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前一个星期，大陆网络上出现这样一条微博：“如果能够穿越时空去见到还没有生你的年轻时的妈妈，你会对她说什么？”
下面过万条留言中，一眼望去，一大片竟是：
“别跟我爸在一起，放手去做你想做的事。”
“别和他结婚，去上大学，你值得更好的生活。”
“妈妈去深造吧，别为了结婚和生下我，放弃了灿烂的人生。”
“做你想做的播音主持”、“不要为了我爸放弃最重要的那一场考试”、“早点出去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考教师资格证，好好做你的老师，过你的人生”……
一时，竟是说不出的感触。只是眼眶有点湿润。
一边，是各类促销活动，将母亲的“伟大”、“无私奉献”捧上云天；一边，是网络世界的人们，用意思相近的话，写出一个个苦涩的故事。她们说，希望妈妈“能拥有更好的人生”。
母亲节来了。这一天，我们歌颂母亲的伟大。可这“伟大”，是一种自由的选择吗？
社会对母亲的期望
台湾每年都有“模范母亲”评选活动。大众意义上，怎样才算是一位好母亲？首先在脑海中浮现的标准，大多是：她们有多么关爱子女、不辞劳苦操持家务、支持丈夫事业、为家庭奉献一切……2000年，副总统连战接见台湾省模范母亲代表时，说：“母亲的牺牲、奉献，是世间最伟大的情操。”他谈及自己的母亲，说她“将一生奉献给家庭及子孙”。2016年，总统马英九则说，母亲“是一份没有薪水、每天24小时且全年无休的工作，但是，全天下的母亲却都不辞辛劳地接下这样的全职工作，而且无怨无悔地付出。”
这两位身居全台政治要职的人物，均说出了社会对“好母亲”的期待：牺牲自我、奉献家庭、教养子女、不求回报。16年来，这些准则没有什么改变。
为家庭牺牲奉献，其实同样出现在对“模范父亲”的评价里，只是侧重点不同。社会对母亲家庭职责的期望，是“育儿”和“家庭劳动”的首要负责人；而对父亲，则是“经济支柱”、“事业典范”。让我们看一下“模范母亲”的事迹：2015年荣膺台湾省政府模范母亲代表的庄女士，婚后成为家庭主妇，鼓励先生读书并通过公务员考试，家务之余还辅导子女功课。再看“模范父亲”：2015年台湾省政府模范父亲代表陈先生，则是“一生春风化雨教育英才”，获得教育界殊荣，退休后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为地球环境、医院病友服务，如此尽心尽力”。当然，模范母亲中也有热心工作的例子，比如日前中市南区区公所举行模范母亲表扬活动，93岁的王庄阿笑阿嬷热心环保志愿工作。不过，新闻也不忘指出，她养育子女、言传身教，“母子情深获邻里好评”。
我们大概很少会听说“某某女士工作繁忙常无法陪伴子女，她事业有成，是模范母亲”；但类似的评价对模范父亲似乎理所当然。2016年台东县模范父亲高先生说：“因为工作关系，常不在家，但儿子都很争气，也像爸爸工作的表现一样，很负责任，这就是当爸爸最大的骄傲。”是的，事业有成，没时间陪伴子女的男性，可以成为“模范父亲”。
“育儿”和“家庭劳动”，才是社会对母亲首要家庭职责的期望。不承担家庭工作的父亲，可以是一个好父亲；不承担家庭工作的母亲，则绝不是一个好母亲。
社会期望造成的恶性循环
社会对母亲家庭职责的期望，如何影响到她们的一生？她们多大程度上是“自由”选择了成为“伟大”母亲的？政治哲学家 Susan Moller Okin 提出了“女性脆弱的循环”（Circle of Vulnerability）的概念，揭示社会期望是如何令女性从小一步步陷入一种脆弱的状态，并形成恶性循环。
Okin 认为，女性对教育和事业的追求，深受社会期望的影响。她们的性别角色，就像游戏角色一样，是由社会传统文化这个 Admin 所设定的：女性比男性更需要结婚，女性是家务和育儿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这样的设定，通过社会化过程，也成为了女性对自己的一个预期。她们因此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将来结婚后，就会同时面对家庭与事业的工作。如果生命是一条河流，“预期”就是人为自己挖的河道。于是，在预期的影响下，为了“平衡”这个两难处境，女性可能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工时更灵活、时间精力需求更少，因此是竞争性更低、人工更低的工作。如果将来的职业是这样的，那么她们在教育上也不需要太追求攀登高峰。
在女性降低学业和事业野心的同时，社会的劳动市场又为她们的路途增添绊脚石。传统的性别偏见，加上女性的生育成本（放产假的成本大多由女性承担，缺乏社会政策补助），让女性在求职过程无法获得与男性相等的实质机会。于是，女性在婚姻的开始，便已经处于一个不利地位：她们的经济收入大多比丈夫更低，事业发展前景也比不上丈夫。面对这样的劣势，女性可能倾向认为，专心家庭，让丈夫有更多时间精力在外工作，对整个家庭而言是更有利的选择。她们因此承担起大部分家务劳动，失去更多发展自己事业的时间，越来越在经济上依赖丈夫。经济的不独立，令她们无法挣脱家庭劳动的传统性别分工；而无法像丈夫那样全身心发展事业，就更不要说去质疑劳动市场的性别结构。
就这样，“女性是育儿和家庭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这社会期望，就像一个会自我实现的“预言”，是社会传统文化加在女性身上的一个咒语，每一天都在耳边重复。
歌颂“伟大”时在歌颂什么？
微博下的留言里，有妈妈放弃了播音主持工作，放弃了重要考试，放弃了考教师资格证，放弃了上大学……我们要在母亲节，将这些自我牺牲，塑造成为所有女性的学习典范吗？我们要对孩子说，女儿，成家后，妳“应该”放弃想做的事情，那才是伟大吗？
一些妈妈已做出了选择。她们为家庭的牺牲和付出，令人敬佩。然而，这只是千百种选择中的一种，而非一种所有女性都该遵守的道德模范。它甚至未必是一种道德模范：如果女性想照顾家庭便要放弃事业，这是社会政策对女性权益保障不到位的结果。社会期望、社会制度，在此发挥深远的影响作用，令女性的“选择”根本不是真正自由的。同样地，男性在劳动市场打拼、“养家活口”、充当家庭“经济支柱”，何尝又不是在这种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期望下，非自由的“自我强迫”？从出生开始，“你还是个男人吗”这种畸形激将法，就萦绕在男性身边，从未间断。
不仅如此。社会要母亲成为育儿和家庭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同时却不愿为母亲提供相应的保障──它要女性承担起大部分的产假成本，并且不承认家庭劳动的价值。
在香港，怀孕女性享有10周产假，低于不少国家的同时，其间只可享有五分之四的薪酬。而香港男士只享有不多于三天的有薪侍产假，远少于女性可享产假。与一些欧洲国家“男女共享产假”的制度相比，香港的产假制度，不仅让女性在生育期间收入减少，比男性长的女性产假，还预设了照顾出生婴儿主要是母亲的责任，雇主也可能因此而更偏向聘请男性。
而对于家庭劳动，香港现行的强制性公积金制度，与有薪工作挂钩。由于主妇并不是社会认可的职业且没有薪水，强积金并不覆盖全港63.2万女性全职家务料理者。家庭主妇也不受劳工保险保障，做家务受伤是不会得到赔偿的。
没有社会政策的支持和保障，没有社会观念对家庭劳动价值的承认，和对传统性别角色定型的检讨，宣扬母亲应该以承担育儿和家庭劳动工作为荣，便是社会建构的不自由和压迫。然而，这种不公，却在每一天母亲煮的饭、洗的衣、拖的地中，被我们理所当然地略过。学者梁启智引述政府统计数字指出，34.6%已婚男性完全不做家务，而已婚女性不做家务的只有9.4%；再与未婚男女做家务数据相比，可见多数女性婚后不做家务的比率大幅下跌，而男性却没什么大变化──换言之，进入婚姻对女性而言，是家务劳动的开始。我们说母亲伟大，却不愿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为何没多少个男性成为家庭主夫，为何不应是夫妻共同工作共同分担家务，为何女性就需要“平衡家庭与事业”？
家务劳动无偿，家庭主妇没有社会保障，我们在称赞母亲伟大的时候，究竟在称赞什么？如果称赞的是她牺牲个人社会保障而对家庭无私奉献，如果称赞的是她符合社会传统性别文化对母亲角色的规定，那我们就是在歌颂母亲牺牲事业成就父亲的事业，就是在歌颂母亲承担起大部分的育儿工作而父亲理所当然只要回家逗逗孩子就好了，就是歌颂制度不公平、机会不平等──最终，在母亲节这一天，在一片对“伟大”母亲的赞美之中，这不公得到每个人微笑地合理化。世界仍是美妙的。
在这一天，曾经的梦想是被刺穿的气球，彩屑纷纷掉下，我们用“伟大”扼杀母亲。
后记：我们可如何庆祝母亲节？
我们可以如何庆祝母亲节呢？或者，正如一群身为母亲的研究者所说，当母亲因为这身份而不快乐时，我们可以去了解背后的原因，而非怪她无病呻吟。也许如此，才能让母亲获得真正被理解和支持的快乐。母亲节，应是为母亲的独立自由而热烈庆祝，为她们的自我实现而高兴。祝天下母亲，拥有灿烂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