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美国电影大亨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这样大型、指标性的案件，一被广泛报导，都会引发社会讨论，也有越来越多人愿意关心性别平等教育的重要，承认强暴文化造成的问题，以及反思这个社会养育及肯定男性特质的方式，是如何造就出惯犯、造就出无视女性意愿与情欲表达的文化；甚至在暴力发生之后，仍存在责怪被害人，而家族、组织仍意图息事宁人的习惯。我们一面努力梳理问题，但另一面，愤怒、哀伤、无力感，总是伴随这样的讨论，一再重复出现，因为谁也不晓得何时可以看到大环境改变的那一天。每一次，这些新闻事件，搅动的都是过去社会长年被压抑、未曝光、未处理的个人遭遇，集合成的集体创伤，在短时间内一次爆发。
身为一个女性，很难在梳理这一切时，与情绪反应保持距离，尤其是看到总是女性、且总是如此大规模的受害，又被巨大结构掩盖时，很难不觉得这一切是针对“自己”的，很难不觉得虽然有了法律上的平等，但现实生活里，自己仍像个次等公民。然而，我也必须承认，在面对性暴力时，情绪与愤怒的力量是必要的，那使我们有力量突破权势的包围，但保持理性，也是必要的。理性，能让我们去直面结构之恶，也能帮助我们在陪伴受害者者时，保持敏锐的共感，更重要的是不过度陷入自身的视角，遗忘了解决之道不只一条。
翻转恐性文化却轻忽权力结构，可能带来更大伤害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性暴力带给当事人的痛苦，尤其是在女性当事人身上，有很关键的部分是来自于社会文化中，对性的看法。正因为社会崇尚贞操，并用此来规训、制约女性，特意放大性的特殊与神圣性，达成透过羞耻感将女性控制在父权体系下的目的，遭遇性暴力对待的女性，除了自我否定、自觉不洁外，还要遭遇各种“没有保护好自己”的羞辱。因此，去除性的污名，不仅有助于所有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对于性暴力事件的受害人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我们必须谨慎检视所有试图“翻转”性羞耻，和对性“去污名”的主张。我认为要在性暴力事件中使用这两个理论，必须同时顾及两个层次：第一层当然是结构上的，指出贞操观的荒谬，破除性被过度放大的崇高特殊性，让受害者不必再背负着“被玷污”的担子，不必忧虑他人的眼光，而能好好专注处理自己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