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968年、旨在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五七干校”，距今已经整整五十年。它是1949年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长期“强制说服”过程的后期阶段。这种强制说服的努力随后被部分放弃，改用其他更为有效的利诱和操控方式，一直延续至今。半世纪之后回首，“五七干校”这段历史更加值得思考与反省。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中央军委总后勤部报告后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15日，中共中央转发该指示，号召将军队办成一所“大学校”，并要求工农学商等各行业依此办理。196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新的经验》一文，并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的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之外都应该这么做，在职干部也应该分批下放劳动”。在这一“最高指示”下，从1968年到1976年五七干校解散，中国大陆各省市五七干校下放的干部达百万人之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作为思想改造对象的“知识分子”。
思想改造是一种 “强制说服”（coercive persuasion），在各国普遍存在于一些强制社会化程序中（如罪犯改造、戒毒、反邪教、心理治疗等）。而在中国语境里，强制说服则是一种意识形态主导的大规模思想改造，其涉及面之广、强制手段之发达是其他国家难以相比的。
在中国，对知识分子的强制说服并不仅仅针对个人，而且针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其目标是让所有成员在行为和思想上朝着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方向发生实质转变，并将转变永远固定下来。“强制说服”以“说理”面目出现，“教育”与“学员”让干校表面上像是“学校”，但实质上，正如一些亲历者见证和回忆汇编——包括贺黎、杨健采写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份子五七干校告白》（以下引语未特别注明者均出自本书）和赵丰编纂的《红色牛棚：中国五七干校纪实》——所揭示的，这是一个奴化式劳改营、一个折磨肉体和精神的“红色牛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