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黑镜（Black Mirror）第三季《急转直下》吗？那个用分数决定一切的未来世界。每个人不仅随时看得见彼此的社交分数，更可以随手一滑评价对方，你的分数具体而微地影响到你的购屋、租车与生活中的一切，自然让人很难不服膺于追求个人数字提升的逻辑。毕竟若你的分数不够，社会就会对你拒之门外，那是一个受分数主宰的反乌托邦。或者有人坚信，这才是乌托邦。
来自电视影集的既定印象，让很多人对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有了更具体的想像。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去年底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发表演说时提到，2020年中国政府将试图建立起一个欧威尔式体系（Orwellian system），全面控制一般人的生活，亦即“社会信用分数”（social credit score）。套一句这项计划蓝图的官方说词，它会“让守信者畅游天下，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陈玉洁、清华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林勤富和蒙纳许大学（monash university）商事法与赋税系助理教授（lecturer）刘汉威，三人合作去年底在哥伦比亚大学亚洲法学期刊发表一篇论文 ，探讨中国政府建构“社会信用”这个庞大体系的动力与风险。更以“依信而治”(Rule of Trust)总结这座空前的巨大社会工程。 在上述论文的基础上，端传媒专访了陈玉洁与林勤富两位台湾学者，进一步讨论“社会信用”作为一种统治工具的力量与危害。
它是怎么开始的？
回顾社会信用体系的演变，它究竟是如何从原本仅限于金融信贷方面的应用，逐步扩大成为中国政府试图管控治理社会和国家的核心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