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秩序与集体意识的剧烈转变，往往促成政治结构的转型，行动者如果能够审时度势，将其理性选择镶嵌其中，则将建构出新的典范建制。学理对此称之为“有限理性抉择”或“历史制度主义”，直白地说叫作“时势造英雄”。这是柯文哲效应产生，以及民进党与其合作与分手的生动诠释。
很明显地，这个结构的转变就是公民社会、太阳花学运以及两岸关系的变化，这使得旧的秩序与典范正在解体中；柯文哲聪明地将自己的角色置入其中，然后民进党俨然成为夷平旧秩序的后台推手。
太阳花学运与公民社会浪潮后崛起的柯文哲
2012年前后，台湾社会集体意识出现了新面貌。政党恶斗引发政府失能与政治失灵，在代议政治的疲乏下，新民粹或审议式民主呼声日渐崛起。这股社会力量，恰巧撞上在经济不景气与贫富分化下，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诉求，使得各种公民不服从运动蓬勃发展，并将矛头指向两岸交流红利分配的扭曲。
太阳花世代所接受的政治社会化内涵，多为民主化之后发展出来的新世界观、国际观与历史观。有别于国民党威权时期的党化与意识形态教育；新的公民与社会价值，建立在民主人权、多元文化、本土意识，以及国际关系的整体结构中。从社会氛围来看，台湾的公民社会内涵，在太阳花学运后已经走向一个新的里程碑。政经运作典范与社会集体意识已从传统的“中国中心／经济成长／社会和谐／道统论”，逐步转化为“台湾中心／经济发展／公民社会／转型正义”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