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欧盟的“特洛伊木马”与威权主义危机

2018年4月，在匈牙利新一届大选中，青年民主主义联盟（Fidesz）在以压倒性优势获胜。随后，与该党同属欧洲议会最大党团“欧洲人民党”（EPP）的许多欧洲政治家，都向他们“兄弟友党”的领袖欧尔班（Orbán Viktor）表示了热烈祝贺。

一切看上去都像是常规的欧洲政治：一个中右翼政党赢得了选举，受到欧洲范围内友好政党的祝贺——似乎同欧洲国家每一场普通的民主选举别无二致。

然而，如果人们能忽视这些因素的话——Fidesz胜选后布达佩斯超过十万人的抗议游行；该党长期以来干涉司法独立、操纵国营媒体进行偏向性宣传；欧尔班本人对“非自由民主制”的鼓吹；匈牙利政府对NGO组织和独立媒体的厌恶和持续打压、尤其数年来该国试图将索罗斯的中欧大学和“开放社会”基金会赶出领土的努力。

更令人惊讶之处在于，面对这种趋势，欧洲主流政坛中“无视”似乎成为了常态。曾经乐于承担国际义务欢迎难民、在特朗普时代捍卫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普京面前提起车臣受迫害LGBT群体权利的默克尔，对此不置一词，而她的盟友——同属EPP党团的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党（CSU）则热烈欢迎欧尔班的胜利。鉴于“欧盟磁铁”曾经被视为吸引周边国家民主化的强大动力，这种转变令人印象深刻。

问题非常清晰：在面对新的威权主义挑战时，欧盟怎么了？

欧盟的“梦游者”和房间里的大象

“并没有亲身经历过二战的我们这一代人，不应该成为梦游者。”在欧尔班胜选后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以“欧洲的未来”为主题，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了演讲。除却对欧盟主权和一体化一以贯之的强调，马克龙在欧洲舞台上正式提出了正在崛起的威权主义浪潮问题。他热烈讴歌欧盟的民主机制，宣称欧洲议会最伟大的价值就在于其提供了欧洲民主决策的机会。他激烈抨击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在欧盟内部也开始崛起的威权主义倾向。

欧洲的政治评论家有理由为此感到欣慰。德国的政治学家和记者们曾经联名抗议默克尔对欧尔班一切举动的默认，终于有一位欧盟大国领袖开始正视目前危险的浪潮。值得玩味的是，“梦游者”（sleepwalkers）曾经用来形容坐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那一代人。但更加贴切的是，欧盟确实正在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前梦游。

长久以来，欧盟一直扮演欧洲边缘国家迈向民主化和自由化的稳定器角色。欧洲人权法院甚至迫使英国最终采取立法措施来制定一份自己的人权法案。“欧洲价值观”曾经令欧洲人引以为傲，甚至到现在还是乌克兰不断推动相关改革的动力。然而，在匈牙利问题上，欧盟却失声了。

匈牙利（以及他们在欧盟内的“好兄弟”波兰）的威权化过程并不是刚刚启动，而是时日已久。欧盟领导人并非面对新兴的兆头措手不及——相反，他们正在对“房间里的大象”默不作声。匈牙利和波兰的动向早已在中东欧产生影响并逐步扩散，难民危机无疑加剧了这一趋势。

然而，与一般意义上的解释不同，匈牙利和波兰的威权化与难民危机关系并不密切。早在匈牙利社会党的久尔恰尼（Gyurcsány Ferenc）政权倒台时，在1989年为了自由民主而奋斗的欧尔班，便和右翼基督教民主党联合组建了一个右派占据多数的政权，一面打击社会党的对手，一面采用匈牙利民族主义叙事和疑欧倾向来换取支持。拥有多数的Fidesz第一件要务就是修改了匈牙利宪法《基本法》来改变选举制度、增加大党优势。早在2014年，欧尔班就抛出了“非自由民主制”（iliberal democracy）的论调，而在那之前他的右翼政府煽动反抗欧盟和多样性叙事。2011年的修宪削弱了宪法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宣布议会有权确定教会是否被承认，将家庭的定义限定为夫妻和儿童，并且将政治竞选期间的政党政治广播限制在国家资助的媒体之中。

匈牙利和波兰的动向早已在中东欧产生影响并逐步扩散，难民危机无疑加剧了这一趋势。

有很多因素可以解释欧尔班的成功之路是如何被开启的。前任总理久尔恰尼在竞选中公开对民众撒谎，以及社会党政府的腐败和丑闻，自然成为了欧尔班的助攻，使得后者成为了东欧又一个以反腐起家、以政治清明为议题导向的成功政客。欧尔班自然和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或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不同，可后共产主义国家中腐败的建制派政客、因为苏联因素而在某种程度上以民族主义为底色的政坛，都成为了这些政治家的崛起要素。

在波兰有同样的趋势。卡钦斯基（Kaczyński）兄弟的法律与公正党（PiS）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保守化的右翼政党，2005年他们和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打招牌的公民纲领党（PO）不相上下，本来号称要联合组阁的两党最终分道扬镳。PO走向西欧式的保守党路线，拥抱多元主义、社会进步和公民自由，成为一个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政党，并且热烈地欢迎欧盟。PiS则走向与宗教保守派相勾连的社会保守派右翼。

在出身PO的图斯克（Donald Tusk）成为欧洲理事会主席后，PiS更是极力将反欧当做招牌，并且呼吁维持波兰的主权独立。与欧尔班一致的是，卡钦斯基兄弟始终是保守的右翼政客。他们毫不避讳地对欧盟进行攻击，反对图斯克的理事会主席任职，在欧洲议会中加入疑欧的ECR党团，为了迎合社会保守派的爱好而严格限制女性的堕胎权利，默认、纵容甚至暗中鼓励极右翼组织的崛起，并试图通过司法改革削弱司法的独立性——当然，卡钦斯基方面宣称这是为了反对司法系统中的腐败。

在这一切之后，欧盟终于行动了——虽然只是一些软弱无力的步骤——通过漫长的调查对波兰提出警告。在波兰些微的退却之后，欧盟方面顺台阶下的可能性因此大增。而对于匈牙利，欧盟到目前为止都毫无声音。

布鲁塞尔的漠视助长了欧尔班、卡钦斯基等人一步步前进的胆量，而囊括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的维谢格拉德集团（Visegrad Group）一直是欧洲内部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和疑欧主义的大本营。随着难民危机的爆发，对柏林日益增加的不满，使得欧尔班等政客可以将欧盟自由民主和多元开放的价值观，与一个试图奴役东欧各民族的“欧盟帝国”联系起来，不同的价值和议题叠加在共同维度上，他们得以宣称“非自由民主制”的时代，并将这一概念和传统、主权、民族文化和对抗欧盟霸权联系起来。这些都已经是房间里的大象，不容否认和忽视。

蒙上面纱的威权者和脆弱的惩罚机制

然而，在批评世界范围内强人政治和威权主义浪潮的同时，布鲁塞尔的官僚和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家们一直在忽视内部的类似现象。从欧盟的机制和意识形态上，欧盟对抗其境内的威权主义时，确实软弱无力。

欧盟对威权主义者的抵制很多并非出自意识形态原则，而是基于各国内部压力和欧盟层面的利益考量。面对PiS的卡钦斯基，面对欧盟女性集体游行、反抗波兰修改堕胎相关法案的浪潮，面对实质阻挠欧盟改革进程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欧盟援引《里斯本条约》中最为严厉的第七条，宣布启动为期六个月的调查。如果调查证明波兰的司法改革确实破坏了司法独立原则，经过欧洲理事会的一致投票，波兰可能被暂停其欧盟内部一切事务的表决权。

这一选项被称为欧盟内部的“核选项”，也即最为严厉的惩罚措施。然而，这一看似严格的程序却漏洞重重。

首先，欧盟仅仅启动了预备调查，而在这六个月期间波兰尚有许多游说和公关的机会。小幅退让就可能让波兰逃脱惩罚。更重要的是，“暂停投票权”的最终惩罚机制需要除被惩罚国之外的一致通过。由于匈牙利已经表态会投票反对停止波兰的投票权，第七条最终条款已经无法生效。虽然也有同时停止波兰和匈牙利两国投票权的讨论，可这在程序上会引起巨大争议，很可能无法实现。何况，仅仅是启动对波兰是否违反司法独立原则的调查就已经使得欧洲国家陷入争吵，维谢格拉德集团对此极不情愿，即便是默克尔也有些半推半就，是在马克龙的极力推动下才迈出这一步。欧盟的担忧很明确：如果对波兰和匈牙利同时动手，欧盟有可能陷入争吵与分裂。

欧盟的担忧很明确：如果对波兰和匈牙利同时动手，欧盟有可能陷入争吵与分裂。

政治策略家可以看到波兰与匈牙利的不同，并建议在坚持反欧和民族主义理念的卡钦斯基、和机会主义者欧尔班之间作一区分。如果欧尔班能够被欧盟的援助和其他条件收买，惩罚卡钦斯基的举动就成为可能。但如果抛开对具体议题的政治策略，则不难发现，机会主义的欧尔班要比从不避讳自己反欧倾向的卡钦斯基更加危险。

相比终于被欧盟盯上的卡钦斯基，欧尔班显然面临着更少压力。2018年3月的选举前，匈牙利国营媒体大量播放针对索罗斯的负面宣传，最有希望的反对党、以Fidesz的腐败为主要卖点、从极右翼政党转型而来的“争取更好的匈牙利运动”（Jobbik），受到有关滥用选举经费相关的指控、调查和处罚，反犹主义和极端排外的言论在选举中时常可见，而欧洲人民党党团的高层却在选举结束后称赞欧尔班“捍卫了欧洲人民党的价值观。”

指责欧洲中右翼领袖们“装瞎”显然言过其词。强调主权、欧洲身份认同、反对无限接收难民、支持保守价值观、支持基督教伦理显然是许多欧洲中右翼政党所共享的观念。所以EPP党团对欧尔班的认可恰恰表明了欧盟无法严厉处罚威权主义者的重要原因：在民主和威权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各国的国情可以被用作遮蔽威权主义政策的遮羞布，而只要伪装成一个拥护民主、只是抱有特定价值观的政党，那么打击公民权利和自由民主制原则就变得相当容易。

欧尔班固然限制了司法独立和选举竞争，但只要他继续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温和又坚定的社会保守派，EPP党团就可以把Fidesz接纳为自己的成员，并为其成员党的胜利热烈庆祝。欧尔班的政策固然极端保守，可德国的CSU也越来越靠近他的立场。他在宪法中规定了婚姻只能界定于男女之间，可就在2017年，CSU的执政盟友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依然有超过2/3的议员反对同性婚姻。他公开鼓吹“非自由民主制”，可至少表达了拥护“民主”的意愿，同时试图让右翼同情者认为，“自由”的部分来自于使得社会动荡、欧洲认同不再的左翼价值观。

通过将社会保守主义价值观和威权民主结合起来，欧尔班给欧盟其他持有机会主义立场的强人指出一条可行的道路。

即便是在整个欧盟范围内，支持强人政治的比例也正在增加。通过将社会保守主义价值观和威权民主结合起来，欧尔班给欧盟其他持有机会主义立场的强人指出一条可行的道路：只要你不赤裸裸地挑战欧盟的价值原则，不像卡钦斯基一样给图斯克投反对票，不公开挑衅欧盟的政策，将自己在国内所采取的威权主义政策消音，然后装作是一个温和的中右翼政治家，你不仅不会受到惩罚，反而可以在EPP党团中吸引到自己的支持者。

在右翼保守主义和欧尔班式的“威权民主主义”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如果采用并不反对民主、但是反对“自由主义”（liberal）的叙事，并利用社会、文化、经济层面的自由主义和政治层面的自由主义之间的易于混淆之处，欧尔班们的策略取得成功并不奇怪——人们反对极端、激烈的极右翼言辞，却未必能深刻认识到他们的温和化版本。法国人民会明确拒绝勒庞和国民阵线，但在2017年法国大选中，面对愈发右倾和极端化的菲永，共和党人依然把他当做一个“温和派的主流右翼”。由于意识形态光谱的连续性，以及欧尔班们的威权民主主义的暧昧特征，蒙上面纱的威权主义者就很容易被视为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领袖。

人们反对极端、激烈的极右翼言辞，却未必能深刻认识到他们的温和化版本。

这一趋势尤其应该被放在2018年的世界格局中看待。特朗普在美国毫不收敛的强人政治倾向，埃尔多安等政客肆无忌惮地修改宪法、扩大个人权力等做法，已经使得全世界范围内面临一波“民主退潮”，在西方国家，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有下滑的迹象，而威权国家似乎能更好地处理民主国家不能应对的种种困难。

当面对这种世界格局的时候，欧尔班等人的“威权民主主义”似乎被视为一种可以接受的妥协。奥地利的右翼总理库尔茨已经相当强硬，但比起组阁盟友自由党（FPÖ）则温和许多；匈牙利的Fidesz恶行昭著，却仍是遏制极右翼Jobbik的壁垒；波兰在卡钦斯基的PiS右侧，还有诸多更加极端的小党。

如果说，在重大事项上欧洲理事会的一国一票模式使得只要任何两国抱团就可以为所欲为，那么面对上述更加极端挑战，欧洲国家甚至缺乏惩罚欧尔班们的意图。

“特洛伊木马”与欧盟价值观的挑战

欧盟对民主、自由、人权和市场化所提出的条件，曾经极大改变了周边国家的激励机制。为了能够达到欧盟设置的目标，东欧国家曾经加强改革。欧盟引以为豪的欧洲价值观确实改变了东欧，而纵观欧盟各成员国，最为亲欧的政党往往也最愿意拥抱自由民主制。然而，面对已经加入欧盟的国家，这一机制失效了。

关于主权的争论从来没有在欧盟内部淡化，在各国均担忧加入欧盟就丧失主权的时候，欧盟对成员国并不能采取过于强力的措施。欧洲理事会在重大表决事项（尤其是在暂停投票权等惩罚性条款）上必须全体一致，也是出于保护小国主权的考虑。然而，欧洲各国国情的异质性与欧盟所倡导的共同价值观，在东扩后产生了巨大冲突。面对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与欧盟价值观背道而驰的国家，以及维谢格拉德集团，欧盟几乎束手无策。

马克龙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严厉谴责这种倾向。作为欧盟主要国家的领导人，走出这一步足令许多人欣慰。马克龙声称：“对抗威权主义的措施不是威权民主主义（authoritarian democracy），而是民主的权威（authority of democracy）”。但这仅是拉响了警钟，欧盟仍需要更加有效的措施，而不是沦于对成员国的空口谴责。但受困于欧盟对其成员国的主权保护为基础的机制设计，欧盟的可行惩罚路径并不多。

强化欧洲人权法院的权力是可行措施之一，但由此激起的担忧人权法院损害各国主权的观点，很容易被疑欧派用来和“布鲁塞尔官僚扼杀了欧洲民主”这一叙事结合进行宣传。另一个思路则是在欧盟预算上做文章。事实上欧盟委员会五月初刚刚提交的2021-2027年预算案中，已经规定将尊重法治原则作为预算执行条件。当成员国侵害这一原则时，欧盟可以暂停资金拨付。但这很可能被视为一种经济强国对欧盟小国的威胁。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西进，许多东欧国家在未来对欧盟财政的依赖性也许会不断减弱。无论哪一种思路，都几乎必然引发疑欧派对欧盟更强烈的反感。

“对抗威权主义的措施不是威权民主主义，而是民主的权威。”（马克龙）

于是，这些已经加入欧盟、同时又发生民主逆行的国家，似乎成为了欧盟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一旦他们进入欧盟，欧盟的准入条件就不再适用。由于他们的投票权和影响力，欧盟甚至不得不在这些威权者面前妥协。作为“价值共同体”的欧盟和作为“主权国家联盟”的欧盟，在这里发生了逻辑冲突。欧盟希望在维持各国主权的基础上，将成员国在基本价值上予以同化，可一旦面对分歧，这种矛盾就会暴露。

如此一来，“欧盟价值观”和欧盟成员国的主权之间，必然此消彼长。也许布鲁塞尔的政治家依然不愿意面对这一事实，可匈牙利和波兰等国事态的发展，将让他们不得不面对这种情形。当欧盟成员国的国内政治发生变局，欧盟还能否采取有力的行动维护自己的价值观？为了维护欧盟价值观，布鲁塞尔又愿意付出多高的代价——尤其是当代价可能高到失去一些成员国时？

诚然，东欧国家对欧盟有过深的依赖，退出欧盟很可能并不会发生。但是，欧盟的惩罚可能既会鼓舞这些国家的亲欧民主势力，也会激励其疑欧派继续扩大影响力。当欧盟希望进一步进行整合和一体化时，内部的这些矛盾终究无法被继续忽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如何应对这一浪潮并没有给出良好的回答——如果要在这个威权主义沉渣泛起的时代应对这样的挑战，欧盟的主要领导人需要有新的机制和智慧。如果不能战胜特洛伊木马，欧盟就可以被这些木马吞噬和颠覆。

（甄希，社会自由主义者。爱好政治国际政治、哲学与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