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9日于珠海遭留置，5月3日被正式逮捕，7月2日受起诉，9月11日被“公开审判”，于丧失自由255天之后，11月28日上午，李明哲因触犯中国刑法“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湖南岳阳人民中级法院判刑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为了善尽时事评论的职责，本文还是要从法院判决的两个法律技术层面讲起。但很快读者会发现，李明哲案的重要性不在表面上的法律，而在法律与司法追诉所服务的政治与战略层面。就后者而言，李明哲案将如一面棱镜，在不同切面的折射下，显示出不同的意义，影响未来中国与台湾，乃至国际社群关系的各层面。
判得重？判得轻？
李明哲最终被认定为颠覆政权的“积极参与分子”，被判有期徒刑五年。目前我们尚未看到判决书全文，尚不知定罪之事实与理由，但据信此一量刑系根据中国刑法第105条第一款，对积极参加颠覆政权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相较之下，同案被告彭宇华被认为是首要分子，依该款首句，处有期徒刑七年（法定刑为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由于法院考量到两人到案后坦白供述犯罪事实，并当庭认罪、悔罪，两人的刑期皆在法定刑中从轻处理。
五年，判得重还是轻？没有一定的答案，要看观察的出发点。或许有人会认为判得比预期轻，是中国展现了它的善意；或臆测这结果背后有给台湾的政治信息，甚至有台湾政府的着力痕迹。此种看法也可能认为，这在为假释、驱逐出境，或保外就医铺路：在“依法判决”的背后，假以时日会有让李明哲早日回来的解方。
判断轻重的比较点，如果是起诉书，则认为轻判的看法或许有些道理。起诉书坚持将李明哲与彭宇华列为共同正犯，认为两人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若是论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共同正犯，刑期应该是十年以上起跳的。但是，法院在判决中，不再认为李明哲为共同正犯，而是“积极参与者”，以致法定刑由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整整降一级，再加上减刑的事由，五年，算是从轻发落。
但要是深究起来，恐怕不容易同意这么“和谐”的看法。第一，中国刑法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比较法上，法定刑相对是重的。由当前残存的某些颠覆政权罪来看，加拿大的最高可判到14年，马来西亚2015年修法后，那广受国际批评为真意在保护穆斯林信仰的颠覆政权罪，最高也只能判到20年。相对而言，中国类似罪名的法定刑，甚至可以判无期徒刑。
第二，将李明哲与彭宇华同列正犯的说法，破绽极多，经不起检验。有些是起诉书自己就打脸的，例如指控李明哲在各个网络空间的发文，是散布信息，“煽动他人颠覆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既是煽动，为什么不以第105条第二款的“煽动”罪论呢（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李明哲被控的罪行，多半是2012年9月至2013年初的言行，特别是在彭宇华所设立群组的发言。但其实两人关系不深，就组织梅花公司一事，李明哲也只是针对彭所写的计划书，提供意见，也未参与意在成立组织的武汉会议。而且，自2013年5月，李明哲就退出了彭的群组。由这些情状，原本即有空间不把李明哲列为正犯的。这样看来，法院判决如此认定，只是还他一个公道。
面对政治异议者，在杀鸡儆猴后，的确常有将之流放，眼不见为净的作法。中国颠覆政权罪犯的前例，也的确有保外就医或驱逐出境的例子。但是否这样做，完全取决于中国的司法当局。他可以在继续关人已无实益时，裁量放人。反之，也可以决定把人“关好关满”，甚至关到死，刘晓波的情形，殷鉴不远。把这类完全取决于他方的动作，称之为“善意”，对“善”的定义也太过宽广了些。
更何况，追根究底，李明哲到底作了什么事，足以颠覆中国国家政权？的确，如同论者所言，国家安全立法不是只有中国有，很多国家都有树立“国家的敌人”的立法。但正因此种法律，几乎无一例外，运用了含糊的构成要件（什么叫“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由谁定义？组党算吗？倡议多党轮流执政构成吗？），此种“殊荣”，必须保留给真正有潜力的颠覆政权者。比较法例上，通常要求必须具有颠覆或推翻政权的主观犯意，且必须伴随着其他犯行，例如使用暴力或大规模的公共秩序扰乱。况且，联合国各项人权文件，再三陈明国家安全立法，不能被用作压制异己、控制言论的幌子。
李明哲作了什么，值此“殊荣”？他有策划或涉及暴力行为吗？只有谣言，未见实据。曾造成公共秩序的騒乱？他从未涉入线下陈抗或围观。涉及组党？“梅花公司”未成气候，且李明哲只是提出企划书太过理想化的建言，恐怕连“积极参与”都称不上。他的微博、QQ贴文，最高曾吸引五万个浏览，在中国网海中，只是沧海一粟。他的行为对中国政权造成威胁了吗？还远得很。据了解，李明哲亲身投入中国当地草根性民主运动的组织与培训。或许这点触犯了中国的敏感神经，虽然在起诉书中没有被提及。
言论被盯上，受到打压，倒是真的。这点蒙不过经历过白色恐怖的台湾人：从修正前的民国刑法100条到更早的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台湾人很知道打着国家安全旗号，行打压异己之实，是怎么回事。
若是由李明哲被控的犯行，无论采取什么标准，根本无法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角度出发，李明哲根本不应受到追诉，也不应被论罪。五年，是重判。这更凸显了此案本质上是中国输出言论管制，极大化恫吓台湾人的政治案件。
剥夺政治权利？
就法论法，中国刑法上的“剥夺政治权利”，多半是附随主刑宣告的附加刑罚，指的是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等公民权利；担任国家机关职务、国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问题是，李明哲是台湾公民，是否在中国享有这些“政治权利”？如果没有， 何来剥夺？
再一次，我们看到李明哲案单纯由法律观点来看的局限。就我看来，该项宣告，真正用意在象征性的主张，李明哲对中国司法而言，等同于中国的公民。至于基础何在，台湾能不能接受，或台湾人能不能拒绝，则是更深的问题。
李明哲是以什么身份出现在中国司法程序中，关系到对于中国司法，一个台湾公民究竟是“本国人”，或是“外国人”的问题。政治上或许不方便讲得如此直白，因为中国主张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台湾人同是中国公民，只是具“台湾居民”的身份。该问的问题是，对中国法制而言，“台湾居民”究竟是等同于外国人，还是本国人？
就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的情形，台湾人在中国所受的待遇，类似外国人，与真正的中国公民有别。例如，台湾人往来中国，需要取得往来签注；定居下来，需要取得居留签注。不论就学、置产、投资、进入身份关系等民事活动，必须凭借这些基础性的签注。也因此，才有“卡式电子台胞证”的换发，其格式与中国公民的身份证相同；或近来推动得不亦乐乎的，单方面授予台湾同胞“国民待遇”的必要。中国单方面逐步将台湾人，等同于本国公民对待，趋势是明显的；但同时，这正是因为原本的状态，较接近于等同外国人的对待，即使名义上不方便讲明。
由这个角度看，对李明哲宣告“剥夺政治权利”，是在借此作一政治性宣言，具体而微的主张，在司法上，“台湾居民”就是中国公民，同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并无二致。宣告“剥夺政治权利”在李明哲案中并不是唯一的证据。事实上，起诉书中李明哲人别信息所黑体遮住的部分，即在述明李明哲的台胞证号，格式与中国公民身分证一致。
这也是为什么，不论检察机关或法院，从未交待中国审判李明哲的管辖权基础。但同样清楚的是，中国并没有把李明哲当“外国人”看待，因为依照中国自己的刑法第8条规定，外国人在领域外犯罪，如果按照犯罪地的法律是不处罚的话，中国是放弃行使管辖权的。李明哲被控犯行，所作的言论，绝大部分是人在台湾时透过网络所为。他所散播的信息，绝大部分因涉及政治上敏感内容，在中国是无法取得的，因此不可能在中国作出。他的所作所为，在实际行为地的台湾，不但是法律所不罚，还是宪法所保障的自由。依照中国自己的刑法第8条，中国对李明哲是没有管辖权的。
但相反的，中国既实际上抓了，判了李明哲，也未交待其管辖权的基础。反面推论的结果，中国透过李明哲案，幽婉的表示并实践，把台湾实际上当作它的领土，把台湾人当作它的国民。至于它事实上并未统治台湾，台湾人在中国也无法享有任何政治权利，都是小节。中国不准台湾搞法理台独，自己却明着搞法理统一。
有些事，没说的本身，比说出来的意思更多。
但，李明哲案的重要性还不只此。李明哲案真正的信息，是它是为台湾量身打造，意在输出其言论控制的政治案件。
生活方式之争
李明哲案不是单纯刑事案件，法律的表相遮不住它本质上是个政治案件。从长远的角度看，类似案件，几乎在台湾政治走向民主化、社会走向自由开放，就注定发生，只是因为习近平上台后的各种控制言论、媒体、网络的紧收措施，加速了李明哲案的出现。简言之，在是否成罪，是否有管辖权等法律面以外，背后真实的冲突，是台湾与中国在生活方式之争。
台湾自诩为亚洲新兴民主国家，勇敢走出威权统治，走向政治民主、自由开放、多元包容的国家，并自许为走在华人世界前锋的国家。在过去小而有志气的时代，还心有中国大陆，并期许自己的实验，有一天能够深远的影响中国。这不单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自己：因为民主化的中国，台湾才看得到安全与区域和平。在民主化历程的三十年间，由于事实上的独立，以及相对国力尚未如今日般悬殊，尽管国际地位孤立，台湾尚且能够不受外部因素干扰的，在民主化的旅途上迈进。本案中的“民主教师”李明哲，具体而微的也是怀抱这样的胸怀，投注心力在中国的民主化上。
可惜的是，崛起后的中国，不但没有朝民主化的方向走，反而是在政治上愈发集权，要求大众传媒为党服务，对上访与陈抗等群众运动最为敏感，对网络的串连巨细靡遗的控制。它的战线是全面的，随执政者的心意流动到各行各业与社会各个层面；手法一方面是无忌惮的思想与忠诚审查，另方面是经济命脉的掌控，艺人的“被道歉”事件即是例证，受影响的也不只限于华人。
中国在国内如此，对“境外势力”的影响，同样戒慎小心，深怕西方势力藉民主或人权等论述，延伸影响至境内。因此，在论述上，中国有它的“例外主义”：中国有“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有“让亿万人脱贫的人权成就”，正如在东亚有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在南海有中国的历史性权利。《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境外NGO法）即是一个例子，以管理为名，行掌控之实。在手法上，对于外国势力的监视与掌控，有时对在中国境内工作的NGO工作者留置、讯问并要求签署认罪书后，驱逐出境；有的则是实施边境管控，拒绝其入境；甚且单方要求华裔的外国人，必须持中国当局核发的旅行文件入境。
设身处地，站在中国的立场想，如何将国内的言论与网络控制，输出到港台，同样达到防堵“境外势力”的效果？对于香港，中国可以透过特首人事、立法会议员选举方式的制定，乃到《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牢牢掌握。对于台湾呢？台湾与中国事实上互不隶属，已近七十年，甚至可以认为是东亚和平区域现状的一部分。台湾与中国之间，并没有“两岸关系法”，其权利义务的界定，如果不靠国际法，纯赖两方的互动与磨合。中国如何在未统治台湾的情形下，实际上掌控台湾？
如果李明哲真是个恐怖分子，窝藏在台湾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则台湾政府有义务与中国合作，打击真实的犯罪。问题是，当中国认为主张民主化、倡议多党轮流执政，都能构成“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国家政权”，中国如何防堵台湾输出民主？李明哲案的意义在此：它是实际上影响最小，诉诸刑法因而恫吓效果极大化的案件。它的恫吓效果，正是来自于模糊与不确定性：犯罪构成要件的不确定，适用范围的不确定，管辖基础的不确定。不要忘记，“颠覆国家政权”不是中国刑法唯一一项国家安全罪名：除此之外还有“分裂国家破坏统一”、“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主权”等罪。谁又知道怎样的行为该当这些罪名？由这个观点，李明哲案可能是中国抛出来的试验案件，测试台湾的因应之道与社会反应。
问题是，如此一来，中国的刑法与刑事管辖权，与台湾的民主直接对撞，无回旋余地。而民主，是台湾人付代价，甚至牺牲生命所争来的，也是台湾人所珍惜的生活方式。
对在台湾的我们，中国友人所经常传递的信息是，不要小看台湾对中国的影响力。证诸两地的历史纠葛，此言或许不假。但同时，我们亲身经历的，是有民主没有相称的国家适格，在国际上不受接纳，没有地位。其中最大的打压，来自中国。
此外，台湾还有一个弱点，不断为中国所利用与剥削，就是不能对中国主张国家对国家的关系，尽管实质上，这是形容两岸近七十年来互不隶属关系，最适切的用语。此一弱点的来源，过去有蒋政权时代，对“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坚持”。在台湾自我认同高涨的当代，则是因为中国所施加的“反独”、“红线”，与武力威胁，实质上制约台湾。从这个观点看，我完全不认为蔡政府实质上没有接受“一个中国”的共识。政治教条的实质制约力，如此之深广！
而中国正在做的，是真实的剥削。不论对台湾内部议题，不论蒋介石铜像、课纲编篡、转型正义、原住民权益保障，哪一件事中国没有意见？未统而先治，效果有时是很幽微的，只发生在转念中那“体贴中国”或“顾及中国观点”的一瞬间。
因此，在李明哲案，台湾政府无法挺起腰杆，质问中国如何能对李明哲取得管辖权。对比之下，哪一个正常的国家，可以接受自己国民在领域内完全合法，受宪法保障，且不具任何危害性的行为，一旦入境另一个国家，会被处以重罪？同样的，在实质层面台湾政府也无法严正的对中国说：李明哲所实践的民主，是台湾人民千辛万苦争取而来的。过去台湾人民曾为了民主，对抗威权政权。面对新的威胁，不论来自邻国，或经威吓，或渗透，台湾人民同样会起而对抗。
一面棱镜
对李明哲案的反应，端看用什么角度看。
若是认为李明哲终究只是个案，因其人理想与行动，牵涉中国因素，而落入中国诉追。中国祭出颠覆政权罪，虽失诸过苛，尚非全无理由。未来只要谨言慎行，尊重并注意中国当局的容忍限度，当能适当区分，安然无事。则个人或许仍能在中国意图掌控东亚的大势下，偏安台湾。我尊重这样的观点，并祝您好运。
若是认同本文的分析，认为在中国放弃严格管控、压制异己的行动以前，李明哲案只是具体而微的，呈现台湾与中国在生活方式上的冲突，并无转圜余地，且未来将在其他事件，再次现身。则这不再是李明哲一人或一家的事，甚至不是台湾当政者的事，乃是台湾这个共同体全体的事。在面对中国的抗争中，唯有台湾自己能防止主权流失，保全台湾。
难以抉择？其实，只要看着孩子，或年轻世代的眼睛，仔细想想，从这一刻的十年之后，我要留下怎样的台湾给他们？答案，不就很清楚了吗？
（宋承恩，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候选人，专长国际法，曾参与台湾对外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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