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名经济学家许成钢，有没有过买房的焦虑？
“我年轻工作的时候不在这边，我在西方，西方国家非常普遍的就是年轻人开始是租房的，即便买也是逐步的……中国出的问题呢，是因为不是完整的市场经济，产生了很困难的选择，”3月22日，受香港总商会之邀，讲解2017“两会”后中国经济改革的许成钢向端传媒记者如是说。
当天，房价高烧最盛的北京出台政策，即日起，要求非北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京购房，需要从申请月的上一个月开始，往前推算60个月在北京连续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日，北京市住建委表示，违规代理“天价学区房”的中介行为将被重点查处——“天价”的概念是，大约40平方米的一居室，或者不足60平方米的地下室，能卖到800万人民币。
这只是近半年，大陆多地连环限制、压价措施的最新一角。
2016年下半年，大陆房价再次进入高速上涨期。2014年7月到2015年9月30日，“限购”、“限贷”等意图抑制房价的政策被陆续取消或放松。2015年末，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鼓励地产商降价促销，2016年初，房贷政策进一步放松、房地产交易征税提供优惠，当年第二、第三季度，房价上涨从中速进入高速轨道。2016年1月到9月，出现了6宗过百亿总价的地块拍卖成交，过50亿的多达28宗。9月，70个大中城市里多达63个（90%）录得房价上涨。
面对楼市高烧，2016年9月30日，北京、苏州、天津先后出台楼市调控新政策，包括差别化信贷和限价，其中北京的这一波“9.30新政”更被称为“史上最严楼市调控”，之后的10月、11月，至少24个城市累计出台了50次不同力度的调控政策。2016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此后，更大范围和继续加码的限制性政策不断出现，同时，一线城市的房价热力迅速地向三四线城市蔓延。
2017年2月，大陆70个大中城市，56个录得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比1月增加11个，环比算术平均涨幅0.33%，其中三线城市涨幅领先，达到0.4%；同比算术平均增速则有所放缓，为10.56%，一线城市收窄幅度最大。3月，“都市购房血泪史”的舆论烈度，堪比——甚至可能超越了为期半个月的年度政治盛会。
人人都在讨论房子，每一个讨论都充满了痛点，但许成钢说，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不可能愿意让价下降”。
“不仅是地方政府不能允许，中央政府更不能允许，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就很难收拾了。”
许成钢长期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提出“地方分权式威权制”（Regional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RDA）理论，即在中央层面，党国体制高度集中控制资源和政策，但到了地方，落实权力和资源都非常分散，在改革初期，这种制度下的地方竞争以 GDP 增速为明确目标，加上地方有试验空间，给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力的推动——而非官方宣传的所谓“中国模式”。但这种驱动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唯 GDP 论”终究会伤害社会发展的其他目标，到驱动失效的程度，而且中国财政长期实施与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相反的“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政府收入占 GDP 比重长期超过民众收入，民企规模和家庭消费增长都收到制约，而政府的债务和国企的“僵尸化”则日益严重，乃至到2014年之后，出现投资越多，经济增速却越下降的状况。该理论是让许成钢获得2016年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的主要成就。
就著房价问题，许成钢指出，RDA 框架的一个非常重要特点是地方土地由地方政府实际拥有，地方财政由地方政府设法解决，财税收入大头要交给中央，地方政府还要经受中央的各方面考核，这就意味著，巨大的地方开支单靠正式税收远远不够，因此地方政府几乎都非常依赖土地收入，“这个就导致了所有地方政府都有很强的动力，要推动当地房价上升。”另一个因素是土地国有制，在土地收入的驱动下，地方政府让房价上升的各种手段，包括有意识地减少土地供给。
加上“软预算约束”之下，地方政府运用金融平台借贷、融投资，或强化国企，甚至通过土地直接控制更多资源，最终债台高筑。单是财政部长肖捷3月初在全国“两会”上公开承认的数字，截至2016年末，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就高达27.33万亿人民币。在经济持续下行的大环境里，卖地收入之于地方政府，与买房增值之于平民百姓，似乎一样痛苦而难以戒断。
如此一来，“如果地方房价普遍下降，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对中国的金融财政都会带来巨大冲击，会很危险，”许成钢说，“从意愿上讲，是不可能愿意让价下降，不仅是地方政府不能允许，中央政府更不能允许，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就很难收拾了。”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之后，“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世界各国经济政策制定中的重点。中国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黄益平曾在2016末题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与2017年经济政策”的演讲中指出，中国似乎是唯一未经历过重大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国家，但面对生产率下降、杠杆率上升、宏观经济及政策空间收缩的“风险三角”，这个记录还可以保持多久？
要化解住房之痛，许成钢认为，第一要从土地所有制上去解决，如果不去触碰这样的基础性制度，政策上的解决方法就是推出廉租房。许成钢指，建设廉租房本就是地方政府的基本责任，而且中国全体住户收入过低，长期国富民不富、内需不足，如果政府可以提供大规模提供廉租房，就可以释放民间大量的消费能力，对于改善内需、拉动经济有好处。
“但现在在中国讨论廉租房碰到一个基本困难，本来地方政府就大量欠债，廉租房是需要钱的，什么财政来源能帮助它建廉租房？”许成钢提出两个“财源”，一是精简官僚机构，“那些官僚机构很贵”，二是政府要从资不抵债的国企中解脱出来，推进国企民营化，卖掉时就能得到很多收入。
“如果民间投资者没有控制权，那么混改没有起到改革作用，只不过是资金是从民间来。”
国企改革堪称中国经济改革最核心、政治阻力和社会风险最大的部分。1992年以来，国企改革便提出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但20多年迂回曲折，步步难行。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左右，对国企改革，则提出以管资本为主，组建若干国资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企改组为国资投资公司。2016年10月，国企引入民间资本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推出，到2017年2月中，已经有20多个省份设定了“混改”时间表。
但许成钢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这几年，中国经济的很多发展并未跟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方向，支持市场化和反对市场化的势力长期角力。他认为，“混改的核心问题不在于资金是否从民间来，核心问题是控制权是否民间可以有。如果民间投资者没有控制权，那么混改没有起到改革作用，只不过是资金是从民间来。”
201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意见”，提出要在深化国企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10月，全国国企党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指出坚持党对国企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12月，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公开表示，2017年，国企将全面推行党委书记和董事长一人担任，落实党组织研讨是董事会和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
许成钢直言：“当国企改革人为地设置了障碍，不可以讨论民营化，那它就很难改革，企业改革，从来所有制是基本，企业管理问题往往来自于所有制，换所有者才能从基本上改经营方式。所有制不可以碰的时候，从基础上把改善的路堵住了。”
改制同时也是解决软预算约束、产能过剩等问题的核心，“中国在90年代末开始进行改制，从90年代末进行到本世纪初，这个改制在硬化预算约束上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为那段时间中国快速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高房价问题病灶深种，那当下为房焦头烂额的年轻人可以怎么办？许成钢“呵呵呵”笑起来，无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