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响号拉开序幕。九龙巴士车长叶蔚琳向车窗外探头，询问城巴巴士是否已通过，然后将正在驾驶的234X线双层巴士，缓缓停在尖东么地道巴士总站出口。数辆尾随巴士，相继停下，这一场香港罕见的巴士罢驶行动，正式开始。这是2018年2月24日晚上8时，九巴公布“薪酬优化方案”后第3日，车长们的情绪，终于爆发。此时距离大埔公路夺命巴士意外，刚好过去两星期。
“我第一个站出来，死就死我先，罚就罚我先，每一样东西都是要牺牲的，不可以退缩。现在不是关于我们个人，是关于全香港人的性命，车长的情绪是很重要的。”叶蔚琳见传媒时这样说。
2月10日，农历新年前5日，香港大埔公路发生自2003年以来最严重巴士事故，造成19人死亡，66人受伤。公路路祭的哭声，与巴士车长积压的情绪，在过去十数日里交织成一个巨大的舆论旋涡，席卷全城。由于涉事司机是兼职，巴士工会亦对兼职车长制度发出批评，点燃公众对车长安全训练、整个行业生态的忧虑，也点燃了全职与兼职车长之间的纷争。胶着之时，2月21日，九巴公司公布“薪酬优化方案”，却因为方案被批不公平，反而引爆车长的愤怒与罢工。
车长叶蔚琳的罢工，没有求助工会。事实上，一间九巴公司有5个工会，立场不同，政治光谱也不同。在大埔意外发生，司机制度遭到广泛质疑时，5个工会在做什么？九巴公司又如何回应改善行业生态的诉求？为什么“优化方案”却逼迫叶蔚琳们响号罢工？带着这些问题，《端传媒》访问了叶蔚琳及其发起的“月薪车长大联盟”成员，以及6名九巴工会负责人，包括有多年工运经验的前工党主席李卓人，希望探讨大埔意外之后，巴士公司的车长们又缺失集体谈判权的情况下，香港巴士行业生态恶循环从哪里可能疏解。
薪酬制度不一，点燃罢驶情绪
凌晨十二点半，路德围夜宵大排档，烟雾缭绕。叶蔚琳喝一口茶，请先生刘卓恒帮忙点碗牛腩面。她俩均是夜更车长，刚从昂船洲荔枝角厂收工，搭一程巴士来这里聚脚。
“激气（生气）咯！因为一道气，我们站出来。”谈起昨日发起罢驶的缘由，叶蔚琳挑起两弯眉毛。曾投身粤剧唱戏的她，一头短发，双目有神，语速飞快。说到激动处，拍桌而起。
2月21日，九巴与其所承认的两个建制派工会，即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龙巴士分会（俗称红簿仔）及九巴职工总会（俗称白簿仔）商讨后，公布“薪酬优化方案”：将安全驾驶奖励金及良好服务奖励金2份奖金取消，直接拨入月薪车长底薪，新入职车长底薪由此提高至约15000元。同时，超时补水（加班费）亦增加14元左右每小时。
传媒舆论均说“优化方案”是“加薪三成”，这让车长们开始不满：每月2份奖金（安全奖及服务奖）合共约3500元，大多数车长均能获得，而将奖金取消，拨入底薪，到手的薪金与原先无异，只有超时补水费增加了——这说明车长仍需超时工作，才能赚取足够薪水。
“这不叫『加薪』，这叫『左手交右手』。99.7%的车长原先都可拿到那两份奖金。”九巴员工协会（俗称绿簿仔）副理事长郭伟光当时就评价。郭伟光所在的“绿簿仔”，是不被九巴承认、隶属于香港泛民派别“职工盟”的工会。
对于叶蔚琳来讲，两份奖金是她原本就可获得的薪金：“讲真心，我做了4年，一次都没被人扣过（奖金）。这算什么『优化』？”
最令她气愤的，是薪酬制度不一，造成“优化”后不公平的结果。
薪酬制度不一，是怎么一回事？原来，九巴车长分为3种：日薪制、2004年前入职的月薪制及2004年后入职的月薪制车长。行内周知，“04后”月薪车长，是待遇最差的一批：03年沙士病疫爆发，九巴称要共渡时艰，于是从04年开始，月薪车长底薪被砍，而原有的年底“双粮”亦被取消。
简而言之，“04后”月薪车长，底薪最低，亦失去原本日薪及“04前”月薪车长拥有的年尾双粮。这就造成，无论公司如何“优化”薪酬、采用何种加幅，其他车长均能享有的、调整后的年尾双粮，这些“04后”月薪车长，均无法享有。
对叶蔚琳们而言，“不公平”是导火线之一。
“这个方案出来，很不公平。他们那些有双粮的，两份奖金拨入底薪，年尾就多3千几，我们却和原来差不多。”叶蔚琳说，“做这个『优化』方案，也是因为之前大埔的意外吧。因为那件事，大家是这样的不开心，希望能够改变我们的待遇，为什么最后却优化成这样？我们的情绪积压了很多，一下子就爆出来了。”2013年入职的她，正属于“04后”月薪车长。
2月22日下午，叶蔚琳在尖东么地道总站休息时，正碰到一群“04后”月薪车长抱怨优化方案，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情绪高涨，提议开一个“月薪车长大联盟”WhatsApp群组。
“一开始只想发泄一下，完全没任何准备，没想到大家都情绪爆发，一个WhatsApp群组只能加256人，竟很快就满了，又再开一个，一共开了6个。我先生在另一群组，才知是我在发起。”
凭藉一道怒火，叶蔚琳很快获得逾千人支持。翌日5点，在九巴雇员工会（俗称金簿仔）的抗议行动中，理事长杨志诚邀她发言，她随即向媒体表示，九巴优化方案未有真正回应加薪诉求，及没有咨询基层员工，要求九巴在第二日下午3点前对此作回应，否则发起工业行动（罢驶行动）。
只给出不足24小时的期限要求公司回应，叶蔚琳一上来的势头，风风火火。
“大家很愤怒，所以行动迅速，否则谁会理妳？”她说，“做事要快，要决断。我真的没考虑后果，觉得是时间，有机会，就做。”
红簿仔代表工友接受“优化方案”，合理吗？
除了不满“优化方案”的不公平，汽总工会九巴分会（红簿仔）代表基层车长与九巴谈判、接受方案，则是工业行动的另一条导火线。
“优化方案”出炉后，“红簿仔”理事长黎兆聪对传媒表示，原先有约三成车长因驾驶犯错而不获两份奖金，因此多年来争取将奖金拨入底薪，对九巴是次方案接纳了工会意见，感到欣慰。闻听此言，“04后”月薪车长沸腾了。
“他们（红簿仔工会）那批人，相当于拿了几千块钱利是，他们当然开心，拿到就拍手掌，还说代表我们。”叶蔚琳说，“我们这群低收入群体，说实话，在这件事上，薪酬这么不公平。他们还说代表我们，大家就爆发了。”
叶蔚琳所说的红簿仔，是汽总工会九巴分会，成立于1949年，隶属于香港建制派团体“工联会”。翌年成立的九巴职工总会，又称“白簿仔”，则隶属于“港九工团联合总会”。所谓“簿仔”，即工友入会后，工会派发红、白两色记事簿，是为标志。
初期在九巴，只有红、白二簿平分天下，公司亦承认这两个工会。及至1989年，郭伟光等人不满红簿仔拒绝就医疗事件帮助工友，另立门户，成立“九巴员工协会”，称为“绿簿仔”，隶属于泛民派系的工会组织“职工盟”。
由于“集体谈判权”在1997年被废除，香港劳工与资方的谈判，主导权落在了资方手上。若资方不承认工会地位，则该工会无法上谈判桌，除非发动工业行动，以此逼迫资方。于是，被资方承认的工会有时也会受到工人质疑，是否因与资方站在一齐，才会被承认。
集体谈判权
多年来，因资方承认其谈判地位，及在多次薪酬升幅谈判中无法达到初始拟定的数字，“红簿仔”工会常被批评与资方同一阵线，没能代表工人利益。而“绿簿仔”工会则一直无法获得公司承认，沾不到劳资双方的谈判桌角。
在“月薪车长大联盟”成员Alan的眼中，“每年6月劳资谈判薪酬加幅，常常红簿仔那边一开口要加8%，接着资方说最多3%，一来一回，我相信他们早有共识，只不过这样看上去好看些。我原本也是红簿仔的，它都帮不到我们，我就不交会费。”
关于“红簿仔”的批评，汽总工会第一副主席张子琦则回应，“怎会『早有共识』？去年我们为车长争取加底薪705元，资方连5元都想省，是我们努力争回来的。”他说，谈判桌上，当然先开高价，资方再杀价。所谓“黑箱作业”，根本不存在。
除了为资方护航之嫌，“红簿仔”会员人数亦被质疑。汽总工会九巴分会称有约6300名车长会员，在九巴8600名车长中占大多数，具有代表性。然而，据《端传媒》查阅职工会登记资料，“红簿仔”是以总工会名义登记会员人数的，具体九巴分会的会员人数，并不在册。也就是说，并无官方文件可证明汽总工会九巴分会的实际会员人数。
除此以外，据车长反映，刚入职九巴时，需参加公司内部驾驶训练学院的训练，而只有红、白两工会，可进入训练学院“收生”。“绿簿仔进不去训练学院的。新人刚入职，什么都不懂，觉得工会应该有用吧，就交会费了。就像大学迎新那样，一进来训练还未毕业，就踢你入会。训练出来后才知，原来还有其他工会。”Alan说。
在只有红、白二簿可进入训练学院、“大学迎新式”第一时间接触新入职车长的情况下，工会收人是否具公平性，可能要打上问号。
罢驶行动，为什么不联系工会帮忙？
在香港，以工会名义举行罢工，比以个人名义更受法律保障。《基本法》第27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2条、《香港人权法案》第18条均明文保护工会活动的权利。以个人名义罢工，更有可能受到公司处分。工业行动，本就在动员能力、资源配合方面难度不少，为何叶蔚琳不向工会求助呢？
香港居民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
对被“红簿仔”代表接受优化方案的不满，似乎令叶蔚琳失去对所有工会的信任。“为什么要人帮？我不想沾染到政党，不想被人利用。看新闻就知道，有些工会利用某些行动，帮你出头。我政治中立，无党派，不想沾那些人。”叶蔚琳说。
叶蔚琳想了想，又说：“工会的话，理念一致就可以做朋友。”先生刘卓恒就在旁说，“红簿仔就不是和我们一样理念，不是为我们这批基层的。我们要争取取消（年度奖金）评核，他们是为那些不用评核而有双粮的人的。”
随着大埔意外及罢驶行动的事态发展，公众最近才逐渐了解到，原来一间九巴公司，竟存在5个工会之多。除了最早创立的“红簿仔”和“白簿仔”、以及1989年的“绿簿仔”之外，2015年，原“红簿仔”成员郭志诚称工会选举有舞弊现象，决定退出工会，成立“九巴雇员工会”（金簿仔）。
郭志诚表示，“金簿仔”是独立工会，没任何政治背景，“我们什么党派的议员都可接触，只要可以为车长解决问题。”但他同时承认，“金簿仔”的法律顾问，是建制派经民联（香港经济民生联盟）的梁美芬、报称独立但被普遍认为属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以及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律师谢伟俊。
到了2017年，原“绿簿仔”理事长李国华又另立门户，成立“九巴职员权益工会”（蓝簿仔），他拒绝透露具体原因，只说“理念不同”。
说起为何分裂出5个工会，“金簿仔”郭志诚就说，“每一次的分裂，都是一班人的不满。”他指工会名称不重要，关键是领导有没有才能。“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他含糊说道。
五色工会，令车长们眼花缭乱，也本能地警惕政党联系。Alan是“月薪车长大联盟”成员，他点评道：“九巴的工会太杂了，真的，那么多五颜六色的『簿仔』。所以我们才组织这个大联盟。我们都是自发的，没有背景。”Alan觉得，这些工会背后，肯定都有政党联系。
这次罢驶获得公司关注，管理层愿意会面，Alan和叶蔚琳感觉，没有工会，自己也能做出成果。“他们（工会）这么多做事的人，都没能做到我们这群人做到的事。”Alan有点骄傲，“没人敢行动，公司怎会理你？现在我们够胆，公司就理你了。一定要工潮，没有工潮，什么事都不成。”叶蔚琳在宣布停止罢驶后，更向传媒激动说，这是“历史性一刻”。她听说，公司从不和红、白以外的组织谈判。
工会为何不主动介入行动？
至于5个工会，为何没有主动介入车长叶蔚琳的工业行动？
建制派红、白簿仔，均反对叶蔚琳行动，认同九巴的“优化方案”，强调外界所说的“加薪三成”完全是误导，指方案只是对薪酬的“优化”，真正加薪，应按惯例等到6月，才进行劳资谈判。“红簿仔”黎兆聪指叶蔚琳将市民作为筹码，“不理性、好卑鄙”。
“蓝簿仔”李国华理事长就对《端传媒》说，“不反对”叶蔚琳的工业行动，但“我们工会都有不成文规定：一个工会做行动，另外的工会就不做，以免被批『抽水』。”他又说，如果其他工会要求支援，蓝簿仔也会去帮手。他说曾在工会内部商讨是否介入叶蔚琳行动，但见“金簿仔”郭志诚全程伴随叶车长，便认为郭正在帮手，“难道我们又走过去吗？”
那么“金簿仔”有在支援叶蔚琳吗？媒体镜头前，一直伴随叶蔚琳左右的“金簿仔”理事长郭志诚说，自己在整个工业行动中，并没有决策权，也没什么角色，除了早期有帮叶蔚琳联络传媒以外。而这个“联络”工作，也随着叶蔚琳宣布罢驶结束，而结束。“我去现场，是因为我有工会成员参与了『月薪车长大联盟』，要求我去支援他们。而且，我们也有责任保护所有的九巴员工。”郭志诚说。
“绿簿仔”亦对罢驶行动持保留态度。被问及有否主动介入行动，或者联系叶蔚琳，“绿簿仔”副理事长郭伟光说，有在WhatsApp群组中向叶蔚琳传达建议，亦托人向叶蔚琳转达，可联络工会帮忙，但对方没回覆。“风头火势去找她们，怕被人说『骑劫』行动。”他又说，“我做了这么多年工会，知道一个打工仔罢工，是可以被公司处分，很危险的。”
“绿簿仔”所属的职工盟，其秘书长李卓人则说，主动介入叶蔚琳行动的唯一方法，是“晒自己人”（发动自己会员参与），但这需要时间与会员解释、动员。“没有酝酿时间，怎叫他们出动？之前海丽邨清洁工罢工行动，我们谈了2个月，才最终做成。葵青码头罢工，也需要我们过去十年做组织经验，才成功的。”
“不是不介入，是没法介入。难道我们走过去直接说，不要这么做？”
李卓人认为，根据过往工运经验，罢驶是最困难的一种工运方式。“罢驶令车长独自面对来自乘客和公司两方面的压力。所以我们通常选择集会，或者之前2017年慢驶行动——只要有一辆车慢下来，后面的就跟着一起做，这样大家都能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不用孤独面对压力。”
“叶车长一开始就不太想工会介入的。”他说。
最后结果 车长工运的未来
这边厢，叶蔚琳不希望工会介入，警惕政党背景；那边厢，建制派工会反对工业行动，其余工会或担心被批“抽水”、“骑劫”，或因感觉叶蔚琳不愿工会介入，见没回覆，就按兵不动。叶蔚琳的处境，似乎势单力薄。
“我不担心没人响应。好多工业行动，都是口头讲，最后没人站出来。我觉得我已把心交出来，为了大家，我站出来，死就我先死，牺牲一定会有的。”
2月24日，叶蔚琳给定的期限、下午3时已过，九巴毫无反应。叶蔚琳随即向传媒宣布，将于晚上发动罢驶行动。若九巴再无回应，便去礼宾府静坐。她说：“预咗第一个炒我。”
不知来者人数，不知九巴会否理会，只知前途有危，叶蔚琳仍去到尖东么地道总站，见有车长，便问：“你是不是『大联盟』的？”得到肯定回覆，她便说：“那好，一会儿你跟在我后面就行。”
一腔热血，引来全港媒体追踪。晚上8时，一声长响，罢驶开始了。叶蔚琳甫停下巴士不久，九巴职员立即上前要求收车，着她收拾物品下车，又说：“妳犯规了，知不知道？”叶蔚琳静默，又挥手回应：“怎样都好，我预咗唔做（我早有准备不干了）。”
响应的车长，寥寥无几，不超过10人。焦灼等待九巴回应时，面对镜头的长枪短炮，被收车的叶蔚琳终于流下泪水：“打雀老虎死，下面的人都不敢出来，这样来欺压我们，这样怎成一个社会？香港怎会文明？”
三小时过去，九巴终于派公关主管林子豪到现场，答应叶蔚琳，周一与管理层会面。她当下显得欢欣不已，向传媒称这是“历史性一刻”。先生刘卓恒，从始至终陪伴在旁。
几经周折，叶蔚琳终于在星期一晚上与九巴管理层会面。管理层很快答应了她的三个诉求，称会尽快检讨月新车长的年度奖金评核机制，高度重视车长与乘客关系，并会聆听每位员工的意见。
“三个诉求，不太有重点，资方很容易就回应了。”“蓝簿仔”李国华认为，这三点诉求，不必动用罢工行动。
对于这次的“素人”行动，对于叶蔚琳们不愿工会介入、警惕政治背景的想法，拥有多年工运经验的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认为，很理解车长们不愿与“政治”沾边的心态。
“其实我们为什么这么强调工会教育，就是希望越来越多人明白，争取工人权益，就是搞政治。减工时，涉及运输署指引，这就是政治；加底薪，与资方谈判，这就是政治。工人权益，如何分配，这一切的本身，就是政治。”
对于九巴五工会的现象，李卓人则说，这是“集体谈判权”在香港缺失的后果。
“只要足够数目的会员，就能拥有法定的集体谈判权，与资方谈判，可这在香港是没有的。于是工会无法以聚集力量、集中人数来吸引工人入会，反而可能以各种福利做宣传。没有集体谈判权，工会就各自分裂。”李卓人希望，非建制的三个九巴工会，可以放下历史，重新团结起来。
“虽然法例上没集体谈判权，在现时情况下，真正能够赢的方法，是在基层争取工友，聚集实力，获得实质的集体谈判权。”他总结道，“类似『农村包围城市』那样。”
如果继续分裂出更多工会，九巴车长的工运未来，会怎样？李卓人说两个字：“死硬（死定）。”
而大埔意外后，引全城关注的巴士行车安全、巴士车长待遇，会否因这次九巴与叶蔚琳的谈判，而发生改变？在此刻，或许无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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