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国家的历史，或任何人的历史，都有几个戏剧性的分水岭。”1995年1月17日，西日本发生阪神大地震。小说家村上春树当时旅居美国，形容自己从收音机里听见一记“不祥的轰声”，使他动了回日本定居的念头。两个月后，东京又发生举世震撼的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村上春树岔出小说之路，耗费数年进行采访，完成了《地下铁事件》与《约束的场所》两本非虚构写作。
村上春树日后形容，这项行动，是他对自身进行精神调整的一项作业——透过采访“拥有不普通的共同体验的普通人”，来了解普通人的感受与其所见证的场景，并于这个采集结果之上，去拓展和加深自己作为“在日本这个国家生存的作家”的视野。
沙林毒气事件，是村上春树写作生涯的重要断点。而日本这个国家，其命运的转折，亦于历史中不断叠加，并召唤某些个人，穿梭记忆、进行创造：二战前，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当时于满洲出生的导演羽田澄子，日后制作了满蒙开拓团的纪录片，追溯满洲事变后，被开拓团和军队家属遗弃的战争孤儿的历史。
而2011年，日本发生东北大震与福岛核灾，当海啸吞没日本东北沿海城镇那一刻，山田彻在东京涩谷的制片公司大楼里，盯著电视新闻画面，久久不能自己。回过神后，他对自己说道：“我是局内人，这个灾害跟我有关。我必须用自己的方式，将它表现出来。”
从311走来的日本80后
1983年，山田彻在新宿出生。从小学到大学，他都在东京东久留米市的“学校法人自由学园”这所体制外学校就读。大学主攻日本文学、研究夏目漱石，但心中始终对媒体工作存有热情。他一边研习媒体相关理论，并在大二那年，意外接触纪录片，立志日后要成为纪录片导演。
“我开始思考：东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一如台湾，纪录片导演在日本并非容易维生的职业。从未拍过任何片子的他，选择担任亦毕业于自由学园的羽田澄子的学徒。2011年，山田彻正协助羽田澄子制作日本学徒动员体制的纪录片，但311核灾的后座力，让他决定自己说故事。
“事发后，东京这座城市，呈现出‘panic’（恐慌）的状态。仅一瞬间，人们就从‘日常’进到了非日常。”山田彻从未料想，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事情，会因一起地震就瞬间产生重大改变——呼吸与饮食皆有危机，“这使我开始思考：东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山田彻的疑问，隐含对边陲与首都间掠夺关系的反思。
山田彻自承，在他成长过程中，世界上接连不断发生与政治息息相关的重大社会事件，如日本沙林毒气、九一一自杀攻击或伊拉克战争。“但我却从未关注。”就连同校毕业的学长姐，拍摄切尔诺贝尔核灾或祝岛反对上关核电厂的纪录片，也没有触动他对核电议题深入研究。
“一直要到宫城气仙沼三百多具遗体，在电视萤幕前对著我一字排开，以及核灾对当地居民的生计产生难以逆转的冲击，我才错愕惊觉，过往自己竟如此缺乏‘当事者意识’。”山田彻直指，缺乏“当事者意识”的实质表现，即是对政治漠然，“就我观察，这几乎是日本年轻人的普遍现象。”福岛核灾的冲击，使山田彻开始反思，并起心动念透过拍摄，来锚定自身与社会的关系。
一旦打开了“当事者意识”的观点，福岛的历史，毫无疑问是日本边陲县城的经典命运。1855年，福岛常磐市发现大量煤矿，日后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资源；二战后，石油、天然气取代了煤矿，成为能源主力，但因美国对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说法输入日本，福岛县的双叶町与大熊町，又成为核电厂建设的腹地之一。
1960年，东京电力公司与福岛县研议设立核电厂的可能性。1964年，福岛第一核电厂开始建设；1971年，核电厂正式营运。此后，福岛县逐步设置了四座核电机组，其发电量之大，排行全世界前25名。福岛电厂的电力，并不供给当地使用，而是透过输电线运输至相隔两百公里远的首都东京。不只能源，其临海小镇的渔获、农地与森林生产的稻米、蔬果，也源源不绝地供应全日本的粮食。
也就是说，福岛自古就是一座不断向他方“进贡”的地方。
“然而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做。”山田彻认为自己既非能为社会带来第一线信息的新闻记者，也非早有纪录片作品的熟练导演，“因此要用什么身份进入灾区，显得非常尴尬。”不仅如此，对他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是：“灾区充满死者，以及因避难而受苦的人，我与他者的关系，究竟该如何建立，才不会使自己成为一个‘看热闹的人’？”
纪录者的伦理课题，成为山田彻必须优先处理的精神纠葛。他决定先舍弃纪录者的角色，以志工身份协助救灾。这个他所前往的小渔村——位于福岛县与宫城县中间的新地町——日后成为山田彻纪录的主要标的。这全因在新地町时，偶然读到诗人和合亮一的一首诗：
Blue Note的唱片掉落在新地车站的月台
不知道这张爵士的黑胶唱片
被听了几次、被转动了几次？
而，你又放了这块唱片几次？听了它几回呢？
新地车站遭海啸侵袭，当时有辆行进的列车受大力冲击而倾倒、停摆。和合亮一在灾后于灾区行走，写下了一系列描写灾区景象的诗作。“但我从他诗里所读到的，并不是灾害为这世界制造‘裂碎’，”山田彻说明，这首描述一张掉落在新地车站的黑胶唱片的诗句，具体而微地表现出人的足迹与踪影。“换言之，诗人将震灾前后的‘时间性’，透过纪录而表现出来。”
黑胶唱片的发声原理，是透过唱针对唱盘上槽沟进行读取，透过线圈传讯，再让主机将讯号转换为声音、透过喇叭传送。这个意象，解放了山田彻的精神纠葛——若将唱盘比喻为灾区，灾难所带来的伤痕，就是唱盘上的槽沟。一场灾难，会封存所有与其相关的人的话语，而山田彻的任务，便是化身为唱针，在槽沟探觅、聆听，协助转化复杂的讯号，再对外放送。
2011年7月，山田彻才开始正式访问福岛，“但一开始，我并没有拿出摄影机。”摄影机是有侵略性的工具，在未与对方熟识前，他倾向先听对方说话。透过与渔民交谈，山田彻开始聚焦自己的拍摄理念。
“生业”如何：没有鱼的渔民
“日文有一个词语：生业。”山田彻说明，“生业”意味人的工作与生活，是紧密联结、不可割分的状态。核灾，却迫使新地町的渔民必须面对分裂：要不就离开新地町，找一处可以重新捕捞的地方；或留下，却游手好闲、无事可做；否则就是完全放弃，改做陆上的工作。
“但问题不仅是如何‘选择’，”山田彻强调，拥有生业的人，对自己的工作有一定的自豪与尊严，所以尽可能不想离开土地，“因此，这些人要如何面对核灾而生活，成为我的问题意识。”
福岛核灾迄今六年。这漫长的时光中，日本政府针对受辐射污染的农地、住宅与海域进行除污，并透过检验辐射数值，来挽救国内与国外消费者对于福岛产品的信心。山田彻在新地町将近六年的时间，巨细弥遗拍录渔民因放射性物质污染水产，而遭禁捕的曲折过程，并惊觉，重建若要有任何可能，必须建立在对灾区现实有多面向的认识。
核灾初期，福岛渔民被限制完全禁捕，后来逐渐可以进行试验性捕捞，并贩售辐射检验数值合格的水产。但在日本政府宣布核灾重建第一阶段已告一段落，福岛县仍有诸多水产被列为禁止流通的项目，甚至偶尔也有可流通项目的辐射检验数值超标。
这些现象，所为何来？山田彻透过纪录东京电力公司与渔民开会讨论排放核污染水的场景，幽微点出：这一切，都源于核灾事故尚未真正落幕——福岛电厂熔毁的炉心尚未取出，东京电力公司必须不断施浇冷却水以避免电厂再度爆炸。而这方法，会制造源源不绝的辐射污染水。2013年，爆发储槽泄漏事故，约有300多公吨的高浓度辐射污水外泄于福岛海域，造成重复污染；就算后期已采取科学手段，来去除污染水中多数放射物质后再排出，但已难以杜绝消费者的疑虑与恐慌。
因东京电力公司对核灾善后处理的不够谨慎，致使福岛渔民必须面对“风评被害”现象——原先，渔民所捕捞的渔获，在透过监测、确定低于辐射管制标准后，得以在市面贩售，不少日本消费者，为帮助灾民，曾一度大力推销与购买。但辐射污染水不断外泄与检验超标等情况，导致消费者认为这是蓄意欺骗，对食品安全的恐惧，导致福岛渔产严重滞销。
面对生计困顿，东京电力公司以发放补偿的方式打发过去，但对渔民而言，补偿并不意味修复——“各种欲望使人努力工作。但我们失去欲望。如果平白无故拿钱就会游手好闲，他们以为只要补偿就好，但我一点都不开心。”
想在原地生存下去的想望，促使新地町渔民重振当地祭典安波祭。山田彻亦纪录这段过程，结合渔民受核灾影响的纠葛心情，剪辑为纪录片《福岛渔民物语》（新地町の渔师たち）。这部片于2016年正式发行，成为山田彻人生中第一部执导、制作的纪录长片。片中开头的第一幕，山田彻安放了他于新地町按下摄录键的第一个画面。镜头里，几位渔民对著骑著脚踏车拍摄的山田彻抱怨：
“要是核电厂没出事，就能出海了。我们等了很久，大家都想出海。这么多船没有遭到海啸摧毁，跑船的人都等著想出海。你（导演）好好地听他说明吧。他是船主会的会长。春雄，告诉他大家都等著出海，大家都等得不耐烦了！”
选择灾民的抱怨话语作为片头，有其深意。新地町的渔民，深深苦恼于未能平息的核灾与风评被害。为了真实呈现渔民处境，山田彻甚至剪入一段渔民生吃渔获的镜头。他坦言自己在剪辑时，刻意把自身对核灾的是非立场退居后位。“一开始，我只是想把自己设定的框架投射到渔民身上，试图由此创造一个故事。但我逐渐意识到，我的框架，迥异于渔民的真实处境以及他们想对社会大众说的话。”
山田彻指出，这六年间，纪录福岛灾区的纪录片所在多有，“但大部份都是为了倡导自己的理念而去拍摄。”山田彻不想凸显东京电力公司的权力如何巨大、也不刻意抨击政府，“毕竟比起彰显特定主张，我想让大家看见的，是那些幸存者的处境。”
现实总有灰阶。这是山田彻作为纪录者，在面对现实世界的眼光。愿意穿透曲折的思考视角，使绿色公民行动联盟，邀请山田彻带著《福岛渔民物语》参与二〇一七年的核电影影展。
核电影影展，是由台湾长期关心核电议题的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在福岛灾后，以两年为周期举办的文化活动。影展议题不仅锁定反核运动，也包括核废处理、能源转型等面向，同时会搭配映后座谈。“每届影展我们都会引进纪录福岛最新现况的影片，”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秘书长崔愫欣说明，福岛灾后，较少有人纪录渔民，加上《福岛渔民物语》呈现灾民在重建与恢复产业间的夹缝求生，能与台湾在面对核灾区食品管制争议有所呼应，因而特别引进，“希望台湾社会能对灾民处境有比较复杂的理解，以避免制造对灾民的歧视。”
不料，绿色公民行动联盟意欲拓展理解边界的立意，却使远道而来的山田彻遭致攻击。
“你跟加害者站在同一边吗？”拓展边界的艰难
映后座谈中，有观众不断逼问山田彻对辐射食品检验标准的态度与看法。山田彻私下表示，自己并非科学家，不可能给出一锤定音的解答。碍于礼貌与时间限制，只好简单回应：“从目前可见的相关检验数据来看，我觉得大致来说是安全的”。然其说法，引发部分观众不满，并将其回复解读为替东电与日本政府美化、淡化核灾对福岛农渔产的影响。
与核灾中的加害者站在同一阵线，是山田彻的本意吗？山田彻无奈解释，他的回应，其实是综合多面向的曲折思考——目前日本以风险高低划分捕捞区域，污染热区依旧禁捕，可以捕捞的区域，各地渔会则会根据日本政府订定的捕捞鱼种进行管制，并进行辐射检验与销售管理。
“由于日本有些县市的确没有进行监测，加上辐射污染会透过洋流扩散，因而我不会笃定地说全日本的水产都是安全的。但就我在新地町所见，目前辐射检验的结果，高达95％是辐射未检出。而这数据，国家与东电的资料，是有一致性的。”
山田彻之所以说“相信所见”，并非完全基于对科学检验标准的肯定，而是在庞大的社会焦躁里，看见标准的必要性。山田彻表示，核灾区食品的争论与恐慌，源于几项前提：一是灾后日本政府一度提高食品中辐射容许量。其次是假标签的现象流窜、抽查频率各县市不一，以及多数社会缺乏对长期摄入低剂量辐射食品的健康风险评估。“然而不管前提为何，追根究底，这凸显的是我们对于食品安全的在乎。而这一定程度，牵涉了每个人的价值观。”
“人的价值观会影响自己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乃至于如何看待福岛核灾的重建状态。这不该是对错之争。”山田彻举例，过往只吃有机食品的人，很可能完全无法相信福岛食品已经安全，但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要求的光谱可能有很大落差，更重要的是，食物必须倚靠生产者耕耘与捕捞。“因此对我个人而言，清楚的标示，以及持续性的监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山田彻表示，很多人会认为“风评被害”是日本政府意欲文过饰非的手段，实际上，日本曾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记者，在未确认消息真伪前，就散播“福岛污染渔产在市面流通”的信息，造成市场恐慌。因此，“若考虑消费者的光谱差异，再综合日本的传播现象，就会知道风评被害，是一个存在的事实。”
“超级市场里贴著福岛标签的鱼，跟一个你所信任的福岛渔夫捕的鱼，哪个会让你安心？一定是后者。”山田彻感慨，在资本主义逻辑下的市场，带来一贯生产的自动化过程，导致消费者跟生产者永不相见，人与人的关系断裂，让风评被害成为难以解决的事。“这是福岛渔民的现实困境，强烈希望大家能看到这点。”
尽管如此，部分对核灾区食品抱持高度疑虑的台湾观众，无意深入理解山田彻的思考脉络，直接将《福岛渔民物语》标签为日本政府的宣传工具，于脸书上贴文抨击。得知后的山田彻无奈笑说：“这样的看法与行为，其实不只台湾，日本也有。”
核灾后，日本社会出现愈来愈多为了巩固个人价值观而出现的激化语言，“立场不同的双方各自躲在同温层里发言，却从不愿意了解现实的复杂。这种现象，在SNS（Social Networking Site）上特别多。”山田彻认为，尽管这些言论可能都出自于对福岛灾区的关心，但过于狭隘的观看视角所造成的对立“反而让重建速度更加缓慢”。
福岛核灾是否平息、受创灾区是否重建，这些问号背后的每一个答案，其实都牵涉政治角力。正因如此，山田彻才希望阅听众能用比较细致的眼光来理解福岛。山田彻续以渔业为例，在核灾前其年轻渔民从业人数排行全日本第二名，但在灾后，渔民归返的情况各地不一。如新地町因距离电厂较远，年轻人回来不少，至于小名浜，许多人则选择弃业。“福岛幅员广大，希望大家能够透过纪录片，了解核灾区的状况非常多元，应尽量不要把福岛包裹为一个整体去谈论。”
他进一步表示，重建是跟心理状态有关的问题。福岛渔民可能开始恢复工作、渔获量也跟灾前一样，房子也重建了，“但是心里还有伤痕在，对我来说，心理创伤未能疗愈，就不算重建。”山田彻耗费六年完成《福岛渔民物语》，至今仍旧无法清楚回答“重建是否完成”，甚至对东日本大地震以及核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仍抱有巨大疑惑、难以定义。
“在灾区，我经常听见渔民说‘如果没有核灾就好了！’”福岛核灾，瓦解的不只是受灾者的生活与人际，同时也让山田彻这样的旁观者，改变了价值观。“亲眼观看灾区，理所当然会导出‘不要核电’的理念，但作为导演，我更希望大家从中理解，核灾是一个重新检视自己生活、重新思考，他者与自身的关联为何的契机。”
不断强调创作理念，源于山田彻在灾区长期纪录的副作用。他说，灾民焦躁不安跟犹疑的心理感受，都如实烙印、留存在他身上。但当抽离灾区、日常庸碌干扰，“有时候不免就会忘掉灾区的事。而这个割裂感，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伤害。”山田彻认为，要能抚平这道因割裂而来的破痕，唯有让更多人理解灾区的现实才得以达致。“这世界，需要更多人去‘同理’别人的创伤。”
结束访谈前，我刻意问：“能否请你用一句话形容这场核灾？”山田彻摇头，坚定拒绝：“我最讨厌这种必须简化回答的问题了。”他答完，我们相视而笑。想起艾伦．莱特曼在《爱因斯坦的梦》这样写道：
“在这个世界里，时间有三维， 与空间一样是立体的。 每一做决定的刹那， 同样的人，在三个不同的世界， 有其不同的命运。在时间里，有无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