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上篇已于2017年5月10日刊出，点击此处可阅。
“我一直想做个公正的律师。原以为所有的律师都在赚钱。到北京后，才知道，也有不喜欢钱的律师，”伍雷被许志永的理想主义追求吸引。许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毕业，曾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中与其他两位博士一起上书全国人大，最终推动了备受批评的收容审查制度的废止。伍雷认识许志永那年，许正在推动大陆的教育平权、反暴力拆迁等行动。
伍雷参加了其中的反暴力拆迁团。在这段时间里，他接触了大量访民，包括“乐平案”的父母等冤案家属。在他的记忆里，彼时的北京，氛围比较宽松，常常有各种讲座，也活跃着很多维权律师。
2009年，因代理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主抓的打黑案件，北京律师李庄在重庆被抓。这件事情深深触动了伍雷，“可以说，没有李庄被抓，我还只是为一些事情打抱不平而已。而此后我会想，重庆怎么对律师这样？李庄被判刑的那天，（我）是第一次对法治失望。那时候，干别的都没有意思了。”他和大陆很多律师一样，以社交平台微博为阵地，投入对重庆的批判中。
2011年，李庄案进入“第二季”（注：李庄因所谓“律师伪证罪”被判刑后出狱前夕，重庆当局又以所谓“漏罪”为名对其二次追诉），法庭外现场的很多照片都是伍雷拍的。他同时写了大量的博文，包括给王立军的公开信等。和很多中国律师一样，经过李庄案，伍雷开始关注整个律师行业，他甚至认为，从此时起中国律师开始真正形成了一个共同体。
2011年6月，广西北海“11·14杀人抛尸案”的四位辩护律师在当地被抓，涉嫌罪名是“妨害作证”，这引发全国范围内律师的关注，并演变为北海事件。先后有二十多名律师赶赴北海，声援支持同行，参与辩护。彼时还不太懂刑事辩护的伍雷，找到大陆刑诉法学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先生，在北京开会研讨北海案。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一下，一脚踏入到刑事辩护圈里去了。”那段时间，伍雷与数十位赶赴北海的律师团同仁，感受风云激荡，在凶险的环境中，被不明身份的人追打……由此对中国刑辩律师的处境有了深切的体认。
此后的“贵州小河案”，在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法院的法庭上，三、四十位律师协同作战，就一起被指控为“黑社会性质集团犯罪”的案件进行无罪辩护，让伍雷彻底感受到了刑事辩护的魅力。他体会到，“最高价值还是救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
小河案中，中国“死磕律师”这个称谓正式登场。
“死磕”，背景是刑事辩护在中国的艰难。律师们用一些非常规的办法，包括用自媒体直播现场等方式，和司法部门“较真”，这种做法，得到叫好，也受过一些质疑。而伍雷，至今没有为作为一名“死磕律师”后悔过。在一次次“较真”司法程序的过程中，他也和法庭产生过对抗。他记得一次开庭，法官晚到40分钟，并和检察官一直在窃窃私语。他现场提出一系列问题，质疑法官，还摔了杯子。最终，他被法警架着离开了法庭。
律师伍雷，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转变。“脱胎换骨一般”，从此踏入刑事辩护的领域，为一个个具体的案子，“死磕”程序，成为“死磕律师”的代表之一，并渐渐成了冤案平反“专业户”。
挑战“中国式冤案”
伍雷在北京的“洗冤办公室”，是一处简陋的小区套房。墙上除了那些他长期关注的冤案当事人头像之外，挂着“ 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只向真理低头”的条幅。办公室放着一个小滑板车，堵车严重的时候，伍雷会蹬滑板车回家。
2013年底，伍雷启动“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是中国第一个民间洗冤行动组织。此前，他和几位律师建立了“超期羁押案件援助基金”，关注被超期羁押者。在吴昌龙冤狱平反、被无罪释放后，他们把这个基金更名为“吴昌龙基金”， 旨在帮助那些为“申冤”而身处艰难困苦的人。2014年被无罪释放的念斌，是基金会第一位受益者。
吴昌龙曾蒙冤12年。他被认为是2001年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的主凶之一，两次被判死缓，案件几经反复，终在2013年5月被宣告无罪，获得清白。他的平冤之路上，有多位律师的身影。2013年1月，伍雷和湖南律师杨金柱代理吴案之后，为了争取对吴昌龙的会见，两位律师买了红薯送到福建省高院，讽刺法院院长“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并最终会见到了吴昌龙。
“近些年来冤案的平反，多少都和伍雷有关，”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昕说，“他非常勇敢。为了维护当事人利益，真是愿意将自己置身于水火之中，包括静坐、绝食，举牌等等的‘死磕’方式，他都用过，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虽然我对个别‘死磕律师’的业务能力并不欣赏，但对伍雷，我是由衷佩服，他业务能力不错，最重要的，他把当事人的利益看得非常重，”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这样说。
2014年，“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团队介入的多个案子改判。
2014年7月，24岁的欧阳佳被改判无罪。2009年，19岁的欧阳佳因被认定为一起持刀抢劫案的主犯而入狱，坐牢5年后被平冤。而曾经四次被判处死刑的念斌，也在2014年夏天等来了无罪判决。2016年底回家的陈满，申冤20年，在徐昕的观察里，是伍雷组织研讨会，确定申诉格局，竭力推动，最终促成陈满被释放回家。
伍雷说，导致这些“中国式冤案”的背后，是司法不公以及中国刑诉的一些痼疾。几乎每个冤案背后都有刑讯逼供的身影。
2017年春节前，已被“停止执业”的伍雷到吉林见了金哲宏。1994年，金哲宏被认定为当地一起强奸杀人案的凶手，前后四次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至今已被关押了21年。他入狱后，父母忧恨而死，妻子改嫁，而他一直在坚持申诉喊冤，最终被伍雷的“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列为救助对象。
“拯救无辜者”行动启动三年来，每年伍雷都会接到上百件的冤案申诉材料。对这些材料，他会和专家一起仔细研讨，确定能否进入行动程序。“一旦确定，就意味着投入大量的精力。每一个案件，我们都要寄出大量信件。半年的快递费用，就是三四千元，”他说。
曾经有一位医药行业的人大代表问伍雷，中国到底有多少冤案？伍雷说，“你的药店里有多少药，我们就有多少冤案。”意指这是一个无法确认的数字。
“在一个还有政治犯的国家，冤案必然层出不穷”
伍雷说，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像陈满、金哲宏那样无人关注的案子。这些疑案的当事人，父母年龄大了，家里没钱，无力关注，就这样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当事人可能已死，也可能在冤狱中度过一生。
从2014年到2016年，大陆有一大批冤案平反，但伍雷并不认为这是什么“胜利”。他认为，在当下的环境下，冤案的平反有太多的偶然性。以“乐平特大杀人案”为例，从10年前申诉，到2012年真凶出现，一直到今天，历经一波波律师坚韧执着的“较真死扛”，还有当事人家属的坚持，最终才得以昭雪。
“在这些喊冤案件中，律师代表当事人，有点像足球运动员一样，不停地把球踢到法院门前，”伍雷说。但法院基于各方面的因素，往往会抱持比较保守的态度。相当多的“喊冤”案件并不能进入法院的再审程序。
伍雷举例，有一次，他到最高院向法官汇报一起刑事案件。给一位年轻的法官说了半天，法官回了一句：“现在告诉你，基本事实清楚，回去做好当事人工作。”
“我急了。对法官说，你很年轻。我看出你还没有顾上看案卷。任何一个受过良好法学教育、有良知的人，看了案卷之后，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冤案。”没想到这句话触动了法官。马上问他，当事人的名字，真凶怎么回事。听他陈述后，最后说了一句：“打住。我收回刚才的裁定，我们会通知调卷。”
这件事让伍雷感触颇深。他说，虽然理解最高法院人手有限，但无论如何，人命关天啊。“冤案，在我们这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以及他们身后的家庭。可在司法程序里，只是一个个数字，冰冷的。”
“我最痛苦的，是一些案子，办案的人明明知道是错的，最终因为各种原因，还会办成这样。”从事刑辩多年，伍雷还是没有学会压抑自己的感情。
他记得，有一次在吉林开庭，天黑时才宣判。站在辩护席上的他，离女法官很近。“我都能感受到她宣读判决书时的不自信，以及委屈。很久之后，一位和她很亲近的人告诉我，这个女法官在宣判后回家痛哭了一场。事实上，她曾答应过我们公正审理，但她没有做到。”
“司法改革势在必行。作为律师，我们即使不谈政治改革。但至少你不能出冤案。冤案的社会危害性太大了，每个冤案背后，都可以说是一部写满血泪的长篇小说，”伍雷说。
但他也同时认识到，“在一个还有政治犯的国家，冤案必然层出不穷。因为，没有言论的自由流通，没有对权力真正的监督，冤案就不可能禁绝。”
念念不忘“7·09” ，“大家都还在 ”
2017年2月17日，伍雷正式向山东省司法厅提交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对自己“停止执业一年”的处罚。当天，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更加关注“7·09案”李和平律师、王全璋律师、谢阳律师、江天勇律师，希望他们尽快获释，回家与亲人团聚。
3天前的 2月14日，王全璋律师被以“颠覆政权罪”起诉，他的妻子李文足、一直在抗争着的“709”案家属之一，在情人节这天，接到了这份“黑暗的礼物”。
对伍雷来说， 过去的这一年多，中国律师所遭遇的、承受的，“一日三省， 从来不曾忘记”。
他记得2015年的7月 。他当时在安徽蒙城参加长达近20天的庭审，为一起特大聋哑人盗窃案的第一被告担任辩护人。数十名被告，日日不断的持续开庭。他身体就要支撑不住了，“几乎有濒死的感觉。”
彼时，他的朋友们一个个被抓走。他在北京的洗冤办公室，也被上门查抄，警方拿走了办公室里的案卷、投影仪等。
听到消息的第一时间，他震惊之余，又有恐惧。但随之就坦然接受了可能要发生的一切。他在开庭，下面有“国保”人员（大陆监视、追查异议人士的国家安全保卫部门工作人员的简称）就在旁听。“我随时准备着，走下辩护席被抓走。”
最终，没有人抓他，总算平安返回。
事后他想，或许是因为自己沾了冤民的光，一直在坚持为最冤屈的人奔走，“抹黑的成本比较高。”也可能，是自己当时“太认真”的一个回报。那近20天的开庭，几十人的辩护席上，一直坚持下来的，几乎就他一个律师。
“7·09”之后，伍雷没有停止“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的工作。“7·09”家属的抗争，则日益受到世界的关注。2017年春节前，律师谢阳曾遭受酷刑的消息被曝光。
伍雷承认，“7·09”案对他所主持的洗冤行动也造成很大冲击。“我们手里唯一的本钱，是律师之间的联络支援。而‘7·09’打破的就是律师的联络支援。”他举例而言，过去如果有一个案子，大家一起研讨，一起分析，会十分热闹。现在就案子本身举办研讨会，都变得特别敏感而困难。
“律师不是麻烦制造者”
2016年，中国司法部修订《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其中第38条规定，“律师不得以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组织网上聚集、声援等方式或者借个案研讨之名，制造舆论压力，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影响依法办理案件。”
观察者认为，依据这样的规定，从2012年以来出现的、律师在一些案件中“死磕程序”的做法，都可能成为打压律师的罪证。中国律师，在不断冲撞现有体制的前沿，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可是，这一切对律师来说，有什么损失？真正损失的，还是民众，是那些喊冤的人。因为律师无法再帮助他们，他们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说。
但伍雷也认为，中国律师不会轻易被打散，大家其实都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像潮水退去，又要升起一样。其实也是自然的事情。也如同大地震，对所有的人都造成冲击，但地震之后，很多人又要回来，救人、生产自救，信心就在慢慢恢复。”
伍雷喜欢一部日本电影，片名是《这不是我干的》。电影中，主人公说，“我通过这场审判，对法庭完成了一次审判。”伍雷觉得自己也是。就如同郭飞雄一案，不管对当事人，还是对辩护律师来说，都是如此，他有这样的“内心确认”。
“当你突然发现身边最优秀的人成为这个国家的坏蛋时，彻底颠覆了你的价值观。他们才是真正的时代英雄，国家却把他们送到了监狱，”伍雷认为，“我们的抗争还远远不够，付出的代价也远远不够。”
他想起“7·09”之后的不久。有一天，他在家睡着，突然听见“消防警察！消防警察！”的喊声，朦胧中，以为是警察上门了，定神，才发现孩子在看电视，那是电视上的声音。他一下子就想起滕彪多年前说的“克服恐惧”。那一瞬间，反而觉得坦然了。
“2017年，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蒙冤的人能早日放出来。我答应过的当事人，也都会帮到底。我不会撒手，”伍雷说。
在“下岗”之后的这段日子，他有时也会陷入沉思：“冤案的发生，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律师对于国家的法治状况，是不是也要承担自身的历史责任？自己苦苦推动的这些案件，是不是对法治的进步于事无补？”而这些“反思”，让他痛苦，甚至有一丝焦虑。
徐昕则说，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正是那些有担当的护法的律师，“让我们看到中国这个社会，还是有些光明的。总有一天，人们会知道， 律师不是麻烦制造者，他们是推动这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