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当我走出从中国启程的飞机，离开达拉斯航站楼，从我准备好的五个口罩中拿出一个带上。但当我第一次闻到美国的空气，我放下了口罩。这里的空气如此甜美、清新，甚至有些奢侈。我们惊讶。在我成长的中国城市，我外出时必须戴上口罩，不然我可能会生病。但是当我第一次闻到美国的空气，我放下了口罩。”这是作为学生代表的中国留学生杨舒平，在2017年5月21日马利兰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一天内，这段话迅速在国内网络上传播发酵，但却又在第二天销声匿迹。
一场疯狂发酵的毕业演讲
毕业典礼之后，马里兰大学许多学生在朋友圈表达了自己对杨舒平演讲的不满，并引起了一些留学生公众号和主流媒体的注意。5月22日，新媒体“北美留学生日报”在当日推送中发表了《马里兰大学中国留学生毕业演讲涉嫌辱华：我在美国吸到的空气都是甜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得到编辑的关注；不但没有放在头条，还被安排在当日推送的最末位置。
马里兰大学传播系学生欧欧栗狸璃（网名）听到演讲之后，在朋友圈中呼吁同学拍摄视频讲述自己家乡的美好。她对记者说：“视频的初衷是为清除杨小姐演讲带来的错误刻板印象，邀请大家勇敢站出来说明中国没有那么不堪。” 她在半天内搜集到多个视频，迅速剪辑加上字幕，并贴到了Youtube和微博上。
让许多人没想到的是，事件爆发的速度和走向都超过了想像。“马里兰大学毕业演讲”迅速进入微博热搜榜；欧欧栗狸璃的微博获得了两万多条转发；北美留学生日报的文章两天之内也迅速突破了十万阅读量。一大波网友涌上杨舒平的微博进行辱骂、要求道歉，并人肉出了她的家庭背景和个人信息；在杨舒平发出道歉信后，网友继续辱骂并说“不接受道歉”，直到她删除微博账号。随之而来的阴谋论文章、蹭热点软文、声援杨舒平的文章，在短短的24小时之内几乎淹没了微博和微信。
马里兰大学博士生小西无奈的说：“这件事情没有人愿意负煽动者的责任。留学生可以说他们只是想为自己的学校正名，不背这个锅；北美留学生日报主编在朋友圈里说是环球时报共青团中央炒作的，他们不背这个锅；共青团中央也可以说我们就是转发一个正能量，怎么就是煽动了？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是加害者，受害者只有一个人，就是杨舒平。”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杨舒平在社交媒体上销声匿迹，她的LinkedIn页面被删除了，微博被清空，只留下一则道歉声明。在一个提供翻译服务的网站上，还能找到她两年前写的自我介绍。她介绍自己来自中国，在那里了生活了18年，学习现代与古典中国文学、中国历史、政治等科目，在美国则学习古希腊和罗马经典、哲学、戏剧、西方历史与德国文化。
事件喧嚣尘上之际，马里兰大学校方发表声明，支持杨舒平分享个人意见的权利。校方称，聆听和尊重有不同意见的人是作为国际公民的重要技能，无论是在校内或是校外。
根据校方数据，在2016至2017学年，马大共招收了2197名中国学生，是第二位印度的两倍以上。此前三个学年，马大每年都招收超过2000名中国学生。
官方舆论机器的参与轨迹
在传播过程中，北美留学生日报的推送成为把这个事件和“辱华”联系在一起的关键节点。根据公众号粗糙的理想主义者的整理，在“北美留学生日报”的10万+文章《马里兰大学中国留学生毕业演讲涉嫌辱华:我在美国吸到的空气都是甜的》以前，共有以下公众号平台发布了带有“辱华”字眼的文章：
记者得到消息称，在留学生自媒体发出消息后不久，共青团中央的编辑就开始四处寻找演讲原视频，询问留学生是否有字幕版本。共青团中央的官方微博同一天就这件事发了两条微博，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也纷纷跟进。
但事件发酵不到一天，记者就在多个媒体相关的微信群中看到了“上面有要求，这个事情（马里兰大学演讲事件）不要在谈了”的传闻，但无法获得官方求证。事件相关的关键词在22日进入微博热搜榜前十，却在23日从微博热搜榜上消失。截止到发稿时，演讲的原视频被全网撤下，国内网站上保留的都是剪辑过后的版本。
并不是所有批评杨舒平的留学生都认同官方舆论机器的参战。马里兰大学一部分中国留学生，组织了“马里兰大学Proud of China”微信群，与包括团中央在内的国内外媒体沟通。一位学生直接对共青团中央的小编说：“谢谢你们对我们在国内的帮助，但是团中央的政治色彩过于浓厚；国内的趋势我们也了解。”另一位学生在群里说：“这下好了，女孩子被定义成了叛国者、脱北者，不知道她的父母还能不能正常生活。虽然国家出面说还是欢迎她回来做贡献（记者注：指外交部就此事发言），可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态度。但对她个人而言，她还怎么回来？”
也有许多留学生对共青团的参与持有欢迎态度。相比起组织公开信息、然后就贴上“辱华”标签的部分媒体，共青团的操作“人性化”得多：
团中央小编会和留学生商榷他们想要表达的内容，并主动提出帮学生协调官方微博、中国青年网等渠道。
最早发视频回应演讲的欧欧栗狸璃对端传媒记者说：
“现在团中央也在帮我们说减少网络暴力，与学生协商之后在考虑发通稿。我本来不是团员也不信政治，但是这个事情之后我觉得他们还是很理智的。包括我这次视频被新浪删掉也是团中央的小编第一时间站出来说要帮我在官方号上重发，就不会被删掉。”相比之下，她对《环球时报》等媒体就很不满，觉得他们“乱带节奏”，容易引发网络暴力，“发什么也不跟我们商量，搞得现在我们里外不是人。”
虽然舆论调控的痕迹处处可见，诸多选择支持杨舒平的微信公众号都绕开了屋里的大象（编者注：来源于英文俚语“elephant in the room”，形容显而易见却被忽略的既存事实）。极少有人直接论述她所提到的“民主”和“言论自由”问题，而转而批评北美留学生日报等营销号恶意贴标签，或者批评网络舆论中常见的民族主义情绪。
一位时事相关微信公众号的编辑对端传媒记者说：“民主、言论自由这样的话题还是很复杂，想到这种问题我总会想绕开不谈。现在想想，还没张口就预设自己会被舆论逼到角落里，这可能也是自我审查的一种吧。
”
留学生：新叙事的构建者，旧叙事的受害者
留学生群体长期处在中美两个不同叙事的夹缝中。
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中，海外留学生并不总是正面角色，与“假洋鬼子”、“崇洋媚外”的标签常常只有一步之遥。舆论对留学生常常有一种家长式的要求——中国为留学生成长过程中提供了物质和精神基础；作为交换，留学生被动获得了“回报祖国”的责任。在这个语境里，留学生被要求承担宣传中国正面形象的责任。
另一方面，美国政治叙事中的中国往往只有环境恶劣、政治集权、落后守旧的单一形象，这也让大多数留学生颇为困顿。尽管西方媒体中不乏对中国客观详实的报导和分析，但是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学习中，留学生无法避免地还是会遇到这类标签化叙事，这与他们曾经体认过的温情、复杂又生动的中国具有强烈落差。但是，在有限的英文语言能力，和同样有限的对中国当下的认知下，给缺乏语境的外国人重构中国复杂多元的一面，对留学生来说并不容易。
在两种叙事的夹缝中，杨舒平的演讲一方面完美契合了国内民族主义者对“留学生出了国果然忘了本”的想像，另一方面也重复了“被洗脑的中国学生来到美国终于感受到自由”的老生长谈，令留学生觉得格外刺耳。
小西说：“虽然她说的事实上没什么大错，但是大家都是这种单一价值体系的受害者，都想构建一个更多元化的对中国、对留学生的叙事，她这样重复了一个刻板印象，还激起了国内五毛对留学生的负面态度，这么猪队友的行为，留学生应该都会很frustrated（受挫）吧。”
马里兰大学本科生小田说，他对于公开批评中国这件事情并不反感；无论是课堂上、网络上还是平日阅读里，都会接触到大量详实的对于中国问题的分析，他也都会认真阅读。对他来说，杨舒平演讲让他不舒服的最大原因，正是她选择了他最想摆脱的对于中国的叙事体系。“留学生的意识形态从来都是一个光谱，毛左也有之，奉哈耶克为圣经的右派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之。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的 –——开个脑洞说，如果要是这个演讲是一个关注农民工健康问题的记者，被封号八次喝茶六次逮捕三次，但是依旧坚守，我不但不会介意他来毕业演讲，反而会含泪鼓掌；但是她选择的表达方式是‘我来了，我被你们拯救了’，仿佛是在迎合一种近似于殖民主义者的‘你快来，快被我们拯救’的心态，让我很不舒服。”
然而，这种对“多样复杂”的需求来源于什么样的深层次叙事要求，是一个更难以启齿的话题。
曾在乔治城大学政治系就读的李二说：“海外留学生对于现有叙事的深层不满，其实是海外留学生认为的‘人权/政治叙事’对更宏大的“中国叙事”的劫持。这种挟持造成了一种想像中的义愤，本身来自于他们自身对政治、人权在中国叙事中的分量和比例的看法。对很多人来说，人权问题是‘存在，但不值得这么大张旗鼓的强调’，而对我来说，我觉得主流媒体对人权的关注还远远不够。”
在这种环境下，留学生一方面渴望摆脱被人权、环境问题绑架的中国叙事，又无法彻底信任来自官方的民族主义叙事；很长一段时间内，叙事的塑造还会在对中国的无限贬低和对中国的无限歌颂之间来回波动。毕竟将一个集体经验通过语言带入一个新的、没有人体验过这些经验的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课题。
杨舒平在演讲中提到了自己参与构建这种叙事的愿望。她在提到一个她参与的关于警察暴力的戏剧时说，“这部剧作是我在政治叙事上的第一次体验，它给观众带来辩证化的思考...我一直有热切的想要讲述这类故事的愿望。但是我以前一直深信只有当权者才有叙事权利，只有当权者才能定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