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的消息传遍了世界媒体和中文社交媒体，也难得的得到中国官方证实。在一片悲愤和错愕中，一份要求允许刘晓波自由就医的联署公开信开始流传。这位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如何走完他的人生最后阶段、能否在生前领到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颁奖、身后是否可能改变中国的命运，这些问题都牵动着许多人的心。尤其在临近中共十九大的关键节点，刘晓波的健康恶化和政治角色更成为一个牵动时局的敏感问题，其爆炸性效应不容低估。
只是必须承认，恰如其分地评价刘晓波的政治贡献、并且正确评估他一旦去世后的政治效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中国公众来说，刘晓波的影响可能并没有如他的支持者所想像的那么可观：上了年岁的普通人或许只保有1989年中国政府对他“幕后黑手”的污名化印象，而年轻人则大多茫然不知刘晓波其人，就像他们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记忆缺失。
即使在中国本土的活跃政治异议群体中，对刘晓波的评价也相当分化，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刘晓波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认知传播。其中，最富争议性的，莫过于刘晓波于2009年12月23日向法庭递交的陈述文章《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国境内不少激烈的民主人士多年来坚持认为，这句政治宣示无异于媾和或者投降，而谑称刘晓波为“刘无敌”，否定他的非暴力抗争路线。但这恰恰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对刘晓波最为积极的肯定，也让许许多多中国抗争人士引以为傲，将他视同中国的曼德拉、甘地、昂山素季和古斯芒。由此，也产生了一种声音，认为民间无需为刘晓波请求特赦，请求特赦就意味着承认当局判决的合法性，而发出这种声音的活跃人士恰恰以刘晓波的支持者自居。
非暴力反抗的伟大之处在于，当人类必须面对被强加的暴政及其苦难时，居然是受害者用爱面对恨、以宽容面对偏见、以谦卑面对傲慢、以尊严面对羞辱、以理性面对狂暴。
其结果，在刘晓波将近十年的漫长牢狱生涯里，不仅他的妻子刘霞被当局刻意软禁、孤立，那些“我没有敌人”的所谓刘晓波的支持者也在观念层次拉开了刘晓波与公众的距离，不但没有积极阐发刘晓波的非暴力抗争理念，和刘晓波的初衷背道而驰，也在事实上扮演了另一种隔离角色，影响了中国公众对刘晓波政治贡献的认知。不能不说，如此情形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刘晓波入狱后中国境内政治反对运动的中断和混乱，与当下中国公民社会的低潮不无关系。所以，如果从诺贝尔委员会当年的评价出发，重新审视刘晓波对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的杰出贡献，或许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