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艰难、最关键的是第一句。“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中国孩子》歌词见文末）有了，后面便如河水自然流淌。到最后一句，卡住了，本来写的是“大难临头让领导先走”，又改成“最后关头”，最终是“死到临头”，郁结之气，一吐为快，河流入海，这首歌成了。
2007年，我跟音乐家小河，躲在他北京“北七家”家中的地下录音室里制作我的新唱片，他一遍一遍地重新缩混，“听听这遍怎么样？”我的腿都冻麻了，一遍一遍地找错，打磨更好的音色。小河是个摩羯座工作狂，有时候我熬不住了，会上楼打个盹，或喝上几口酒，暖和一下身体，下去再看，他如面壁老僧，枯坐于电脑前——为了某一小节在纠结，原本是一个简单的吉他弹唱版本，被小河赋予了血肉、毛发。“应该加一轨低音提琴”，“应该选择交响乐队定音鼓的音色”，“还缺点什么”，“对，缺少真正孩子的声音”。我们满北京地找，找来了一些愿意录音的孩子，小的四五岁，大的七八岁，男孩女孩都有。小河像个幼儿园老师，带领孩子们做游戏，指挥他们唱“呀呀呀”，孩子们很高兴，好像在野外春游，一遍遍地“呀呀呀”，有几个孩子要更充分地进行自己的才艺表演，唱了“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让河老师录下来，还有的孩子叽叽咯咯地笑，也被河老师录了下来。这些采样都用在这首歌里。
十年前我们做唱片，完全是手工作坊式的，自己写文案、找人设计封面、找印刷厂、找压盘厂，临了自己一箱箱地把刚出厂的新唱片运回家，装进琴包，带到演出现场，一张张地交给要买的人，下面是我写的《中国孩子》内页的话：
写在《中国孩子》前面的话
蛇只能看见运动着的东西，狗的世界是黑白的，蜻蜓的眼睛里有一千个太阳。很多深海里的鱼，眼睛退化成了两个白点。能看见什么，不能看见什么，那是我们的宿命。我热爱自己的命运，她跟我最亲，她是专为我开、专为我关的独一无二的门。
某些遥远的地方，一辈子都不可能去。四川有个县叫“白玉”，西藏昌都有个地方叫“也要走”，新疆的“叶尔羌”，湖南的“苍梧”，这些地名撼人心魄，有神态有灵魄，在天之涯海之角它们有隐秘的故事，殷勤地招呼我过去听。但人生苦短，我大概没有时间听所有的故事，如果今生无缘，那就隔着山山水水握一握手。
走在街上，想唱上一句，恰巧旁边的人唱出了那句歌。是什么样的神秘的力量抓住了两颗互不相识的心？音乐是游荡在我们头上的幽灵，它抓住谁，谁就发了疯似的想唱歌，可我怎么才能被它永远抓在手里？我走遍大地或是长久地蜗居一处，白日纵酒黑夜诵经，我呼喊音乐，把我从我的现实生活中拔出来，但常常落空，我只有埋头于生活里，专注地走一步看一步。音乐不在空中，它在泥土里，在蚂蚁的隔壁，在蜗牛的对门。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当我们说不出来的时候，音乐，愿你降临。
《中国孩子》出厂了，我觉得我就像是等在产房外的父亲，喜悦、惶惶不安，隔着光滑的塑料封，一张一张地摸索着，拿回家，拉好窗帘，独自听上一百遍，大悲大喜，有时候觉得某处还可以修改得更好，可是木已成舟，不能再苛求。终究是自己的孩子，百听不厌、敝帚自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