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3亿新台币（约7496万港币）的《健忘村》，最终只收回了1亿（约2498万港币）出头。
这是两岸合拍电影片历史上最高的一次投资，演员与制作阵容华丽，两岸同步上映，曾扛着众人“贺岁救市”的期待，还被誉为是台湾导演版的《让子弹飞》。没人想到，先飞起来的不是票房，而是民族主义的子弹。“台独导演”的名号，不仅令《健忘村》遭遇票房滑铁卢，也令在中国工作的台籍影视音人员忧心忡忡：这颗子弹，还会飞多久？还会落在谁人身上？
而两岸合拍片的未来，更成了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健忘村》的“非战之罪”
时间回到去年中旬，万达影业在上海电影节期间，公布年度新片计划，囊括5大类、共30部精选新片，其中包括了台湾导演陈玉勋的《健忘村》，分类为悬疑科幻片。
接连数月，《健忘村》剧组在两岸同步开设脸书、微博粉丝团。11月22日，剧组在中国召开电影发布会，主演的台湾演员舒淇、张孝全、杨佑宁，以及大陆演员王千源齐聚北京亮相。
任职于一家中国影业集团的陆籍干部陈昶（化名）对端传媒回忆，12月，在北京万达影业总部一进门的巨大LED屏幕墙上，还能看到《健忘村》的电影预告在滚动播出，显见公司重视。
12月8日，风云骤变。当天晚间，大陆天涯论坛出现了一篇题为《请找出台独导演》的文章，内容仅一行：“大家可以听今天的董智森节目。”隔日，又有网民发文：“兄弟们又有任务了，台独导演的新片要上映了，是万达投资的，思聪（指王思聪，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之子）这个sb（傻子），台湾的台独导演拍的，什么名字？看看12月8号董智森的电台就知道了。呵呵，这次有万达护航，不容易。”
当天，台湾名嘴董智森在广播节目《飞碟午餐》中，点名陈玉勋为“太阳花运动要角”，并称陈玉勋“拿大陆的钱拍《健忘村》，他自己健忘了吗？”
董智森近期接受端传媒访问时称，当时之所以提及此事，是因“对陈玉勋的两面讨好感到相当反感”，至于后续有人在网络上跟进爆料，他则回应：“详细过程我不知道。”
此后接连数日，中国大陆互联网上开始疯传《台湾反服贸导演的《健忘村》大年初一上演，真以为大陆人民都健忘？》相关文章。短短数周，“《健忘村》导演反服贸”、“台独导演陈玉勋”等关键词迅速登上大陆网络热门词条，挞伐声浪不绝于耳。共青团湖南省委员会官方微博“共青湖南”公开发难：“想来捞金还和我们唱反调？”
今年1月5日，陈玉勋发表声明，澄清自己并非台独分子。往返两岸多年的电影从业人员戴瑟（化名）向端传媒透露，陈玉勋发表这份声明，部分来自于国台办的压力。戴瑟说，陈玉勋的声明是替电影止血的必要动作，“会不会继续烧？那要看你的造化。但在那之前，你（陈玉勋）得说说话。”端传媒又求证于该片监制李烈、叶如芬，得到的答案皆是否认此传闻。
1月17日，《健忘村》在北京举行首映发布会，众星云集，独缺导演陈玉勋。同一天，广电总局终于发给《健忘村》电影公映许可证，但原先的第一出品方“万达影业”消失在出品单位栏。其后，第一出品方由北京另一家发行公司“影行天下”取代。
“电影要拍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这次‘人不和’，我们也没预料到，”就连具有丰富国际合拍经验的资深监制叶如芬，也形容这是一起意外，且延烧速度之快，几乎让她措手不及，“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做”。
不愿具名的《健忘村》工作人员私下大叹，若是针对意识形态没表态到最极致、公开发言不符合最严酷的“反台独”定义，就等着在市场上当炮灰，“如果没发生这些事，《健忘村》在贺岁片票房（指大陆春节档期）单日要破亿，其实不难啊。”
据指出，万达发行部门在看过试片后，认为《健忘村》不适合年节贺岁，将原先预定较高的排片量，调至5%至8%。而万达退出第一出品方后，排片量更下调到3%以下。
大陆电影票房数据分析网站“猫眼专业版”统计，与《健忘村》同日上映的贺岁片《西游二：伏妖篇》与《功夫瑜伽》，上映首日排片比分别为33.6%与17.2%。上映不到几日，双双冲破10亿人民币（约11亿港币/45亿新台币）票房。而《健忘村》，除了1月28日上映当天的排片比达4.8%，该片上映隔天，排片比立刻被降至1.7%，上映第四天之后，更从未大于1%，低迷不振，终至渐趋于零。
不愿具名的《健忘村》工作人员私下大叹，若是针对意识形态没表态到最极致、公开发言不符合最严酷的“反台独”定义，就等着在市场上当炮灰，“如果没发生这些事，《健忘村》在贺岁片票房（指大陆春节档期）单日要破亿，其实不难啊。”
不过，《健忘村》的陆方出品人、影行天下创始人安玉刚，选择从自身找原因。接受媒体访问时他说，《健忘村》是荒诞喜剧类型，需要观众思考、结合一定程度的知识与社会经验，而春节期间，观众并不愿“拖家带口”去看深入议题。为什么不延后上映呢？安玉刚又承认，他在母校中国传媒大学校友群转贴《健忘村》宣传时，亲眼看见自己的校友指“这是一个台独导演的项目”，这才意识到，来自“民意”的汹涌攻势及其破坏力“挺可怕的”。他承认，不敢再延期，怕过了春节档再上映，反对者会有更多时间发酵抵制行动……
“健忘村在大陆被抵制，是非战之罪。”财团法人中华民国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董事长朱延平对端传媒说。“我个人觉得这是很精致的电影，更是台湾近年少见的有水准之作。”
朱延平是台湾知名商业片导演，曾拍摄多部脍炙人口的贺岁片，也曾拍摄《功夫灌篮》等两岸合拍片。谈起对贺岁片市场的观察，他抛出一个问题：“成龙今年拍《功夫瑜伽》，和狮子关在同一部轿车里飙车，最后狮子都吐了，这合理吗？”
“这不合理，但不重要。”朱延平随即给了答案，“因为它就是一部贺岁片。重点是狮子晕车、吐了，贺岁片的逻辑就是要好笑好玩。太讲道理的、太沉闷严肃的，不适合。”
但健忘村是“好笑、好看”的，朱延平再三强调。他说，事实上，《健忘村》已被拿来为政治献祭，是不是合适的贺岁片不重要，不管摆在什么档期，都难逃被抵制命运。
“没问题吧？”电影公司严防台独、港独、吸毒
台湾兴扬电影有限公司监制唐在扬熟悉两岸三地电影生态，也曾担任两岸合拍片《宝岛大爆走》、《风中家族》监制，他对端传媒表示，在大陆市场拍片，审查原本是常识。“中国大陆市场有特殊性，境外电影进入大陆，题材一定得经过筛选。政治议题不碰、同性恋议题不谈，另外，大陆官方不同意‘早恋’，若涉及高中生校园爱情，电影剧情也不能出现‘正果’……”
他监制的《风中家族》有大陆演员李晓川、台湾演员柯佳嬿的对手戏，在两人新婚之夜床戏镜头部分，就没通过广电总局审查。“他（广电总局）说就算是新婚之夜，也不能有性爱动作……，所以做大陆版本时，我们就把床戏镜头调整掉了。”
唐在扬指出，这种审查有逐年收紧趋势，不只针对台湾，整个中国电影市场都频繁强调“正能量”、“主旋律电影”。但，近一年以来，若涉及两岸合作，大陆电影公司或投资人总会顺便问一句：“这导演有没有特殊的政治倾向啊？”“这男主角、女主角，没有问题吧？”
大陆投资人如今最怕发生“电影以外的事”，导致影响票房，甚至造成电影被禁。“其实对方的思考很单纯，最好我们（导演）的立场都不要蓝、都不要绿；对政治议题从不关心，对同婚也不要表态……”
“没问题吧？”成了两岸影业开启合作大门的新版通关密语。
“戴立忍事件后，他们（大陆投资方）就开始问导演和演员背景，健忘村事件过后，问得更明确。”一名不愿具名的台籍导演说：“因为大家会怕嘛，谁知道哪个无聊网民哪天又挖出来什么东西？”
这名匿名受访的导演分析，前述所谓的“问题”，分为两种层次，若是演艺人员个人形象出了问题，可能影响票房、宣传；若是意识形态“出了问题”，视情节严重程度，可能影响公映许可。若意外延烧为网络上的政治事件，电影公司和投资人就得被迫去面对这些突发事件。
他指出，大陆投资人如今最怕发生“电影以外的事”，导致影响票房，甚至造成电影被禁。“其实对方的思考很单纯，最好我们（导演）的立场都不要蓝、都不要绿；对政治议题从不关心，对同婚也不要表态……”
“戴立忍事件之后，用港台艺人，我们会担心，电影公司都希望‘不要出事’”任职陆企的陈昶说，去年下半年起，自己任职的电影集团和同业，若遇上来自台湾、香港的团队，签约之前，都“丑话说在前”，除了台独、港独、支持西藏意识鲜明者被明确列为拒绝合作户，导演和艺人的私生活也要详细调查。“虽然是开玩笑话，但现在跟演员见面前，我们都会提醒：‘仔细看看，有没有吸毒的样子？’”被调查者一旦被发现曾吸毒、外遇、离婚，或潜藏任何尚未爆出的“家庭问题”，电影公司就会降低合作意愿，原因无他：任何未爆弹都可能遭到市场抵制；一旦遇上抵制，剧组所有的投资都可能血本无归。
以2014年因吸麻入狱的台籍演员柯震东为例，去年起参与大陆电视剧，被外界视为在中国市场已解冻，但他所主演的两岸合拍片《打喷嚏》，早该在两岸上映，前些时日再次送到广电总局，审查仍然未过。业内人士透露，近期询问广电总局的结果，答案依旧是“不能用”。
陈昶提到，愈来愈多电影公司为求自保，和演员或艺人经纪公司签约时，要求在合同上加注“免责条款”，言明“如果你出事，我们不负责。”签下这份条款后，若遇导演、演员因个人因素导致影片被禁或下架，投资方或其他合作方若追究起损失，电影公司将免于承担责任，甚至有权向演艺人员索赔。
死亡名单，按图索骥？
2016年底，《健忘村》议题正延烧时，香港媒体忽然刊登一份号称“北京影视圈流出的55人名单”，称中国高层要求各大影视单位“不要碰名单内的人”。
没有人知道这名单从何而来，但电影业者相信，这名单说话算数。
陈昶这样回答端传媒记者：“行内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没人主动通知我们有这种‘名单’，广电总局也没主动发过类似的文件，但我和同业都相信，这名单还是有的。”
既然没看过，如何信其有？陈昶一语道破天机：与其说这是封杀名单，不如说这是给电影从业者参考的“自我审查清单”。归根结柢，自我审查的主因还是商业因素：害怕片子卖不好。
“有证据显示，遭到下架的一些影视音作品，确实依据‘名单’来执行的，”陈昶举例，台湾歌手陈升的歌是他常听的作品，但去年底，媒体爆出“55人封杀名单”的隔周，陈升的作品就被音乐平台下架，“我最常听的几首陈升的歌，全都没了，就时间点来判断，我认为这张名单还是被执行了。”
“我其实很讨厌某些华文媒体，动不动就搞个‘踢爆’的艺人名单，”叶韦廷谈起近期的亲身经历，有些激动，“没有来源、真假难辨，且没人会去核实或考证名单的真假，”“但只要有人被炒作上那份名单、被贴上那个标签，在那个当下，他就已经死了。”“太冤了，”他说。
曾“北漂”北京影视产业、现任职于上海一所影视制作公司的台籍影视从业人员叶韦廷（化名），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态。“这里有最极致的政治审查和商业竞争，一方面让你有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觉，同时政治的介入与监控，无所不在，”他说。
“我其实很讨厌某些华文媒体，动不动就搞个‘踢爆’的艺人名单，”叶韦廷谈起近期的亲身经历，有些激动，“没有来源、真假难辨，且没人会去核实或考证名单的真假，”“但只要有人被炒作上那份名单、被贴上那个标签，在那个当下，他就已经死了。”“太冤了，”他说。
所有非中国籍的境外艺人要上节目，都要报批审核。叶韦廷的工作之一，就是邀约来自境外的艺人上节目。1月初，叶韦廷依例向合作的电视台窗口说明，将邀请一名知名台籍艺人上节目，“她曾在大陆一线卫视黄金档担任选秀节目导师，这代表之前的报批都没问题！”
叶韦廷回忆，当时刚爆出这份“55人封杀名单”，该名艺人赫赫在列。报批审核之前，他沉住气，依照往例向电视台窗口介绍这名台湾艺人的背景，试探着确认：“报批没问题吧？”对方答：“应该没问题”。
和叶韦廷沟通的这名电视台人员，长期和广电总局打交道。一周后，对方态度大变，当面对叶韦廷说：“现在有风声，建议先别用她。”
“只要有任何嫌疑，大家就会采取最保守的姿态。因为没有人有力气和时间去冒这些风险。明星只是影视产业的冰山一角，只要有一人出事，牵连的就是背后的整个团队和平台，这个产业要养活的人太多了、受牵连的人太多了。”叶韦廷说。
“政治都不用出手，商业的力量就能先扼杀任何人、任何作品，”这是叶韦廷花上好一段时间，才悟出的市场生存之道。
寸步难行，还要去大陆吗？
北漂在大陆的台籍电影工作者戴瑟回忆，戴立忍事件爆发的第一时间，他就重新检视自己的脸书、Instagram，删了所有可能被视为“敏感活动”的照片和发文，同时关掉使用多年的部落格。
用“如履薄冰”来形容戴瑟的谨慎，并不夸张。既然如此，何不回台湾发展？他答：“我也想过坚守台湾，只是如果要靠政府辅导金养，我的年轻岁月就是要栽在台湾……”他说自己想要一个更大的电影梦，所以来到中国。对未来4年，他直言不抱希望：“两岸连表面的和谐都没有，我们在大陆一定是寸步难行的，”但“我还在卡位，我还在熬，就希望能熬到一部纯中国电影。”
两岸ECFA生效之后，不少台湾影视人才藉合拍片途径进入中国，屡获佳绩，例如台湾导演钮承泽执导《爱》，票房达新台币6亿4650万（约1.6亿港币）；台湾导演蔡岳勋执导的《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开战》，票房破4亿（约9995万港币）；台湾导演陈正道执导的《101次求婚》，票房更是直逼新台币10亿（约2.4亿港币）。
201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达66亿美元（约509亿港币），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电影市场。尽管当前气氛，令业界对两岸合拍片未来感到悲观，仍有不少台湾电影人对这块票房金砖野心勃勃。
“拿大陆的钱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最厉害的是像李安一样，拿全世界的资源。”朱延平分析，“你拿不到全球的钱（投资），至少拿亚洲的钱；拿不到亚洲的钱，至少拿到香港、大陆的钱，因为这些人会讲国语啊，”“如果你只拿台湾的辅导金，拍出的电影像是电视的格局，没竞争力。”
“不管是以‘台湾片’还是‘合拍片’名义，大家还是会想进去。”一名台湾导演强调：“你和他（大陆）同文同种，那么多香港导演去大陆发展得飞黄腾达，那个市场，你不可能自己先丢掉。”
“拿大陆的钱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最厉害的是像李安一样，拿全世界的资源。”朱延平分析，“你拿不到全球的钱（投资），至少拿亚洲的钱；拿不到亚洲的钱，至少拿到香港、大陆的钱，因为这些人会讲国语啊，”“如果你只拿台湾的辅导金，拍出的电影像是电视的格局，没竞争力。”他举例，李安的《卧虎藏龙》、《色戒》，以及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都因为有陆资的投入，有足够的资金，才能拍得更出色伟大，而“台湾如果只剩下小而美的电影，这个市场迟早会灭绝。”
在朱延平看来，合拍不合拍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如何在华人世界拍出受瞩目的商业片。
资深监制叶如芬说自己不会放弃两岸市场。《健忘村》事件虽然票房重挫，但“我没想那么多，我也不想去想，”叶如芬说，只要有好的剧本和团队，两岸合拍片仍是一个选项。“中国大陆电影市场这么大，我做电影，不可能只在台湾。”
一名青年台籍文化工作者感叹：“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创作者来讲，摆在中国影视环境中，形同‘开始学作文，就写八股文’，这个环境，其实是对创作者的扼杀。”但即便深谙世局，“戴瑟们”和“叶韦廷们”，仍选择待在大陆，一边妥协于特殊游戏规则，一边等待圆梦时机。
文化部政务次长丁晓菁坦言，两岸合拍片的未来，主动权并不在台湾，但合拍仍是进入大陆的渠道之一。
但同时，她分析，数位革命打破市场国界，全球影视产业获利模式正在发生改变。譬如 Netflix 会员人数已经逼近一亿，来自全世界的原创内容都能在这个平台上竞争，其中，近期引发热烈讨论的冰岛影集“Trapped（困兽之斗）”并非来自欧美或主流影视制作公司，甚至多使用冰岛语。
“北欧这几年已发展出足以被辨识出来的类型片，”丁晓菁举例，从《龙纹身的女孩》到《谋杀拼图》，全球阅听人已从这些成功作品中得知，北欧的犯罪推理片潜力十足，“他们开发了题材的‘共感度’，深深用剧情勾住遥远的观众。”
“抓到全球的共感，这条路是台湾影视业者一定要走的，”丁晓菁说，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受到的冲击，是危机，也可能是转机。“我们很难再关起门来，自己跟自己竞争，或只跟某区域的对手竞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