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史上最高投資兩岸合拍片遭遇政治獻祭背後

投資3億新台幣（約7496萬港幣）的《健忘村》，最終只收回了1億（約2498萬港幣）出頭。

這是兩岸合拍電影片歷史上最高的一次投資，演員與製作陣容華麗，兩岸同步上映，曾扛着眾人「賀歲救市」的期待，還被譽為是台灣導演版的《讓子彈飛》。沒人想到，先飛起來的不是票房，而是民族主義的子彈。「台獨導演」的名號，不僅令《健忘村》遭遇票房滑鐵盧，也令在中國工作的台籍影視音人員憂心忡忡：這顆子彈，還會飛多久？還會落在誰人身上？

而兩岸合拍片的未來，更成了一個巨大的未知數。

《健忘村》的「非戰之罪」

時間回到去年中旬，萬達影業在上海電影節期間，公布年度新片計畫，囊括5大類、共30部精選新片，其中包括了台灣導演陳玉勳的《健忘村》，分類為懸疑科幻片。

接連數月，《健忘村》劇組在兩岸同步開設臉書、微博粉絲團。11月22日，劇組在中國召開電影發布會，主演的台灣演員舒淇、張孝全、楊祐寧，以及大陸演員王千源齊聚北京亮相。

任職於一家中國影業集團的陸籍幹部陳昶（化名）對端傳媒回憶，12月，在北京萬達影業總部一進門的巨大LED屏幕牆上，還能看到《健忘村》的電影預告在滾動播出，顯見公司重視。

12月8日，風雲驟變。當天晚間，大陸天涯論壇出現了一篇題為《請找出台獨導演》的文章，內容僅一行：「大家可以聽今天的董智森節目。」隔日，又有網民發文：「兄弟們又有任務了，台獨導演的新片要上映了，是萬達投資的，思聰（指王思聰，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之子）這個sb（傻子），台灣的台獨導演拍的，什麼名字？看看12月8號董智森的電台就知道了。呵呵，這次有萬達護航，不容易。」

當天，台灣名嘴董智森在廣播節目《飛碟午餐》中，點名陳玉勳為「太陽花運動要角」，並稱陳玉勳「拿大陸的錢拍《健忘村》，他自己健忘了嗎？」

董智森近期接受端傳媒訪問時稱，當時之所以提及此事，是因「對陳玉勳的兩面討好感到相當反感」，至於後續有人在網絡上跟進爆料，他則回應：「詳細過程我不知道。」

此後接連數日，中國大陸互聯網上開始瘋傳《台灣反服貿導演的《健忘村》大年初一上演，真以為大陸人民都健忘？》相關文章。短短數週，「《健忘村》導演反服貿」、「台獨導演陳玉勳」等關鍵詞迅速登上大陸網絡熱門詞條，撻伐聲浪不絕於耳。共青團湖南省委員會官方微博「共青湖南」公開發難：「想來撈金還和我們唱反調？」

今年1月5日，陳玉勳發表聲明，澄清自己並非台獨分子。往返兩岸多年的電影從業人員戴瑟（化名）向端傳媒透露，陳玉勳發表這份聲明，部分來自於國台辦的壓力。戴瑟說，陳玉勳的聲明是替電影止血的必要動作，「會不會繼續燒？那要看你的造化。但在那之前，你（陳玉勳）得說說話。」端傳媒又求證於該片監製李烈、葉如芬，得到的答案皆是否認此傳聞。

1月17日，《健忘村》在北京舉行首映發布會，眾星雲集，獨缺導演陳玉勳。同一天，廣電總局終於發給《健忘村》電影公映許可證，但原先的第一出品方「萬達影業」消失在出品單位欄。其後，第一出品方由北京另一家發行公司「影行天下」取代。

「電影要拍成功，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這次『人不和』，我們也沒預料到，」就連具有豐富國際合拍經驗的資深監製葉如芬，也形容這是一起意外，且延燒速度之快，幾乎讓她措手不及，「有點不知道該怎麼做」。

不願具名的《健忘村》工作人員私下大嘆，若是針對意識形態沒表態到最極致、公開發言不符合最嚴酷的「反台獨」定義，就等着在市場上當砲灰，「如果沒發生這些事，《健忘村》在賀歲片票房（指大陸春節檔期）單日要破億，其實不難啊。」

據指出，萬達發行部門在看過試片後，認為《健忘村》不適合年節賀歲，將原先預定較高的排片量，調至5%至8%。而萬達退出第一出品方後，排片量更下調到3%以下。

大陸電影票房數據分析網站「貓眼專業版」統計，與《健忘村》同日上映的賀歲片《西遊二：伏妖篇》與《功夫瑜伽》，上映首日排片比分別為33.6%與17.2%。上映不到幾日，雙雙衝破10億人民幣（約11億港幣/45億新台幣）票房。而《健忘村》，除了1月28日上映當天的排片比達4.8%，該片上映隔天，排片比立刻被降至1.7%，上映第四天之後，更從未大於1%，低迷不振，終至漸趨於零。

不願具名的《健忘村》工作人員私下大嘆，若是針對意識形態沒表態到最極致、公開發言不符合最嚴酷的「反台獨」定義，就等着在市場上當砲灰，「如果沒發生這些事，《健忘村》在賀歲片票房（指大陸春節檔期）單日要破億，其實不難啊。」

不過，《健忘村》的陸方出品人、影行天下創始人安玉剛，選擇從自身找原因。接受媒體訪問時他說，《健忘村》是荒誕喜劇類型，需要觀眾思考、結合一定程度的知識與社會經驗，而春節期間，觀眾並不願「拖家帶口」去看深入議題。為什麼不延後上映呢？安玉剛又承認，他在母校中國傳媒大學校友群轉貼《健忘村》宣傳時，親眼看見自己的校友指「這是一個台獨導演的項目」，這才意識到，來自「民意」的洶湧攻勢及其破壞力「挺可怕的」。他承認，不敢再延期，怕過了春節檔再上映，反對者會有更多時間發酵抵制行動……

「健忘村在大陸被抵制，是非戰之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董事長朱延平對端傳媒說。「我個人覺得這是很精緻的電影，更是台灣近年少見的有水準之作。」

朱延平是台灣知名商業片導演，曾拍攝多部膾炙人口的賀歲片，也曾拍攝《功夫灌籃》等兩岸合拍片。談起對賀歲片市場的觀察，他拋出一個問題：「成龍今年拍《功夫瑜伽》，和獅子關在同一部轎車裏飆車，最後獅子都吐了，這合理嗎？」

「這不合理，但不重要。」朱延平隨即給了答案，「因為它就是一部賀歲片。重點是獅子暈車、吐了，賀歲片的邏輯就是要好笑好玩。太講道理的、太沉悶嚴肅的，不適合。」

但健忘村是「好笑、好看」的，朱延平再三強調。他說，事實上，《健忘村》已被拿來為政治獻祭，是不是合適的賀歲片不重要，不管擺在什麼檔期，都難逃被抵制命運。

「沒問題吧？」電影公司嚴防台獨、港獨、吸毒

台灣興揚電影有限公司監製唐在揚熟悉兩岸三地電影生態，也曾擔任兩岸合拍片《寶島大爆走》、《風中家族》監製，他對端傳媒表示，在大陸市場拍片，審查原本是常識。「中國大陸市場有特殊性，境外電影進入大陸，題材一定得經過篩選。政治議題不碰、同性戀議題不談，另外，大陸官方不同意『早戀』，若涉及高中生校園愛情，電影劇情也不能出現『正果』……」

他監製的《風中家族》有大陸演員李曉川、台灣演員柯佳嬿的對手戲，在兩人新婚之夜床戲鏡頭部分，就沒通過廣電總局審查。「他（廣電總局）說就算是新婚之夜，也不能有性愛動作……，所以做大陸版本時，我們就把床戲鏡頭調整掉了。」

唐在揚指出，這種審查有逐年收緊趨勢，不只針對台灣，整個中國電影市場都頻繁強調「正能量」、「主旋律電影」。但，近一年以來，若涉及兩岸合作，大陸電影公司或投資人總會順便問一句：「這導演有沒有特殊的政治傾向啊？」「這男主角、女主角，沒有問題吧？」

大陸投資人如今最怕發生「電影以外的事」，導致影響票房，甚至造成電影被禁。「其實對方的思考很單純，最好我們（導演）的立場都不要藍、都不要綠；對政治議題從不關心，對同婚也不要表態……」

「沒問題吧？」成了兩岸影業開啟合作大門的新版通關密語。

「戴立忍事件後，他們（大陸投資方）就開始問導演和演員背景，健忘村事件過後，問得更明確。」一名不願具名的台籍導演說：「因為大家會怕嘛，誰知道哪個無聊網民哪天又挖出來什麼東西？」

這名匿名受訪的導演分析，前述所謂的「問題」，分為兩種層次，若是演藝人員個人形象出了問題，可能影響票房、宣傳；若是意識形態「出了問題」，視情節嚴重程度，可能影響公映許可。若意外延燒為網絡上的政治事件，電影公司和投資人就得被迫去面對這些突發事件。

他指出，大陸投資人如今最怕發生「電影以外的事」，導致影響票房，甚至造成電影被禁。「其實對方的思考很單純，最好我們（導演）的立場都不要藍、都不要綠；對政治議題從不關心，對同婚也不要表態……」

「戴立忍事件之後，用港台藝人，我們會擔心，電影公司都希望『不要出事』」任職陸企的陳昶說，去年下半年起，自己任職的電影集團和同業，若遇上來自台灣、香港的團隊，簽約之前，都「醜話說在前」，除了台獨、港獨、支持西藏意識鮮明者被明確列為拒絕合作戶，導演和藝人的私生活也要詳細調查。「雖然是開玩笑話，但現在跟演員見面前，我們都會提醒：『仔細看看，有沒有吸毒的樣子？』」被調查者一旦被發現曾吸毒、外遇、離婚，或潛藏任何尚未爆出的「家庭問題」，電影公司就會降低合作意願，原因無他：任何未爆彈都可能遭到市場抵制；一旦遇上抵制，劇組所有的投資都可能血本無歸。

以2014年因吸麻入獄的台籍演員柯震東為例，去年起參與大陸電視劇，被外界視為在中國市場已解凍，但他所主演的兩岸合拍片《打噴嚏》，早該在兩岸上映，前些時日再次送到廣電總局，審查仍然未過。業內人士透露，近期詢問廣電總局的結果，答案依舊是「不能用」。

陳昶提到，愈來愈多電影公司為求自保，和演員或藝人經紀公司簽約時，要求在合同上加註「免責條款」，言明「如果你出事，我們不負責。」簽下這份條款後，若遇導演、演員因個人因素導致影片被禁或下架，投資方或其他合作方若追究起損失，電影公司將免於承擔責任，甚至有權向演藝人員索賠。

死亡名單，按圖索驥？

2016年底，《健忘村》議題正延燒時，香港媒體忽然刊登一份號稱「北京影視圈流出的55人名單」，稱中國高層要求各大影視單位「不要碰名單內的人」。

沒有人知道這名單從何而來，但電影業者相信，這名單說話算數。

陳昶這樣回答端傳媒記者：「行內從來沒見過這種東西，沒人主動通知我們有這種『名單』，廣電總局也沒主動發過類似的文件，但我和同業都相信，這名單還是有的。」

既然沒看過，如何信其有？陳昶一語道破天機：與其說這是封殺名單，不如說這是給電影從業者參考的「自我審查清單」。歸根結柢，自我審查的主因還是商業因素：害怕片子賣不好。

「有證據顯示，遭到下架的一些影視音作品，確實依據『名單』來執行的，」陳昶舉例，台灣歌手陳昇的歌是他常聽的作品，但去年底，媒體爆出「55人封殺名單」的隔週，陳昇的作品就被音樂平台下架，「我最常聽的幾首陳昇的歌，全都沒了，就時間點來判斷，我認為這張名單還是被執行了。」

「我其實很討厭某些華文媒體，動不動就搞個『踢爆』的藝人名單，」葉韋廷談起近期的親身經歷，有些激動，「沒有來源、真假難辨，且沒人會去核實或考證名單的真假，」「但只要有人被炒作上那份名單、被貼上那個標籤，在那個當下，他就已經死了。」「太冤了，」他說。

曾「北漂」北京影視產業、現任職於上海一所影視製作公司的台籍影視從業人員葉韋廷（化名），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態。「這裏有最極致的政治審查和商業競爭，一方面讓你有置身於資本主義社會的錯覺，同時政治的介入與監控，無所不在，」他說。

「我其實很討厭某些華文媒體，動不動就搞個『踢爆』的藝人名單，」葉韋廷談起近期的親身經歷，有些激動，「沒有來源、真假難辨，且沒人會去核實或考證名單的真假，」「但只要有人被炒作上那份名單、被貼上那個標籤，在那個當下，他就已經死了。」「太冤了，」他說。

所有非中國籍的境外藝人要上節目，都要報批審核。葉韋廷的工作之一，就是邀約來自境外的藝人上節目。1月初，葉韋廷依例向合作的電視台窗口說明，將邀請一名知名台籍藝人上節目，「她曾在大陸一線衛視黃金檔擔任選秀節目導師，這代表之前的報批都沒問題！」

葉韋廷回憶，當時剛爆出這份「55人封殺名單」，該名藝人赫赫在列。報批審核之前，他沉住氣，依照往例向電視台窗口介紹這名台灣藝人的背景，試探着確認：「報批沒問題吧？」對方答：「應該沒問題」。

和葉韋廷溝通的這名電視台人員，長期和廣電總局打交道。一週後，對方態度大變，當面對葉韋廷說：「現在有風聲，建議先別用她。」

「只要有任何嫌疑，大家就會採取最保守的姿態。因為沒有人有力氣和時間去冒這些風險。明星只是影視產業的冰山一角，只要有一人出事，牽連的就是背後的整個團隊和平台，這個產業要養活的人太多了、受牽連的人太多了。」葉韋廷說。

「政治都不用出手，商業的力量就能先扼殺任何人、任何作品，」這是葉韋廷花上好一段時間，才悟出的市場生存之道。

寸步難行，還要去大陸嗎？

北漂在大陸的台籍電影工作者戴瑟回憶，戴立忍事件爆發的第一時間，他就重新檢視自己的臉書、Instagram，刪了所有可能被視為「敏感活動」的照片和發文，同時關掉使用多年的部落格。

用「如履薄冰」來形容戴瑟的謹慎，並不誇張。既然如此，何不回台灣發展？他答：「我也想過堅守台灣，只是如果要靠政府輔導金養，我的年輕歲月就是要栽在台灣……」他說自己想要一個更大的電影夢，所以來到中國。對未來4年，他直言不抱希望：「兩岸連表面的和諧都沒有，我們在大陸一定是寸步難行的，」但「我還在卡位，我還在熬，就希望能熬到一部純中國電影。」

兩岸ECFA生效之後，不少台灣影視人才藉合拍片途徑進入中國，屢獲佳績，例如台灣導演鈕承澤執導《愛》，票房達新台幣6億4650萬（約1.6億港幣）；台灣導演蔡岳勳執導的《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開戰》，票房破4億（約9995萬港幣）；台灣導演陳正道執導的《101次求婚》，票房更是直逼新台幣10億（約2.4億港幣）。

66億美元

2016年，中國電影總票房達66億美元（約509億港幣），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電影市場。儘管當前氣氛，令業界對兩岸合拍片未來感到悲觀，仍有不少台灣電影人對這塊票房金磚野心勃勃。

「拿大陸的錢不是一件丟臉的事，最厲害的是像李安一樣，拿全世界的資源。」朱延平分析，「你拿不到全球的錢（投資），至少拿亞洲的錢；拿不到亞洲的錢，至少拿到香港、大陸的錢，因為這些人會講國語啊，」「如果你只拿台灣的輔導金，拍出的電影像是電視的格局，沒競爭力。」

「不管是以『台灣片』還是『合拍片』名義，大家還是會想進去。」一名台灣導演強調：「你和他（大陸）同文同種，那麼多香港導演去大陸發展得飛黃騰達，那個市場，你不可能自己先丟掉。」

「拿大陸的錢不是一件丟臉的事，最厲害的是像李安一樣，拿全世界的資源。」朱延平分析，「你拿不到全球的錢（投資），至少拿亞洲的錢；拿不到亞洲的錢，至少拿到香港、大陸的錢，因為這些人會講國語啊，」「如果你只拿台灣的輔導金，拍出的電影像是電視的格局，沒競爭力。」他舉例，李安的《臥虎藏龍》、《色戒》，以及侯孝賢的《刺客聶隱娘》都因為有陸資的投入，有足夠的資金，才能拍得更出色偉大，而「台灣如果只剩下小而美的電影，這個市場遲早會滅絕。」

在朱延平看來，合拍不合拍不是重點；重點在於，如何在華人世界拍出受矚目的商業片。

資深監製葉如芬說自己不會放棄兩岸市場。《健忘村》事件雖然票房重挫，但「我沒想那麼多，我也不想去想，」葉如芬說，只要有好的劇本和團隊，兩岸合拍片仍是一個選項。「中國大陸電影市場這麼大，我做電影，不可能只在台灣。」

一名青年台籍文化工作者感嘆：「對於一個成長中的創作者來講，擺在中國影視環境中，形同『開始學作文，就寫八股文』，這個環境，其實是對創作者的扼殺。」但即便深諳世局，「戴瑟們」和「葉韋廷們」，仍選擇待在大陸，一邊妥協於特殊遊戲規則，一邊等待圓夢時機。

文化部政務次長丁曉菁坦言，兩岸合拍片的未來，主動權並不在台灣，但合拍仍是進入大陸的渠道之一。

但同時，她分析，數位革命打破市場國界，全球影視產業獲利模式正在發生改變。譬如 Netflix 會員人數已經逼近一億，來自全世界的原創內容都能在這個平台上競爭，其中，近期引發熱烈討論的冰島影集「Trapped（困獸之鬥）」並非來自歐美或主流影視製作公司，甚至多使用冰島語。

「北歐這幾年已發展出足以被辨識出來的類型片，」丁曉菁舉例，從《龍紋身的女孩》到《謀殺拼圖》，全球閱聽人已從這些成功作品中得知，北歐的犯罪推理片潛力十足，「他們開發了題材的『共感度』，深深用劇情勾住遙遠的觀眾。」

「抓到全球的共感，這條路是台灣影視業者一定要走的，」丁曉菁說，在這種情況下，在中國受到的衝擊，是危機，也可能是轉機。「我們很難再關起門來，自己跟自己競爭，或只跟某區域的對手競爭了。」

兩岸合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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