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俊华今日周游港岛，晚上又举行造势晚会，气势如虹。他获得广泛港人支持，固然令林郑月娥难堪，亦在本地非建制派当中，制造了一点撕裂。一直坚持民主运动的支持者，更不明白，为何一个对民主运动从来没有作出过任何具体承诺的高官，可以透过政治公关，获得这样的支持度。
港人的务实主流倾向
曾俊华的崛起，不过反映了港人长久以来的政治性格。
在1970年代末，本地社会学者刘兆佳提出“功利家庭主义”（utilitarian familism）的框架，形容香港人的主导政治性格，是倾向保障以家庭为单位的利益，不信任公民社会，功利为先，对政治漠不关心；在回归后，这套说法备受挑战，因为香港人愈来愈乐于参于社会运动，其倾向愈来愈理想化，明显超出了刘口中的物质基础和实用主义。
这种理想化的倾向，被许多人视为港人的普遍政治觉醒，对许多民主运动的参与者而言，本土的民主运动史，始于零三七一大游行，于雨伞运动达至高峰。
可是，这种理想化的倾向，其实一直有其边界，而且边界明显。本地学者林蔚文等就曾指出，香港数十年来一直不乏社会运动，例如七八十年代的妇女运动、中文运动、男女同工同酬等，只是它们均有强烈回避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尤其是去政党化的倾向。这和旧日港英政府严控政治运动，也有关系。
自2003年七一起，一直到雨伞运动，港人愈来愈不避忌社会运动的政治性质，但虽然追求的目标有所改变，运动本身的功利考虑，始终也占据很主流的位置，并一直和较基进的倾向或后来的本土主义相抗衡。在早期，民主运动有“和理非”的争议；在近期，即使在最激进的阵营当中，也出现“为何要勇武”的讨论。
曾俊华作为管治阵营的一部分、政务官的代表，其政治形象既中产亦保守，“专业”、“非政党”，也不是旗帜鲜明的反对派，更不好斗。其反映的，是和撕裂社会相反的政治性格，一种被怀念的旧日政治文化（这种文化不需要是事实，可以是被建构出来的），而且是政治上安全、四平八稳的一个着力点。曾俊华被称为 Lesser Evil，因为他并不是传统民主运动的一份子，他的论述虽然较贴近本地人的声音，但主张尽力推行23条立法、接受人大8．31框架，甚至是开了民主运动的倒车，港人却仍然选择他，是非常现实的表现。
曾俊华作为一个政治现象，究其原因，是港人务实的主流倾向，在曾俊华以优质公关横空出世后，找到了着力点，亦反映新世代港人虽然“政治觉醒”了，不止追求纯物质生活了，但主流港人的政治性格，仍然不激进，受功利务实的政治传统影响。港人追求的目标非常有弹性，形势大好时谈谈自由民主，形势不妙时也可打折扣，接受把梦想降格为要一个“似返个人”的特首，追求一个说得过去的政府，至于务实背后，其内容仍然是威权主义，一般人却不关心了。
近年一遇重大事件，不少论述都急于定义香港，时而认为港人的行为令人感动，仿佛成熟的公民社会已经诞生；又不时有人推动一种“香港人一直都系咁”的冷感港猪论述。事实是，这些本质化的香港政治论述，都无法解释港人的复杂性格──港人的性格既比“功利家庭主义”的时代复杂，亦不能以“理想主义已抬头”来过度简化了我们的社会；港人的追求的目标或有所改变，但和一种原则性坚强的公民政治文化相距尚远，甚至有投机的倾向。
网上政治动员的教训
在互联网诞生之初，网上联结的社会运动（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曾被寄予无限希望，期望这种新型的社会动员方式，能够冲击威权政府，推动下一波的民主化运动。但现实反映，网上动员的社会运动，既可以是基进的，如伊朗的绿色革命、占领华尔街运动；亦可以是保守的，例如特朗普的崛起、意大利的五星运动等。曾俊华的政治公关出色，他的政治能量，也主要由网上而来，这反映了技术的中性性质──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本身，并不一定是基进和自由的，也不能单独决定政治的流向。
有论者谓，曾俊华带来了港人的政治觉醒，这种说法自然肉麻过甚，令人失笑；但如果说曾的团队，带来了高质的网上政治动员示范，倒是一个公道的评价。如果要问，公民社会可以由曾俊华身上学到什么，那便是，在理想之外，掌握好技术，以增加论述的政治有效性，是多么的重要。而且，网上动员也不一定需要巨大的国家资本推动，曾俊华可以做到的，民主运动也可以做到。这才是最大的教训。
（梁一梦，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