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台湾大甲妈祖遶境期间，同志团体冒着小雨、摆上香案、备妥压轿金纸，慎重迎接妈祖銮轿，妈祖銮轿也特地短暂停留。同志团体诉求“妈祖的爱里不分异同”，祈愿“婚姻平权顺利成功”，希望不再被歧视，正如同数万跟随妈祖遶境的信徒，将生活遭遇与生命难题，以及在人间现世难以解决的困境，寄托于神明的眷顾与力量。
事实上，汉人民间信仰的特质中有不同于其他宗教的意涵。大致说来，汉人民间信仰的基础主要是建立在地方社会文化发展的脉络；妈祖信仰起源于宋代闽南沿海地区，妈祖的传说与海上救父有关，从早期被视为“海上守护神”，乃至庇佑大陆沿海移民渡过黑水沟，来台湾拓垦的过程，逐渐扩展成为台湾各地重要的神祇。
妈祖的信奉，来自民众崇信的心理需求、情感寄托，和地方民众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在不同的歴史时空、不同的地域，妈祖的形象也并非完全相同，歴代流传于民间的妈祖传说内容，充分反映妈祖信仰随着时代推演和各个地域的流传，深植于民众信仰理念中所欲诉求的角色形象，也因此赋予妈祖在不同时代和地域上的不同样貌和特殊意义。
男性官僚与女神的母性特质
回溯汉人民间信仰，是源自传统封建时代。美国人类学者 Arthur P. Wolf 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高低不同阶序的官职，治理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域。因此反映在民间信仰体系当中，小神管理小的地方性的系统，地位较高的神治理较大的系统。这种说法，认为中国的男神信仰即是天上的官僚，且相应于凡间的官僚体系。
信众认为统领天庭的最高位的神是“玉皇大帝”，依序有三官大帝（天官、地官、水官）及各种阶层的男性神祇。我们从刘枝万的《台湾省寺庙教堂名称主神地址调查表》及林衡道《台湾寺庙大全》所载宫庙的主神名称，进一步依传统性别加以区分。书中所列各种神祇的称谓之中，发现男神的称谓多为“帝、君、王、公、侯、大使、大夫、太子、王爷、大人、祖、爷、神、仙、圣、主、真人、祖师、先师、大师、元帅、将军、千岁、先生”等。女神的称谓多为“后、妃、娘娘、公主、夫人、婆、母、娘、妈、姑、姑娘”等。
换言之，民众对这些神祇的称谓，与对传统凡间男女角色的称谓，有许多相同之处，民众用以区分男女性别的称呼法，也反映在神祇的称呼上；值得指出的是，在汉人民间神祇信仰体系的众神之中，男性神祇的名称与种类远多于女性神祇，而男性与女性神祇的数量比例也甚为悬殊。
妈祖女神的特殊地位
妈祖成为一地区的重要神祇，也受到朝廷或政权的重视。首先可从历代的封号来看，妈祖从一个“湄洲林氏女”，殁称“通贤神女”或“龙女”（宋人 丁伯桂顺济圣妃庙记）。朝廷的赐封从宋代开始为“崇福夫人”、“灵惠夫人”，逐渐升格为“灵惠妃”，乃至“天妃”、“天上圣母”、“天后”（清朝封号）。妈祖在传统官僚体制下，经由官方认可的“正祀化”过程，从一“巫媪”、“里中巫”的宗教性质，屡受朝廷褒封，逐渐转化、提升成为一个重要的女神，最后这位女神被视为具有一种母性的慈悲。
但是，James Watson 认为不该忽略“权力关系”的存在。他分析官方有意的介入和提升妈祖地方神明的地位，使其成为具有象征沿海绥靖的“天后”，他的研究指出一个神明如何对不同的人（根据他们在权力阶层中的位置）代表不同的意义和功能。
Watson 探讨妈祖如何从一个原本仅是贫穷渔民所祭拜的神祇跃升为如此重要的女神。最初，对一般民众而言，妈祖保佑航海安全、女性的生育力、以及处理调停个人与家庭的问题。在中国沿海、台湾以及东南亚，民众为此兴建众多妈祖庙。但是，之后朝廷开始建造官方的天后宫，因为妈祖信仰也被帝国政府当作一种“教化”力量，以及平定沿海海盗、走私者和造反者的象征。朝廷因而对妈祖信仰加以提倡运用，给予规格化、册封重要名号，提升为“天后”，使其跃升为中国的重要女神。
由上，我们可进一步探讨，妈祖在历代朝廷的封号上，虽已达最高地位，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妈祖在天庭的神格和权位上，仍处于从属地位，其中“妃”、“后”、“母”三者的地位仍然有别。妈祖生前虽无子嗣，但她成为地方守护神，如母亲般照顾地方子民，受民间崇奉，香火延续不断，因此由皇帝册封为“天上圣母”。
笔者认为值得思考的是，册封的名号是“天上圣母”，而非“天上圣王”或“天上帝王”，因此在天庭并没有正式的“女皇帝”权位。相对而言，天上的男神却各有其官阶名称和职位，从“玉皇大帝”、三宫大帝（天官、水官、地官）、关帝圣君、城隍爷，乃至灶君、土地公（俗称里长伯），都有个“一官半职”。换言之，民间虽然认为妈祖的法力无边、神威显赫，但她在天庭并没有掌握实质的帝号与权位；但是，在传统汉人父系社会，“男尊女卑”的男权文化价值观行之久远，民众和妇女皆乐于接受历代朝廷皇帝对妈祖的封号。
民间的妈祖形象
在众神之中，妈祖在台湾各地却获得广大信众的崇奉，除了民众的心理和情感需求，历代朝廷的褒封和重视，也与政治、经济、外交或军事等方面相关，官方往往借由民间信仰和仪式，达成其特定的目的。尽管如此，广大民间的信奉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妈祖不仅被视为“水神”和“海上守护神”，在闽南沿海地区流传有关妈祖显灵照顾幼儿的故事：渔村妇女在岸边工作忙碌，任由一些儿童在海边玩耍，传说出现一妇女帮忙照顾这些孩童，这位妇女就是妈祖。在这个例子当中，妈祖和妇女、儿童关系密切，充份展现“母性”神的特质，被视为妇幼的保护神。
从民间的称呼和仪式意涵来看妈祖的“母性”特质，台湾民间称她为“妈祖婆”，福建莆田称为“娘妈”、“姑婆”，可知妈祖在民众心中是一位母性长者的地位。然而，传说中的妈祖，生前未满30岁即“升天成神”，后世人却尊称为“妈祖婆”、“娘妈”，可知此妈祖形象已大不同于俗世的凡间女子了。
在一般汉人传统社会及家庭中，一个平凡的女性在世俗社会并无一席之地，童年是依附在父亲抚养下，为人女儿。女性长大嫁为人妻，则成为男方家族中的一个“媳妇”，仰赖男人的家庭和经济，为男方家庭作家事，待奉公婆；唯有在生儿子之后，为男方历代祖先传继“香火”，她的地位才提升为“母”，而且需熬到儿子娶妻生子后，才能有“婆”的地位，死后则被列在丈夫牌位中。汉人女性在成年结婚后，成了“无名”氏，她的身分是依附在亲属和婚姻关系中。换言之，一个女子不论在生家或夫家，都没有自主的地位，她一生的身分虽有变换，但仍是附属地位。
广大民众与边缘力量
妈祖身为一个“女神”，在神界与凡间社会，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也值得进一步探讨。美国人类学者桑高仁（Steven P. Sangren）认为，虽然汉人民间信仰是世俗的科层官僚体系的反映，但是妈祖信仰显然无法放入这个纯男性的架构中，因此妈祖及其他女神崇拜足以挑战原有的理论架构。
Sangren 分析女神信仰的特点，是有其更大的“包容性”和“调解性”，在中国传统家庭中，父亲代表权威性，孩子较不敢直接反抗父亲，因此母亲常处于居中协调的角色，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女神被赋予调停者的角色。
女神信仰另一特征是其“联盟性”，Sangren 认为信奉妈祖或王母娘娘，除了女神的包容性外，更有其母性的颠覆面向。所谓的“颠覆性”，是指母子联合一起对抗父亲。把这种家庭的颠覆性，运用到宗教中，就演变成教派组织透过尊奉女性神，企图颠覆天上以男神为主的官僚阶级系统。事实上，Sangren 指出，女神信仰不同于男神信仰的性质，也是一重要的文化表现。
妈祖信仰，夹处于传统王朝与民俗社会之间，扮演着中介与协调的角色，她所代表的意义，显现了女神的母性救苦救难慈悲的特质；相对于玉皇大帝、城隍爷等男神的官僚体系之中，妈祖在天庭的封号，虽然没有正式的“官位”，但在凡间社会依然受到广大民众的敬奉，正如在人间社会，人们所受的苦难，以及对朝廷政权的失望，转而寻求女神的慈悲护祐。
边缘力量的诉求与展现
总言之，在传统父系社会，纵使在天庭众神的位阶中，朝廷对妈祖最高的封号是“天后”、“天上圣母”，但仍不似“玉皇大帝”拥有天庭的最高权力地位的象征。根据笔者的实地访调：在日常生活中，到妈祖庙烧香拜拜的信徒是以女性居多，在进香活动中，“苦行”的“散香”也以妇女居多。然而，台湾妈祖庙内部的核心组织、以及策划进香活动、改变进香路线及祭典仪式，乃至各种相关资源的运用，却都是由男性主导；男性并掌握神祇形象、宫庙历史与仪式意义等方面的诠释权。
著名的象征人类学者 Victor Turner 研究“朝圣过程”的象征与情感的关连，指出墨西哥盛行的天主教的“圣母”的崇拜和“许多朝圣中心”的形成，是一种“弱势者的力量”的仪式象征（例如被殖民），但同时也是在男性中心社会（androcentric society），透过“女神”象征，提供世俗的弱势者的力量，能有机会转换成强者的力量。以此观点来看，台湾妈祖进香活动许多徒步的“散香”（多属个人方式参与进香），也正是一种属于社会结构性强势文化笼罩下的“边缘者”或“弱势者的力量”。
观察台湾岛内，尤其在国民政府迁台后，从妈祖庙的组织与进香主导权的演变，更明显可见地方派系的介入与政治人物的掌握。这些皆反映台湾的汉人社会，男性在公共领域及宗教团体的积极参与与权力运作。同样地，在妈祖庙组织与进香仪式中，妇女缺乏主导的地位和权力，虽然有众多虔诚的妇女“随香客”参与徒步进香，从中获得内在的信仰力量、舒解累积的家庭压力，但却难以转化自我的生命情境，也无法超越现世社会结构的局限。
从宗教社会学与文化象征来看，宗教符号涵盖不同的意义。而汉人民间信仰的女神崇奉，反映了更大的包容性与超越性。源自传统封建社会所建构的天庭男神官僚，仍不及妈祖受到广大民众的爱戴拥护，并纷纷向妈祖祈愿诉求遭遇的困境。
当今社会的多元性别的自我认同，已受到欧美社会普遍的重视。今日，我们看到同志团体，在雨中虔诚慎重的接迎妈祖神轿，但是主导进香路途行进与停驾的最高权力，究竟是“妈祖神意”或是男性为主的庙方人士？一般人恐难确知现实状况的原因，同样的，民间团体长年的努力与诉求，期待天上圣母和天庭众神的庇佑。但是，人间政府的官僚，是否真能有合理的回应？
（黄美英，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政治大学宗教所博士班、现任暨南大学历史系兼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