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許成鋼：說得清房價高燒，說不準年輕人該怎麼辦

中國知名經濟學家許成鋼，有沒有過買房的焦慮？

「我年輕工作的時候不在這邊，我在西方，西方國家非常普遍的就是年輕人開始是租房的，即便買也是逐步的……中國出的問題呢，是因為不是完整的市場經濟，產生了很困難的選擇，」3月22日，受香港總商會之邀，講解2017「兩會」後中國經濟改革的許成鋼向端傳媒記者如是說。

當天，房價高燒最盛的北京出台政策，即日起，要求非北京市戶籍居民家庭在京購房，需要從申請月的上一個月開始，往前推算60個月在北京連續繳納個人所得税。同日，北京市住建委表示，違規代理「天價學區房」的中介行為將被重點查處——「天價」的概念是，大約40平方米的一居室，或者不足60平方米的地下室，能賣到800萬人民幣。

這只是近半年，大陸多地連環限制、壓價措施的最新一角。

2016年下半年，大陸房價再次進入高速上漲期。2014年7月到2015年9月30日，「限購」、「限貸」等意圖抑制房價的政策被陸續取消或放鬆。2015年末，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要「化解房地產庫存」，鼓勵地產商降價促銷，2016年初，房貸政策進一步放鬆、房地產交易徵税提供優惠，當年第二、第三季度，房價上漲從中速進入高速軌道。2016年1月到9月，出現了6宗過百億總價的地塊拍賣成交，過50億的多達28宗。9月，70個大中城市裏多達63個（90%）錄得房價上漲。

面對樓市高燒，2016年9月30日，北京、蘇州、天津先後出台樓市調控新政策，包括差別化信貸和限價，其中北京的這一波「9.30新政」更被稱為「史上最嚴樓市調控」，之後的10月、11月，至少24個城市累計出台了50次不同力度的調控政策。2016年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此後，更大範圍和繼續加碼的限制性政策不斷出現，同時，一線城市的房價熱力迅速地向三四線城市蔓延。

2017年2月，大陸70個大中城市，56個錄得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上漲，比1月增加11個，環比算術平均漲幅0.33%，其中三線城市漲幅領先，達到0.4%；同比算術平均增速則有所放緩，為10.56%，一線城市收窄幅度最大。3月，「都市購房血淚史」的輿論烈度，堪比——甚至可能超越了為期半個月的年度政治盛會。

人人都在討論房子，每一個討論都充滿了痛點，但許成鋼說，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中央政府，都「不可能願意讓價下降」。

「不僅是地方政府不能允許，中央政府更不能允許，一旦出現金融危機就很難收拾了。」

許成鋼長期研究中國經濟體制，提出「地方分權式威權制」（Regional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RDA）理論，即在中央層面，黨國體制高度集中控制資源和政策，但到了地方，落實權力和資源都非常分散，在改革初期，這種制度下的地方競爭以 GDP 增速為明確目標，加上地方有試驗空間，給了中國經濟發展有力的推動——而非官方宣傳的所謂「中國模式」。但這種驅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唯 GDP 論」終究會傷害社會發展的其他目標，到驅動失效的程度，而且中國財政長期實施與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則相反的「軟預算約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政府收入佔 GDP 比重長期超過民眾收入，民企規模和家庭消費增長都收到制約，而政府的債務和國企的「僵屍化」則日益嚴重，乃至到2014年之後，出現投資越多，經濟增速卻越下降的狀況。該理論是讓許成鋼獲得2016年首屆中國經濟學獎的主要成就。

就著房價問題，許成鋼指出，RDA 框架的一個非常重要特點是地方土地由地方政府實際擁有，地方財政由地方政府設法解決，財税收入大頭要交給中央，地方政府還要經受中央的各方面考核，這就意味著，巨大的地方開支單靠正式税收遠遠不夠，因此地方政府幾乎都非常依賴土地收入，「這個就導致了所有地方政府都有很強的動力，要推動當地房價上升。」另一個因素是土地國有制，在土地收入的驅動下，地方政府讓房價上升的各種手段，包括有意識地減少土地供給。

加上「軟預算約束」之下，地方政府運用金融平台借貸、融投資，或強化國企，甚至通過土地直接控制更多資源，最終債台高築。單是財政部長肖捷3月初在全國「兩會」上公開承認的數字，截至2016年末，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就高達27.33萬億人民幣。在經濟持續下行的大環境裏，賣地收入之於地方政府，與買房增值之於平民百姓，似乎一樣痛苦而難以戒斷。

如此一來，「如果地方房價普遍下降，會帶來很大的衝擊，對中國的金融財政都會帶來巨大衝擊，會很危險，」許成鋼說，「從意願上講，是不可能願意讓價下降，不僅是地方政府不能允許，中央政府更不能允許，一旦出現金融危機就很難收拾了。」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風暴之後，「系統性金融風險」成為世界各國經濟政策制定中的重點。中國央行貨幣委員會委員黃益平曾在2016末題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與2017年經濟政策」的演講中指出，中國似乎是唯一未經歷過重大系統性金融危機的國家，但面對生產率下降、槓桿率上升、宏觀經濟及政策空間收縮的「風險三角」，這個記錄還可以保持多久？

要化解住房之痛，許成鋼認為，第一要從土地所有制上去解決，如果不去觸碰這樣的基礎性制度，政策上的解決方法就是推出廉租房。許成鋼指，建設廉租房本就是地方政府的基本責任，而且中國全體住戶收入過低，長期國富民不富、內需不足，如果政府可以提供大規模提供廉租房，就可以釋放民間大量的消費能力，對於改善內需、拉動經濟有好處。

「但現在在中國討論廉租房碰到一個基本困難，本來地方政府就大量欠債，廉租房是需要錢的，什麼財政來源能幫助它建廉租房？」許成鋼提出兩個「財源」，一是精簡官僚機構，「那些官僚機構很貴」，二是政府要從資不抵債的國企中解脱出來，推進國企民營化，賣掉時就能得到很多收入。

「如果民間投資者沒有控制權，那麼混改沒有起到改革作用，只不過是資金是從民間來。」

國企改革堪稱中國經濟改革最核心、政治阻力和社會風險最大的部分。1992年以來，國企改革便提出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政企分開，使企業真正成為市場主體，但20多年迂迴曲折，步步難行。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左右，對國企改革，則提出以管資本為主，組建若干國資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企改組為國資投資公司。2016年10月，國企引入民間資本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推出，到2017年2月中，已經有20多個省份設定了「混改」時間表。

但許成鋼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這幾年，中國經濟的很多發展並未跟從「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方向，支持市場化和反對市場化的勢力長期角力。他認為，「混改的核心問題不在於資金是否從民間來，核心問題是控制權是否民間可以有。如果民間投資者沒有控制權，那麼混改沒有起到改革作用，只不過是資金是從民間來。」

2016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意見」，提出要在深化國企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10月，全國國企黨建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出席並發表講話，指出堅持黨對國企的領導是「重大政治原則，必須一以貫之」。12月，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公開表示，2017年，國企將全面推行黨委書記和董事長一人擔任，落實黨組織研討是董事會和經理層決策重大問題的前置。

許成鋼直言：「當國企改革人為地設置了障礙，不可以討論民營化，那它就很難改革，企業改革，從來所有制是基本，企業管理問題往往來自於所有制，換所有者才能從基本上改經營方式。所有制不可以碰的時候，從基礎上把改善的路堵住了。」

改制同時也是解決軟預算約束、產能過剩等問題的核心，「中國在90年代末開始進行改制，從90年代末進行到本世紀初，這個改制在硬化預算約束上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為那段時間中國快速經濟增長奠定了基礎。」

高房價問題病灶深種，那當下為房焦頭爛額的年輕人可以怎麼辦？許成鋼「呵呵呵」笑起來，無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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