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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璧嘉:我被强奸,但不是你们脚本中的受害者

局外人的忿忿不平与紧张兮兮,只会逼著受害者把自己的经验阉割──而那对自我理解、自我成长与身心复原,是巨大阻碍。

刊登于 2016-10-15

Pikka Lau:我想,作为一个“受害者”,最需要的其实是空间,一个可以让沉淀、梳理和好好说话的空间。
Pikka Lau:我想,作为一个“受害者”,最需要的其实是空间,一个可以让沉淀、梳理和好好说话的空间。

“我本来都和他在往酒店的路上,但他突然把我拉进公厕强奸。”

每次听到这些似曾相识的强奸故事,我都不免有点激动:“那你有什么感觉?”眼前的男孩一脸愤懑的责难:“就是痛啊!我第一次给人进后面耶……我觉得他这样很贱!因为他说好给我的钱都没给!白做了!”

这是我在妓权组织工作时,听到的一个案例。他是个17岁男生,刚刚开始援交,那是他的第一单生意。就在他与客人去酒店交易途中,客人突然说想在公厕做。小男生没有拒绝,但想不到客人居然没带套就压著把他给干了。他摸摸屁股发现流出一大片精液,来不及索费,客人就夺门而出。

小男生知道,“没共识的性交”就是强奸,但客人已逃之夭夭。过了一星期,他仍感到气愤难平,因此来我们的组织求援──但他不想告那个客人强奸,而是希望我们帮他追债。

我对这个案例印象深刻,是因为他打破我从前对强奸受害者的想像。在他开口前,我以为他会告诉我他的悲哀、自责、愧疚、自卑,我以为他会跟我说“觉得自己被毁了”、“觉得自己很肮脏”、“早知道这样就不做援交”──但他没有;他没有羞愧,没有自责,他只是说:“那客人好坏!不守信、不给钱,好坏!”

他似乎并没有让强奸中的“性”伤害到他(也就是社会对“性”投射的羞愧和道德审判);伤害到他的仅是对方的“不守信用”。 这让我开始思考,到底性侵受害者的创伤,只源于“性”所带来的伤害,还是有其他原因?

男孩的冷静对照我内心的激动,显露出我自身的往事与伤痕。我也是在17岁那年,被强奸。

十七岁的强奸

我中六时,最好的男性朋友约我去爬山,说要“和我聊聊天”。我与他一直都“称兄道弟”,平常都黏在一起做功课与玩耍,我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他带我去他家后山,走了一条没什么人的小路。山顶了无人烟,我们找到一张长椅坐下来,面向著一大片森林。他说要和我玩游戏。

“我问你问题,而如果你不回答真话,我就要惩罚你。”我当时觉得无聊而拒绝,不过他拿起了地上树枝撩起我上衣,说是“不玩的惩罚”。我虽被弄得心烦,但一直只是以笑著推说不要,因为我觉得突然板起脸来发火,似乎太严肃和伤感情。

他可能看到我微笑背后拒绝的决心,就停手扔开树枝,把身子稍微挪近。然后,他右手搭著我的肩膀──那是他常有的动作,一个对我而言很“哥们”的姿势;但他却开始追问“你是不是有事瞒著我?为什么没男友?为什么不想做爱?”最后忽然问出:“你是不是 lesbian (女同性恋)?”

我没想过有人会直接问我这个问题。是的,当时我暗恋了一个女生四年,但对谁都没有讲过,或许是我一直都在自我回避。我连自己都不想承认,又怎么会想对他承认呢?但他再三追问,我就感到自己开始一点一点地崩溃──那么多年来谨守著的小秘密快被揭露,赤裸的感觉让我哭了起来。

他看到我哭了,就突然抱住像是要安慰我,我把头靠在他的肩膀,过了不知道多久,我决定对他及自己承认“我是 lesbian”。我对他,在人生中第一次出柜。他没回话,至少没有责怪或不理解,只是抱得我更紧。我一方面感激他没有歧视或骂我;一方面却感觉到他的手在摸我的腰,然后是胸部。

我回过神时他已摸了上去。我意识到事情不寻常,但只有弱弱地拨开他的手;我更多的是惊讶和呆滞。我从来没想过会被人性骚扰;“性骚扰”从来不在我的词典内。我总认为那是“别人的故事”,绝没有想过最信任的他会性骚扰我,更没有想过会在最伤心最崩溃的这种时候。

我在呆滞中感到崩溃,在恍神间他已亲上了我的嘴,扯开我的胸罩,还脱掉自己的裤子,把我的手拉进去他裤子内说“我摸了你,你也可以摸我。”我不依,开始大哭,并尝试站起来逃跑,但他却用力把我抱住,然后一边脱掉我的裤子边说:“难道你不想让我快乐吗?”

然后的记忆细节就开始模糊了。我记得他没有用阳具插入,因为他说:“用阳具插入是和女友做的事。”他把手指插进我的阴道,我不觉得痛,而奇怪的是我很湿。他把手指拔出来的时候还在我面前晃荡,说我的分泌很多、很滑。

我不知该如何反应,只记得他把我的头按向他的胯下。他边强迫我帮他口交,边问我是否想让他快乐。我说:“我想,但…….”话未说完他就再把我的头按下去,阳具一直插到喉咙顶。他赞我乖,赞我做得好,临到尾声我感觉喉咙一阵咸腥。终于,他的手放开了我的头,我立马把口中一切吐掉,心胃却一直在作呕。他优雅地拿出一包纸巾,问我“我的精液好吃吗?”

没人愿意,听我把话说清楚

我记得当晚,我一方面感觉到愤怒、悲伤,但另一方面,也为我从来没有感觉过的性兴奋而感到愉悦,更为终于出柜而开心。我当晚就发了一个短信给他,告诉他被他上时的不情愿和愤怒,但也告诉他我对他的信任与依赖。他是当时我唯一可以信任和出柜的人;我说,我想和他做一辈子的朋友。他回答说,我们是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

但我万万想不到,在睡觉后,母亲偷看了这些手机简讯,更把内容告诉了父亲。次晨,他们很严肃地问我昨晚去了哪里。我说我和那个男生去爬山。妈妈却忽然飙骂:“妳怎么那样下贱?跑到山上跟别人打野炮。妳以后怎嫁得出去?”

我一下子呆住,不知所措。而父亲比母亲更激动:“那是强奸,那一定是强奸!我要打电话给那个臭小子。”父亲一把抢了我的电话,二话不说打给那个男生。我隔著窗户隐约听到他骂那个男生“把我女儿毁了”,“好好一个闺女被你糟蹋了”,“你再找我女儿我就报警”,“不要脸的家伙”...

我在屋内敲打阳台的落地玻璃窗,求父亲住口,但一切都太迟。那天晚上,我为父亲的激动跟那个男生道歉,求他不要离开我;但他只说很怕我的父亲,然后就完全消失了,把我抛入彻底的绝望中。

我等到学校结业典礼那天才决定自杀,为的只是不想影响同学准备高考的心。我去了那男生学校附近,一个我们以前会去的公园,用酒吞下一大堆安眠药。接下来就是送院、抢救、见医生、评估、断诊(抑郁症)。我父母通知了学校老师,开学后我就被抛到不同的社工、老师、辅导员、临床心理学家处接受辅导。放学后除了读书,就是去见这些“专家”。然而,他们问我为什么会自杀时,我却只会说“因为失恋。”

尽管我没有透露那次强奸的细节,他们多少也知道一些。一些老师对我异常关心,有次某个老师比我还激动地说:“会好起来的,你要记住你是珍贵的!”当下我却只想把她甩开──她们根本不知道事情的复杂,就把自己幻想的那套叙事套在我身上,她以为我是因为强奸所以“自卑”、然后怜悯我、关心我、替我叫冤、说要为我报警。

为什么就没有人给我空间,把事情说清楚?

正统的受害者脚本

我要怎样才可以让他们知道,我并非他们幻想脚本里的受害者?

他们的脚本中,强奸是在晚上发生的,是那种喝醉酒的女子在回家路上被陌生人拖入后巷。脚本中的受害者会不情愿、会尖叫、会咬会反抗、会恨死那个强奸她的人。而强奸犯会因此对她拳打脚踢,甚至拔出刀子逼人就范,然后用阳具刺进受害者阴道,受害者会感到撕裂般的痛。

可是在我的个人经历里,我没有喝酒,对方是我信任的伙伴。他没有用阳具插入我;我没有尖叫反抗、没有咬他。他也没有用刀,只是用他的拥抱制服我。在过程中,我虽然感到不舒服,但奇怪的是我也有快感,我有湿,而且是非常的湿。但我这样说出来,他们能接受吗?

我的父母、老师、辅导者、医生,都把问题聚焦在“插入”那一下,把“性”放大。父母是最积极把我放进这套“受害者脚本”的人,幻想我是一个“完好的处女,被一个禽兽摧毁”。

但,不,摧毁我的不只是他,而是那些自以为对我好的人,那些自以为可以取代我个体受害经验,去为“我”发言的人。他们以为“我”会讨厌那个男生,以为“我”会想和他一刀两断,以为“我”被强奸时会感觉撕裂的痛──我要如何告诉他们我那湿润的阴道,与身体的快感?

因此,当他们每天在我旁边跟我说“强奸你的人是坏人,你没有错”,我就越发抑郁。在我眼中,他们把我最好的朋友逼走了,使我的世界从此没有可以相信的人。

“好起来”背后的自我欺骗

在他们的辅导下,我自杀和自残的欲望更大了。我在洗澡时喝下沐浴露、在父母睡觉时吞光药柜里面的药;我开始厌食,158公分的我瘦至不到80磅。他们越关心我,越把我放进“受害者位置”,我就越恨他们──因为他们根本不理解我的伤在哪里。我怀著无比恨意,考上了离家最远的大学,住进宿舍,然后就几乎没再回家。

我逃出了那张自以为专业的辅导网,没有再吃药、没再见社工、没有再见辅导员,却居然慢慢一点一点“好了起来”。我开始比较能社交、外出、上课,对人开始有了一点信任,开始希望被爱、希望爱人。

可是,这个“好起来”,某程度上是一种自我阉割与欺骗。在没有辅导员每天催眠和强迫著我要去指正那男生的时候,我学会给自己编了一个完全相反但完整的故事:我们上了山,在森林旁爱抚了起来,他拥抱我,他的手指插入了我,他给我拿了纸巾,然后他送我回家,临别时他还亲我一下,天上的星星很明亮。

但,并非有一个平整的故事,事情就可以改变。每当我静下来,就会想起他粗暴的拥抱、那双怎样都拨不开的手、他双手按在我头上的重量,还有他对我的欺骗、不守承诺、不尊重与利用。这些枝节一直烦扰著我,每每在我感觉“阳光”和“痊愈”时,如鬼魂般冷冷的看著我。

于是当我一投入恋爱,就会开始诚惶诚恐──万一所有人都像那个男生一样我该怎么办?我对亲密长久的人际关系变得异常敏感、焦虑、害怕和紧张,我开始以割腕和撞头去舒缓,并且有严重失眠。

否定我的真实痛苦

转捩点,是我决定把事情告诉一个教授。教授听过后没有像社工那样安慰我、没有关心我,更没有给我意见。我有点失望,然后就更加消沉。可是,她迂回地推荐我看一些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读物,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渐渐感到心底里有一些东西解开了:

我开始暗暗明白:“受害者”并不一定要服从于“受害者脚本”;“我喜欢我的朋友”和“我被我的朋友强奸”没有冲突;我“被强奸”与“我感到有性兴奋”也没有冲突。身体是很机械的,热了会出汗、冻了会打喷嚏、性器官被刺激有反应也是正常的,那不代表我默许强奸,也不代表我需要打压自己身体的感受。

但,为了紧紧保护我心中对男生形象的依赖,对外我依然会说我“只是失恋”──直到五年后,他跟我道歉。他来短信和我道歉时,我泣不成声,我感觉再也没有必要去阉割自己的经验。连他都承认自己是强奸了,我还需要/可以去逃避承认那次强奸吗?突然,一切都明朗起来。

是的,那是强奸,但同样,那也是一次“友情的失落”、一次“不被尊重”、一次“对权力的侵犯”、一次“被出卖”、一次“被骗”、一次“不辞而别”、一次“身体的发现”。造成我最大伤害的,却绝对不是强奸中的“性”。反而,当我父母及我碰到的几个辅导者,处处把我受伤的原因归咎在纯粹的“性”,却不让我这个“受害者”有足够的空间、时间,把自己故事中的混杂梳理出来,才是我最感悲伤的原因。

无庸置疑,他们都很爱护我、怜悯我,于是把我幻想成一个“被玷污的处女”,处处维护著我身体的纯洁与珍贵。但那对我的身心复原有用吗?他们怜悯的不是我,而是他们幻想中受害者脚本中的“我”。而这,也正是在否定我真正的痛苦。他们从来都在拒绝理解,到底是什么在困扰著我。

受害者需要的空间

回到那个17岁的援交男孩。

我在妓权机构工作之初,负责培训我的同事就说过:“绝大多数情况下,要学著不要比当时人激动…… 因为你的紧张,才是导致当时人觉得自己世界末日的主因。辅导者过多的关心和过分激动的情绪,很容易让当事人以为自己不够激动是‘有问题’,因而会跟著激动起来。”

但遇到那个男生时,我才知道要做到这一点有多难。

理性上,我当然知道辅导不先入为主及认真的聆听理解,是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的关键。但在实践上,辅导者总会因著自己的经验而做了主观的投射。“被辅导者”往往也是“辅导者”的镜子,那17岁小男生这个镜子,又照出了我的什么问题?

他照出了17岁的自己、尚未完全处理好的伤,我尚未从“正典受害者脚本”挣脱出来。天啊,那脚本不正曾经是压迫我的来源吗?为什么我又会差点想安放在小男孩身上?或许那是因为我在被安放在“受害者位置”的时候,的确曾有某种满足。但愉悦过后,这种辅导方法其实把我推向了更深的情绪谷底。

我想,“受害者”最需要的是空间,一个可以让我们沉淀、梳理和好好说话的空间。局外人的忿忿不平与紧张兮兮,只会逼著受害者把自己的经验阉割──而那对自我理解、自我成长与身心复原,是巨大阻碍。

(刘璧嘉,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硕士,台湾联合大学系统亚际文化研究国际硕士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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