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歐盟的「特洛伊木馬」與威權主義危機

2018年4月，在匈牙利新一屆大選中，青年民主主義聯盟（Fidesz）在以壓倒性優勢獲勝。隨後，與該黨同屬歐洲議會最大黨團「歐洲人民黨」（EPP）的許多歐洲政治家，都向他們「兄弟友黨」的領袖歐爾班（Orbán Viktor）表示了熱烈祝賀。

一切看上去都像是常規的歐洲政治：一個中右翼政黨贏得了選舉，受到歐洲範圍內友好政黨的祝賀——似乎同歐洲國家每一場普通的民主選舉別無二致。

然而，如果人們能忽視這些因素的話——Fidesz勝選後布達佩斯超過十萬人的抗議遊行；該黨長期以來干涉司法獨立、操縱國營媒體進行偏向性宣傳；歐爾班本人對「非自由民主制」的鼓吹；匈牙利政府對NGO組織和獨立媒體的厭惡和持續打壓、尤其數年來該國試圖將索羅斯的中歐大學和「開放社會」基金會趕出領土的努力。

更令人驚訝之處在於，面對這種趨勢，歐洲主流政壇中「無視」似乎成為了常態。曾經樂於承擔國際義務歡迎難民、在特朗普（川普）時代捍衞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普京面前提起車臣受迫害LGBT群體權利的默克爾，對此不置一詞，而她的盟友——同屬EPP黨團的巴伐利亞基督教社會黨（CSU）則熱烈歡迎歐爾班的勝利。鑑於「歐盟磁鐵」曾經被視為吸引周邊國家民主化的強大動力，這種轉變令人印象深刻。

問題非常清晰：在面對新的威權主義挑戰時，歐盟怎麼了？

歐盟的「夢遊者」和房間裏的大象

「並沒有親身經歷過二戰的我們這一代人，不應該成為夢遊者。」在歐爾班勝選後數日，法國總統馬克龍以「歐洲的未來」為主題，在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發表了演講。除卻對歐盟主權和一體化一以貫之的強調，馬克龍在歐洲舞台上正式提出了正在崛起的威權主義浪潮問題。他熱烈謳歌歐盟的民主機制，宣稱歐洲議會最偉大的價值就在於其提供了歐洲民主決策的機會。他激烈抨擊在全世界範圍內流行、在歐盟內部也開始崛起的威權主義傾向。

歐洲的政治評論家有理由為此感到欣慰。德國的政治學家和記者們曾經聯名抗議默克爾對歐爾班一切舉動的默認，終於有一位歐盟大國領袖開始正視目前危險的浪潮。值得玩味的是，「夢遊者」（sleepwalkers）曾經用來形容坐視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那一代人。但更加貼切的是，歐盟確實正在這場迫在眉睫的危機前夢遊。

長久以來，歐盟一直扮演歐洲邊緣國家邁向民主化和自由化的穩定器角色。歐洲人權法院甚至迫使英國最終採取立法措施來制定一份自己的人權法案。「歐洲價值觀」曾經令歐洲人引以為傲，甚至到現在還是烏克蘭不斷推動相關改革的動力。然而，在匈牙利問題上，歐盟卻失聲了。

匈牙利（以及他們在歐盟內的「好兄弟」波蘭）的威權化過程並不是剛剛啟動，而是時日已久。歐盟領導人並非面對新興的兆頭措手不及——相反，他們正在對「房間裏的大象」默不作聲。匈牙利和波蘭的動向早已在中東歐產生影響並逐步擴散，難民危機無疑加劇了這一趨勢。

然而，與一般意義上的解釋不同，匈牙利和波蘭的威權化與難民危機關係並不密切。早在匈牙利社會黨的久爾恰尼（Gyurcsány Ferenc）政權倒台時，在1989年為了自由民主而奮鬥的歐爾班，便和右翼基督教民主黨聯合組建了一個右派佔據多數的政權，一面打擊社會黨的對手，一面採用匈牙利民族主義敘事和疑歐傾向來換取支持。擁有多數的Fidesz第一件要務就是修改了匈牙利憲法《基本法》來改變選舉制度、增加大黨優勢。早在2014年，歐爾班就拋出了「非自由民主制」（iliberal democracy）的論調，而在那之前他的右翼政府煽動反抗歐盟和多樣性敘事。2011年的修憲削弱了憲法法院的司法審查權，宣布議會有權確定教會是否被承認，將家庭的定義限定為夫妻和兒童，並且將政治競選期間的政黨政治廣播限制在國家資助的媒體之中。

匈牙利和波蘭的動向早已在中東歐產生影響並逐步擴散，難民危機無疑加劇了這一趨勢。

有很多因素可以解釋歐爾班的成功之路是如何被開啟的。前任總理久爾恰尼在競選中公開對民眾撒謊，以及社會黨政府的腐敗和醜聞，自然成為了歐爾班的助攻，使得後者成為了東歐又一個以反腐起家、以政治清明為議題導向的成功政客。歐爾班自然和白（俄）羅斯的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或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Mikheil Saakashvili）不同，可後共產主義國家中腐敗的建制派政客、因為蘇聯因素而在某種程度上以民族主義為底色的政壇，都成為了這些政治家的崛起要素。

在波蘭有同樣的趨勢。卡欽斯基（Kaczyński）兄弟的法律與公正黨（PiS）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保守化的右翼政黨，2005年他們和以經濟自由主義為主打招牌的公民綱領黨（PO）不相上下，本來號稱要聯合組閣的兩黨最終分道揚鑣。PO走向西歐式的保守黨路線，擁抱多元主義、社會進步和公民自由，成為一個經濟上的自由主義政黨，並且熱烈地歡迎歐盟。PiS則走向與宗教保守派相勾連的社會保守派右翼。

在出身PO的圖斯克（Donald Tusk）成為歐洲理事會主席後，PiS更是極力將反歐當做招牌，並且呼籲維持波蘭的主權獨立。與歐爾班一致的是，卡欽斯基兄弟始終是保守的右翼政客。他們毫不避諱地對歐盟進行攻擊，反對圖斯克的理事會主席任職，在歐洲議會中加入疑歐的ECR黨團，為了迎合社會保守派的愛好而嚴格限制女性的墮胎權利，默認、縱容甚至暗中鼓勵極右翼組織的崛起，並試圖通過司法改革削弱司法的獨立性——當然，卡欽斯基方面宣稱這是為了反對司法系統中的腐敗。

在這一切之後，歐盟終於行動了——雖然只是一些軟弱無力的步驟——通過漫長的調查對波蘭提出警告。在波蘭些微的退卻之後，歐盟方面順台階下的可能性因此大增。而對於匈牙利，歐盟到目前為止都毫無聲音。

布魯塞爾的漠視助長了歐爾班、卡欽斯基等人一步步前進的膽量，而囊括波蘭、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國的維謝格拉德集團（Visegrad Group）一直是歐洲內部保守主義、民粹主義和疑歐主義的大本營。隨着難民危機的爆發，對柏林日益增加的不滿，使得歐爾班等政客可以將歐盟自由民主和多元開放的價值觀，與一個試圖奴役東歐各民族的「歐盟帝國」聯繫起來，不同的價值和議題疊加在共同維度上，他們得以宣稱「非自由民主制」的時代，並將這一概念和傳統、主權、民族文化和對抗歐盟霸權聯繫起來。這些都已經是房間裏的大象，不容否認和忽視。

蒙上面紗的威權者和脆弱的懲罰機制

然而，在批評世界範圍內強人政治和威權主義浪潮的同時，布魯塞爾的官僚和歐洲主要國家的政治家們一直在忽視內部的類似現象。從歐盟的機制和意識形態上，歐盟對抗其境內的威權主義時，確實軟弱無力。

歐盟對威權主義者的抵制很多並非出自意識形態原則，而是基於各國內部壓力和歐盟層面的利益考量。面對PiS的卡欽斯基，面對歐盟女性集體遊行、反抗波蘭修改墮胎相關法案的浪潮，面對實質阻撓歐盟改革進程的民族主義領導人，歐盟援引《里斯本條約》中最為嚴厲的第七條，宣布啟動為期六個月的調查。如果調查證明波蘭的司法改革確實破壞了司法獨立原則，經過歐洲理事會的一致投票，波蘭可能被暫停其歐盟內部一切事務的表決權。

這一選項被稱為歐盟內部的「核選項」，也即最為嚴厲的懲罰措施。然而，這一看似嚴格的程序卻漏洞重重。

首先，歐盟僅僅啟動了預備調查，而在這六個月期間波蘭尚有許多遊說和公關的機會。小幅退讓就可能讓波蘭逃脱懲罰。更重要的是，「暫停投票權」的最終懲罰機制需要除被懲罰國之外的一致通過。由於匈牙利已經表態會投票反對停止波蘭的投票權，第七條最終條款已經無法生效。雖然也有同時停止波蘭和匈牙利兩國投票權的討論，可這在程序上會引起巨大爭議，很可能無法實現。何況，僅僅是啟動對波蘭是否違反司法獨立原則的調查就已經使得歐洲國家陷入爭吵，維謝格拉德集團對此極不情願，即便是默克爾也有些半推半就，是在馬克龍的極力推動下才邁出這一步。歐盟的擔憂很明確：如果對波蘭和匈牙利同時動手，歐盟有可能陷入爭吵與分裂。

歐盟的擔憂很明確：如果對波蘭和匈牙利同時動手，歐盟有可能陷入爭吵與分裂。

政治策略家可以看到波蘭與匈牙利的不同，並建議在堅持反歐和民族主義理念的卡欽斯基、和機會主義者歐爾班之間作一區分。如果歐爾班能夠被歐盟的援助和其他條件收買，懲罰卡欽斯基的舉動就成為可能。但如果拋開對具體議題的政治策略，則不難發現，機會主義的歐爾班要比從不避諱自己反歐傾向的卡欽斯基更加危險。

相比終於被歐盟盯上的卡欽斯基，歐爾班顯然面臨着更少壓力。2018年3月的選舉前，匈牙利國營媒體大量播放針對索羅斯的負面宣傳，最有希望的反對黨、以Fidesz的腐敗為主要賣點、從極右翼政黨轉型而來的「爭取更好的匈牙利運動」（Jobbik），受到有關濫用選舉經費相關的指控、調查和處罰，反猶主義和極端排外的言論在選舉中時常可見，而歐洲人民黨黨團的高層卻在選舉結束後稱讚歐爾班「捍衞了歐洲人民黨的價值觀。」

指責歐洲中右翼領袖們「裝瞎」顯然言過其詞。強調主權、歐洲身份認同、反對無限接收難民、支持保守價值觀、支持基督教倫理顯然是許多歐洲中右翼政黨所共享的觀念。所以EPP黨團對歐爾班的認可恰恰表明了歐盟無法嚴厲處罰威權主義者的重要原因：在民主和威權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各國的國情可以被用作遮蔽威權主義政策的遮羞布，而只要偽裝成一個擁護民主、只是抱有特定價值觀的政黨，那麼打擊公民權利和自由民主制原則就變得相當容易。

歐爾班固然限制了司法獨立和選舉競爭，但只要他繼續表現出自己是一個温和又堅定的社會保守派，EPP黨團就可以把Fidesz接納為自己的成員，併為其成員黨的勝利熱烈慶祝。歐爾班的政策固然極端保守，可德國的CSU也越來越靠近他的立場。他在憲法中規定了婚姻只能界定於男女之間，可就在2017年，CSU的執政盟友基督教民主聯盟（CDU）依然有超過2/3的議員反對同性婚姻。他公開鼓吹「非自由民主制」，可至少表達了擁護「民主」的意願，同時試圖讓右翼同情者認為，「自由」的部分來自於使得社會動盪、歐洲認同不再的左翼價值觀。

通過將社會保守主義價值觀和威權民主結合起來，歐爾班給歐盟其他持有機會主義立場的強人指出一條可行的道路。

即便是在整個歐盟範圍內，支持強人政治的比例也正在增加。通過將社會保守主義價值觀和威權民主結合起來，歐爾班給歐盟其他持有機會主義立場的強人指出一條可行的道路：只要你不赤裸裸地挑戰歐盟的價值原則，不像卡欽斯基一樣給圖斯克投反對票，不公開挑釁歐盟的政策，將自己在國內所採取的威權主義政策消音，然後裝作是一個温和的中右翼政治家，你不僅不會受到懲罰，反而可以在EPP黨團中吸引到自己的支持者。

在右翼保守主義和歐爾班式的「威權民主主義」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如果採用並不反對民主、但是反對「自由主義」（liberal）的敘事，並利用社會、文化、經濟層面的自由主義和政治層面的自由主義之間的易於混淆之處，歐爾班們的策略取得成功並不奇怪——人們反對極端、激烈的極右翼言辭，卻未必能深刻認識到他們的温和化版本。法國人民會明確拒絕勒龐和國民陣線，但在2017年法國大選中，面對愈發右傾和極端化的菲永，共和黨人依然把他當做一個「温和派的主流右翼」。由於意識形態光譜的連續性，以及歐爾班們的威權民主主義的曖昧特徵，蒙上面紗的威權主義者就很容易被視為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領袖。

人們反對極端、激烈的極右翼言辭，卻未必能深刻認識到他們的温和化版本。

這一趨勢尤其應該被放在2018年的世界格局中看待。特朗普在美國毫不收斂的強人政治傾向，埃爾多安等政客肆無忌憚地修改憲法、擴大個人權力等做法，已經使得全世界範圍內面臨一波「民主退潮」，在西方國家，民眾對民主制度的信心有下滑的跡象，而威權國家似乎能更好地處理民主國家不能應對的種種困難。

當面對這種世界格局的時候，歐爾班等人的「威權民主主義」似乎被視為一種可以接受的妥協。奧地利的右翼總理庫爾茨已經相當強硬，但比起組閣盟友自由黨（FPÖ）則温和許多；匈牙利的Fidesz惡行昭著，卻仍是遏制極右翼Jobbik的壁壘；波蘭在卡欽斯基的PiS右側，還有諸多更加極端的小黨。

如果說，在重大事項上歐洲理事會的一國一票模式使得只要任何兩國抱團就可以為所欲為，那麼面對上述更加極端挑戰，歐洲國家甚至缺乏懲罰歐爾班們的意圖。

「特洛伊木馬」與歐盟價值觀的挑戰

歐盟對民主、自由、人權和市場化所提出的條件，曾經極大改變了周邊國家的激勵機制。為了能夠達到歐盟設置的目標，東歐國家曾經加強改革。歐盟引以為豪的歐洲價值觀確實改變了東歐，而縱觀歐盟各成員國，最為親歐的政黨往往也最願意擁抱自由民主制。然而，面對已經加入歐盟的國家，這一機制失效了。

關於主權的爭論從來沒有在歐盟內部淡化，在各國均擔憂加入歐盟就喪失主權的時候，歐盟對成員國並不能採取過於強力的措施。歐洲理事會在重大表決事項（尤其是在暫停投票權等懲罰性條款）上必須全體一致，也是出於保護小國主權的考慮。然而，歐洲各國國情的異質性與歐盟所倡導的共同價值觀，在東擴後產生了巨大沖突。面對波蘭和匈牙利這兩個與歐盟價值觀背道而馳的國家，以及維謝格拉德集團，歐盟幾乎束手無策。

馬克龍在歐洲議會的演講中嚴厲譴責這種傾向。作為歐盟主要國家的領導人，走出這一步足令許多人欣慰。馬克龍聲稱：「對抗威權主義的措施不是威權民主主義（authoritarian democracy），而是民主的權威（authority of democracy）」。但這僅是拉響了警鐘，歐盟仍需要更加有效的措施，而不是淪於對成員國的空口譴責。但受困於歐盟對其成員國的主權保護為基礎的機制設計，歐盟的可行懲罰路徑並不多。

強化歐洲人權法院的權力是可行措施之一，但由此激起的擔憂人權法院損害各國主權的觀點，很容易被疑歐派用來和「布魯塞爾官僚扼殺了歐洲民主」這一敘事結合進行宣傳。另一個思路則是在歐盟預算上做文章。事實上歐盟委員會五月初剛剛提交的2021-2027年預算案中，已經規定將尊重法治原則作為預算執行條件。當成員國侵害這一原則時，歐盟可以暫停資金撥付。但這很可能被視為一種經濟強國對歐盟小國的威脅。更重要的是，隨着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西進，許多東歐國家在未來對歐盟財政的依賴性也許會不斷減弱。無論哪一種思路，都幾乎必然引發疑歐派對歐盟更強烈的反感。

「對抗威權主義的措施不是威權民主主義，而是民主的權威。」（馬克龍）

於是，這些已經加入歐盟、同時又發生民主逆行的國家，似乎成為了歐盟內部的「特洛伊木馬」。一旦他們進入歐盟，歐盟的准入條件就不再適用。由於他們的投票權和影響力，歐盟甚至不得不在這些威權者面前妥協。作為「價值共同體」的歐盟和作為「主權國家聯盟」的歐盟，在這裏發生了邏輯衝突。歐盟希望在維持各國主權的基礎上，將成員國在基本價值上予以同化，可一旦面對分歧，這種矛盾就會暴露。

如此一來，「歐盟價值觀」和歐盟成員國的主權之間，必然此消彼長。也許布魯塞爾的政治家依然不願意面對這一事實，可匈牙利和波蘭等國事態的發展，將讓他們不得不面對這種情形。當歐盟成員國的國內政治發生變局，歐盟還能否採取有力的行動維護自己的價值觀？為了維護歐盟價值觀，布魯塞爾又願意付出多高的代價——尤其是當代價可能高到失去一些成員國時？

誠然，東歐國家對歐盟有過深的依賴，退出歐盟很可能並不會發生。但是，歐盟的懲罰可能既會鼓舞這些國家的親歐民主勢力，也會激勵其疑歐派繼續擴大影響力。當歐盟希望進一步進行整合和一體化時，內部的這些矛盾終究無法被繼續忽視。《馬斯特裏赫特條約》對如何應對這一浪潮並沒有給出良好的回答——如果要在這個威權主義沉渣泛起的時代應對這樣的挑戰，歐盟的主要領導人需要有新的機制和智慧。如果不能戰勝特洛伊木馬，歐盟就可以被這些木馬吞噬和顛覆。

（甄希，社會自由主義者。愛好政治國際政治、哲學與社會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