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香港特首候选人中，政纲使用得最多“我们”来表达其与团队的政治主张的，是曾俊华。“我们”这个字眼的力量，在于不同领导者可以从中建构不同的“我们香港人”身份。
笔者简单统计了三名特首候选人政纲中的“我”，发现曾俊华的政纲拥有最多“我”的字眼（包括“我们”）。不过各政纲长短不一，直接比较多寡意义不大。在各政纲中，“我们”占“我”这个字眼的比例，最高的亦是曾俊华的政纲（约60%），即每十次出现“我”，六次是在讲“我们”。其次为林郑月娥（约40%），比例最低的是胡国兴（26%）。
笔者没有再细分“我们”在不同类型句子的数目，但概括来说，“我们”可以有几种意思：
第一，“我们”可指称特首候选人团队，如：“我们会深入结合政府、业界、大学和研究院的资源……”（曾俊华政纲，p.25）。若“我们”在这类表达具体政策的句子中比例高，意味候选人在政纲内倾向强调团队工作多于个人。
第二，“我们”可以代表香港整体，例如，“香港能够由小渔村蜕变成国际大都会，既是由于我们有著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林郑月娥政纲，p.6）。此种“我们”的比例高，可以显示，相比从“我”作为特首候选人发表个人管治方针，候选人侧重以“香港整体”出发。
然而更多的情况是，“我们”的意思并不可如此简单划分，如：“香港当前面对最核心的问题，是对政改方面的分歧与争拗； 这问题我们一定要在未来五年内解决……”（胡国兴政纲，p.9），这里既可指胡国兴团队，亦同时可以是讲香港所有人。在此种情况下，“我们”结合了港人的愿景和施政者的理念，有号召的意味。
“我们香港人”，究竟是什么？
比起其余两名候选人，曾俊华在修辞上较常使用“我们”，除了反映他突出其团队工作外，亦显示他着力在政纲中建构所谓“我们香港人”的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他将政治主张连系到对香港处境的理解或所谓的“常识”，以“我们”这个字眼消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权力关系，巩固对其有利的论述。
例如：“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与我们过去跟国家的互动其实是一脉相承。”（曾俊华政纲，p.4）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在很多人眼中是“常识”，但“与国家互动”是否“一脉相承”似乎更多是一种政治主张。此等主张结合常识的论述，能冲淡当中的政治意味，亦因为“我们”这字眼意味着不是他个人的领导，而像是其与市民站在同一阵线、从香港整体立场出发，暗示“我们香港人”应该同意这政治主张。
然而，“我们香港人”究竟是什么？
曾俊华的政治宣言是三人之中最长的，有六页；胡国兴的政纲即使篇幅最短，也有三页半是政治宣言；林郑月娥的政纲只有仅仅一页前言，没有宣言，可见曾和胡相较林郑，更着力于用明显的字句表达他们的政治愿景。林郑月娥的前言和胡国兴的宣言在使用“我们”时，较多着眼于我们香港人可以怎样、应该要怎样。例如在林郑月娥的前言，两处用了“我们”：“但我深信香港的底子好，人才优秀，我们仍能再创高峰”、“凭着香港在法治、自由……的丰厚底子……我们仍可迎头赶上。”（林郑月娥政纲，p.5)。胡国兴比林郑月娥使用较多“我们”，但这些“我们”大抵也是香港人可以怎样和应该怎样这一类政治号召，例如“我们要集中力量，凝聚共识，再接再励地去争取……（胡国兴政纲，p.4）”、“我们需要换人，要有新人事、新作风。”（p.5)。
然而，曾俊华在那六页的宣言使用大量“我们”，讲的除了是香港人可以怎样、应该怎样，也经常连系到香港是怎样的。“我们”在他的宣言当中蕴含多重身份意涵，包括：
一、“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想被人歧视，我们就必须自强，但民族不强大，国家不发达，就连海外游子都不容易抬起头做人。”（p.6）；
二、“我们”是爱国的：“我们爱国，不只是因为国家现在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强国……”（p.4）；
三、“我们”是在香港这个国际都会、城市里成长的人：“在这三十四年当中，我看见我们的城市如何打破种种灰暗的预言，一 步步变成举世瞩目的国际都会。”（p.3）；
四、“我们”是追求既有的核心价值的：“……让每一个香港人能够成为香港人的基础；那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 法治、公平、廉洁、自由、民主、多元、 包容和关爱。”（，p.5）
五、“我们”否定搞港独的人：“今天那些极少数是非不分，妄言要搞‘港独’的人，我想知道他们凭甚么去否定我们的历史，侮辱香港人的感情？”（p.4）；
六、“我们”不是年轻人；“我们应该聆听年轻人的心声，与他们一同描绘出未来的蓝图。”（p.4）
在曾俊华的政纲表述中，“香港人”应该是爱国的中华民族一分子，是在国际都会成长、追求民主自由等核心价值的，亦是反对港独的成年人。这当然一方面是他想要强调其政治立场，同时这些“我们”论述之所以要清楚重申，是因为它们在社会上不断受到挑战，包括《基本法》所讲的：“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历史根据、基层在“国际都会”蓬勃经济下受到的压迫、在公众领域谈论港独的可能性、政府决策有没有在乎年轻人意见等等。
在曾的宣言论述下，香港人好像就自然爱国、年轻人不是“我们”是“他们”，并没有议政能力的。在这样我们／他们的分野之中，可以见到建制的政治论述想要排除什么声音，亦可发现什么论述正正受到挑战。
经济政策中的“我们”
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领导者与他人的关系尤关重要。“我们”这个字眼，本身就代表着领导者和其团队如何理解他们与整个香港的关系。基于以上想法，笔者检视了这三份政纲中最频繁出现“我们”的栏目。（注一）粗略观察，“我们”字眼在曾俊华的政纲中最为分散，包括参选宣言、经济、房屋、环境、弱势社群等栏目，都频繁出现“我们”。而林郑月娥的政纲，“我们”聚集在经济政策，而胡国兴整体来说虽然较少用“我们”，但对比其政纲的其他栏目，在宣言和经济政策有较多“我们”。有趣的是，相较其他栏目，三名候选人都在经济政策上最频繁使用“我们”。
这或许是因为在香港的宏大政策论述中，经济发展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基本法》第五条列明：“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资本主义是香港人的核心价值、一种香港身份。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在2014年进行的民意研究指出，市场经济和保障私人财产被纳入香港核心价值之中。在各候选人的政纲中，经济政策部分都频繁出现“我们”，反映经济对于建构“我们”香港之重要，及“我们”竞选团队对经济的重视。尽管如此，各候选人在经济政策的论述仍有分别。
在关于经济政策理念的篇幅中，曾俊华强调与香港核心价值相关的理念（p.25, 34-35）──“我们必须保护廉洁、法治及公平等核心价值，让每个香港人可以凭其实力公平竞争”，并强调发展香港本地优势产业：“我们要发展多元产业，让市民有更多优质的工作选择。”这样的论述下，经济不止是香港作为一经济体的发展，经济政策更需要照顾在香港经济体内“我们”的本地中小企、一般打工仔等较为大众的需要。
相较于曾俊华这种以“市民安居乐业的基础”的讲法，林郑月娥的政纲首先（p.10, 3.1-3.3）将香港的经济放置在较为宏大的全球论述中，例如：“……让我们在国际竞争力排行中名列前茅”、“随着全球与周边经济体的竞争加剧……我们必须力求创新，发展高增值及多元化的经济”。这种以香港作为经济体的论述，能够支持依靠祖国可得到经济益处的有关论点：“抓紧国家推进‘一带一路’的机遇……”、“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的《港澳专章》确立了香港在国家整体发展中的重要功能定位……”等等。这样的“我们”对大众市民来说是比较抽象和有距离的，但它考虑到香港作为经济体与邻近经济体的关系，与外部经济环境的互动，注重较为长远的“增长潜力”。
当曾俊华的论述强调安居乐业、林郑月娥侧重香港作为经济体的长远发展，胡国兴的经济理念却较关注原则性问题，例如是法规门槛与监管为“我们”带来的经济自由──很多“法治、司法独立、言论和新闻自由、资金与货物自由进出……这些都是香港经济繁荣稳定的独特先决条件，我们一定要严谨捍卫……”（p.18-19）、“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必须在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监管取得平衡。”。曾俊华从解决大众市民的需要来开展他的理念，但胡国兴的论述却强调完善的法律制度带来的经济自由，例如同样讲到扶助新兴行业，曾俊华提到：“我们会以创新的思维，扶助有潜力的创科和创意企业……”，胡国兴则强调法规：“为帮助香港继续增值转型，我们必须检讨法规门槛，开放市场扶助新兴行业……”。
相比其余两位特首候选人，曾俊华的政纲最频密使用“我们”，他的政治宣言亦是最长的，当中经常连系“我们”与各种对香港人身份的想像。他和团队不吝啬展示他们的政治姿态，对于拉拢人心或者是有作用的，尤其是两位对手较少于政纲中以建构“我们”香港人身份来表述自己的理念。不过无论“我们”是谁，政客的论述都没法避免蕴含立场，重要是论述如何巩固某种特定身份、又排除了什么。从曾俊华的宣言可见，以在国际都会成长、中产为主的爱国爱港成年人，仍然是“我们”香港人身份论述的轴心。
三名候选人政纲中的经济部分都较多使用“我们”，这亦呼应在宏大的论述中，经济发展被普遍认为是香港核心价值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是，“我们”应该是香港中小企、打工仔，抑或作为经济体配合国家和全球发展？还是，“我们”应该强调谨守既有的制度和保障自由？这样比较之下，更清楚谁可带给我们重视的愿景。
不过，在建制政策理念中对于香港的想像，何时才能够超越“国际金融中心”?
（魏子林，自由撰稿人）
注一：笔者使用的方法，是在文件中寻找“我们”，首先观察右边提示栏的密集程度，提示栏如在某一处特别密集，表示在该些页数的政纲栏目“我们”出现得较频密。另外观察这些密集的提示栏在整份政纲的分布，从而找出“我们”是否只聚集在某些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