，进而学会安静地、缓慢地倾听陌生人的话语。
“在公司做久了，我以前总是习惯给 instruction（命令）。”林世民无奈地笑笑。直到开始 life coach 的训练，他才反思自己过往的坏习惯，开始学会停下来，更多地聆听他人的感受和诉求。
而相比林世民，张赐豪更加不容易，除了失明，他还因为脑癌而患上耳鸣，“我就努力去听，偶尔有不清楚的时候会让他们重复一下。”
Life coach 的专业训练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聆听、提问等方面的技巧性培训，第二阶段是结合培训进行不断的实践练习。
四年前开始，吴汉威已经与一些专业教练开始义务投入一项名为“Coaching café”的活动，每隔一个星期的周末，他们在网络上发起免费的教练体验活动，为了让陌生的市民更加放松自在地倾诉心情，他们选择在城市里不同的咖啡馆进行活动，让life coach 和陌生的市民“一路饮一路聊天”。
训练期间，八位视障学员也来到咖啡馆，coaching一位又一位的陌生人。林世民发现，coaching的工作一点也不比起从前的管理工作轻松。“以前只是生意、数字，现在是对人，你今天见的是一个行政高层，明天可能见一个中学生，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问题，”他说，整体上，职业、职场问题咨询较多，“可能是他们还没习惯跟陌生人在咖啡馆分享感情的事吧。”
张赐豪说，自己最开始面对陌生人时很紧张，而一些人发现自己是视障也会有所犹疑。“但聊着聊着就完全不会介意了。”
光是倾听还不足够，life coach 最重要的是学会在适当的时机问出适当的问题，启发客户自己来反思和疏理。“最初真的有人骂我说，『你怎么一直问来问去都是问这些呢！』”林世民笑着说，不过经过持续的训练，他现在已经掌握秘诀了。
将“死剩把口”变为优势
培训出一批专业的视障 life coach 只是Dot.人生教练计划的第一步，吴汉威说，接下来要开始思考商业模式，为视障人士寻找可持续的职业发展。目前，他们计划开始一对一的教练辅导、讲座、企业培训、coaching café等，但具体运作还未完全商定。
八位毕业学员中，目前有三位决定投身职业 life coach，该计划希望发挥他们不同人的特长，例如，豪仔会主要负责演讲方面的事物，林世民会继续发挥自己的市场分析特长，而另一位学员邝颂安，将会参与项目的筹划，邝同时也是《am730》的专栏作家，先后出版过多部小说、散文等书籍。
香港失明人协进会项目经理的高碧姬说，近年视障人士就业有多元化的趋势，例如，视障咖啡师，林世民就是首批获国际专业资格的视障咖啡师之一。高碧姬说，只要雇主相信视障人士的能力，在工作安排上协助他们扬长避短，残疾人也能发挥所长。
尽管前路未知，三位视障 life coach 很乐观。张赐豪说，最初失明的时候，他想，自己真的是“死剩把口”，没想到最后真的可以利用自己的嘴巴和耳朵，重新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
林世民说，不管coaching是否能发展成职业，这一年多的训练都让自己获益良多。因为学会了聆听和理解，他与家庭的关系也更和睦，他甚至做起了自己儿子的 life coach。
他11岁的儿子曾在四年级时因校游泳队训练太辛苦而要退出，妻子当时很生气，她觉得儿子太容易放弃，没有坚持。
于是林世民去跟儿子谈，他发现儿子真的不开心，“而且每周三次、每次2-3小时的训练对一个小学生来说确是很累，他也担心影响成绩。”林世民回忆说。最终他和儿子商定，尊重儿子意愿，退出游泳队。
“我不会帮他做决定，我只是参与、倾听、理解他的意思，”他笑着说，“但其实我更重要的角色是游说我家里的boss，就是我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