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最好的诗意是一个人的状态，但可能这种诗意的生活是沉默的，宇宙中的“暗物质”——不能被检测出来，但确实存在。
民谣歌手、诗人周云蓬，上月来香港参加“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7”。他曾以《中国孩子》唱响现实哀歌，而这歌却在近期的报批中被禁止演唱，而中国的孩子们也正在时下数起虐儿事件中再次成为悲惨的主角。这一次，周云蓬在尚无需报批歌曲的香港又唱响了这歌。而我们也趁此机会跟他坐下来聊了聊，民谣热兴起十年有多，我们在当下中国的现实可以拥有怎样的美的“诗意”？他所体验到的黑暗中的诗意又是什么？
端＝端传媒 周＝周云蓬
体制外的艺术青年
端：最早和老周认识，是在北京大学附近吧。2000年左右，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周围，聚集了很多“神人”，写诗、写小说的，做音乐的，“民间”哲学家（如今看来多怪异的名字），行为艺术家，开咖啡馆的，做设计的⋯⋯记者的许多朋友都那样认识的。而他们中不少人，曾是中国第一个前卫艺术家聚落“圆明园画家村”的住客，画家村于90年代中后期在政府干预下解体，但其实直到2000年前后，海淀西北仍是许多各地艺术青年、文学青年、思想者，居住和寻求思想连结的地方。当时你也是住在圆明园那边？
周：我是1995年开始住在圆明园画家村里，废墟遗址那一带。认识一些朋友，比如98、99年，和朋友一起办诗歌民刊《低岸》。其实那时我也没写多少诗，还是后来2003年住在香山时写得比较多，香山很养气，有樱桃沟、梅兰芳和梁思成的墓，进入写诗的感觉了。圆明园时期的我，也没写诗也没写歌，不知道干嘛了，天天晕的。当时和后来的音乐朋友比如野孩子等，交集也不多，他们的据点在北京东边三里屯的河酒吧，我偶尔去，但还是离得太远了。那时我音乐作品也少，跟大家还是有点隔膜。他们的作品很音乐化，而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自己必须要当个歌手，没有全身心放在音乐上，还想着是不是将来去写作。音乐只是暂时靠它维持生活的，比如在街上唱歌，谋生，什么歌给得钱多唱什么，罗大佑啊齐秦啊，不唱自己的。
端：北京的那种聚集酝酿了2000年以后出现的很多文艺现象，比如后来艺术界一些现象，诗歌的走向，还有民谣和其他音乐的兴起⋯⋯可是记忆中到了2003年的时候，这些文化聚落也随著“非典”爆发发生了很大变化，好像那之后，音乐上不少人比如曾经风云一时的野孩子乐队，摇滚乐队木推瓜的宋雨喆，都离开了北京。北京的文化氛围和当时的城市氛围一样，也好像一下子空了，沉寂了下来。而那之后的北京，开始了准备2008奥运会的城市建设……
周：“非典”确实是个临界点，到了那一年人们一下子就散了，各奔东西。那一年，我在唱片公司“摩登天空”录了我的第一张唱片《沉默如谜的呼吸》。就在那时，我对自己写歌找到了信心，写了一首《我听到某人在唱一首忧伤的歌》，然后觉得跟过去自己写的不一样，有一定技术含量，这让我开始觉得想转向当歌手。非典很多人离开北京，其实1990年代我们去北京，没想过要离开，觉得无论去哪，既然自己是搞文艺创作的，最后都还要回北京。但2003年，这些人开始动心思，有质疑，觉得自己是不是可以离开北京，问自己我为什么总在这待着，既然这个地方对这些体制外的人又不是很欢迎。
周云蓬，1970年－，出生于辽宁沈阳，中国大陆独立民谣歌手、诗人。幼年因患眼疾而导致九岁时失明。后入盲人学校学习，个人努力至1994年长春大学中文专业毕业。大学毕业后分配至一家工厂领取保障金，1995年到北京圆明园开始了卖唱生涯，其后四处游荡并进行创作。2003年摩登天空买断发行唱片《沉默如谜的呼吸》，2005年初获得了《南方都市报》第五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年度最佳民谣艺人奖提名。2007年自费录制唱片《中国孩子》,音乐风格优美伤感而反映社会现实，并一举拿下第八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谣艺人和最佳作词人两项大奖。
民谣为什么突然热了？
端：那时好像很多人去了西部？
周：身边的人去新疆和西藏的特别多，但基本上也是转一圈就回北京。跟大家汇报一下，吹吹牛，因为做音乐来讲，你的“市场”还是在北京，那里的人才是你诉说的对象，而那时的演出场所也都在北京。致于去别的城市演出，我记得有一年，和小河、万晓利去上海做了一次演出，是上海乐队“顶楼马戏团”租了个场地，我们每人才得到150元演出费。但还是很高兴，觉得可以不在北京演出了，类似于也叫“巡演”了。当时去杭州做一次演出可能也就20个人看。所以大家就呆在北京，后来也不知为什么好像突然上海、杭州做演出观众就很多了，那时觉得搞音乐的人就可以离开北京迁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