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有台湾家长注意到课本中描写到性倾向的课文，因此质疑学校为什么要教“同性恋教育”。
我是一名在台北高中任教的中学老师，想要回应一下这说法。其实，学校没有正式的课程叫做同性恋教育。这就是性别教育：告诉学生多元性别是怎么一回事，还有因为性别引发的骚扰，要怎么处理。青少年青春期身体发育，学生也会好奇，伴随发育注意心理的、性别的问题，本就是很自然的。不管是为人为己，这样的教育都是有必要的。
中学教育中的性别教育在台湾已经施行最少十年以上，是明白写在课纲里，必须要教的。它也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学校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问题是老师要怎么教？
一般中年的中学老师，自己并没有接受过很好的性教育。他们中学时代，性教育就只是介绍男女身体的发育，很少谈到人的内心。很多中学老师对于性别教育知道很少，顶多讲一下青春期男生会梦遗就是很了不得的事，自慰这种事情讲的更是暧昧。除非念社会科学的老师，才有可能有比较大的机会读过论文或教材，知道怎么要讲多元性别的议题。
我们总是想，经过专家学者公证人士制定的课纲，规定老师教学的内容教出来后，老师就会讲的很自然。实际上未必如此。对老师而言，多元性别不见得是他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老师也是被教出来的。性别教育的施行情况，因而很复杂。
同志老师与学生的处境
校园内的确有一定比率的同志老师。老师愿意出柜的比率很少，也比实际人数少很多。在我任教的十几年间，我看过敢于承认自己是同志、出柜的老师，几乎都会招到同事、家长各种不公平的对待。例如遭受到行为不端、放荡的批评，甚至行政单位会不愿意给予导师的职位。
这样的歧视，不见得会说出来，有时是暗示该老师似乎对同性学生有过多的关心，这同时也暗示该同志老师是恋童癖、会教坏学生的人，尽管都没有任何证据同志老师做了什么。
但最多的状况是，这个出柜的老师会被孤立。大多数的同事眼中，除了公事上必要的接触外，很少有人愿意与之进一步交流，甚至恐惧听到他谈论自己的私生活。如果有同事老师愿意以性别友善的态度来对待，两者都会受到异样的眼光。
现在的老师与校方对于家长的投诉以及各种网路黑函，大多怕惹麻烦，甚至会自我言论审查（这恐怕还与长期的威权统治有关）。这种情况在一般的公立学校不难看见；我就亲身经历过，校长在公开的会议上表示因为有自称家长的人投诉学校的性别教育，表示对课程内容非常不满，要求停止授该门课程。校长为了避免麻烦，就要求除了公民科以外，其他科老师不要谈这个议题。这样的言论审查，不管学科性质，甚至影响到老师与学生的正常互动。
护家盟对同性恋的攻击，产生寒蝉效应，让有些老师会有一种态度：“我不是恐同，但同志就是个麻烦”。有很多老师私下表示很怕学生来坦白同志身分，如果学生想分享感受，老师会直接建议去找辅导室，甚至就医。对有些老师来说，同志是麻烦，敬而远之。但这个麻烦却是来自外界与社会的。
同志需要友善的校园环境
性别教育在校园内常遇到问题，并非缺乏多元性别的环境，而是学校制度的设计。台湾的中学，有男女分校与男女合校两种。即使是男女合校，其实也常常男女分在不同班级。因此，有时就算在同一个学校里，性别也是分的很清楚。男女生班级的差异，透过各种校园内的班级竞赛，容易分辨出来；例如，女生班比较乖、好整洁、功课好之类的差异。
然而，校园内喜欢强调男女的差别，服装打扮的不同，还有强调女性气质、大家闺秀、男子气概、妇女美德这样的教育方式。阳刚与阴柔，仍旧是很多老师真实著重的性别教育。
同志不是有人愿意倾听就好，要有友善的校园环境，才能减轻他们的焦虑，甚至有助于他们学习。青少年之间的言语或行动霸凌是很常见的。对同志学生来说，一旦被发现是同志，甚至不用有性经验，同学会用各种字眼描述同志性行为，以标明他们的“怪异”，来区分族群。
然而，老师对同志的歧视，会以压抑同志表现、探索自己的性倾向的方式进行。例如告诉学生因为年龄幼小，不适合讨论性方面的议题。
这种做法的用途就是否定他们的情欲探索。在学校，同志间的轻度亲密行为会遭到老师制止，但一样的行为，异性恋做起来却可能完全没事。同志学生常常会被看作有家庭问题。事实上，如果父母知道儿女是同志，第一个反应也常常都是无法接受。所谓的家庭问题也不见得是问题──子女没有问题，而是父母自身不能接受的问题。
除了学校，还有家长和社会
万一，学生需要老师帮忙辅导父母的情绪，这可能会演变成家族的争端，比如父母怪罪自己或老师的教养方式。如果遇到父母与老师联手压迫，学生最后多半无法留在学校继续课业。只能不断的逃学寻求慰藉。甚至自杀。
在我工作中经历中，遇过有家长认为同志有病、不自然，因此必须把同志送医、隔离，有家长甚至认为同志学生必须要学会改变。希望老师标出这些人的特异身分，变相将送医，矫正同志成为教育工作的一环。
对我来说，这是痛苦而无理的要求，但这并不是个案，反而常常是老师工作的一部分。做老师除了要跟家长沟通观念，还必须掌握道德高度来说服；这些工作其实都非常冗长。对一个基层老师来说，国家把道德说服的责任交给老师。但是统治者或行政单位几乎没有在公共媒体上去担负一点相对的责任。国家在同婚议题上，是暧昧的。
教育工作者与家长、学生的关系，都是平等的，因此彼此之间的对话只能沟通。但是，每个老师都能够对抗、说服家长吗？我们的国家，是否应该将某些价值更清楚的对社会大众说出来，作更清楚的表态？
同志需要的教育，是人权教育、公民的人权，这是同志最基本的权利。
（庄珮柔，高中老师）
注：文中个人经验来自于作者任教过的五所高中，并非特定指目前任教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