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11日又传出爆炸事件，现场血迹斑斑，死伤惨重，却并未引起讨论；人们似乎早对叙利亚的战火习以为常。
叙利亚内战至今已持续6年，自2011年3月爆发以来，造成超过40万人伤亡、760万人无家可归，更有400万人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烽火连天的叙利亚，战火何时休？什么时候才能迎接民主的到来？
12日，在龙应台文化基金会主办的“时代动荡，思考民主”思沙龙讲座中，近百位参与者便针对叙利亚问题进行一番讨论。由政治大学研究员严震生与端传媒国际新闻主任周轶君带领民众一起探讨这场被视为“民主的崩坏？一场让大国束手无策的战争”的叙利亚内战，以及在阿拉伯世界实现民主的可能。
改革太快？叙利亚开放之门突关
“沉重的悲剧尚未结束，最可怕的是你会去习惯它。一但你适应它，你就会遗忘受害者，那他们就不会与我们同在。”一位亲历者在纪录片《消失的叙利亚》中如是说。这部影片透过历劫归来的亲历者口述，还原叙利亚政府惨绝人寰的迫害手段，他们利用秘密警察整肃异己，最终形成一场巨大的人道灾难。
周轶君笑说，片名若是改成“消失的叙利亚‘人’”或许会更贴切，因为叙利亚的国家还在、政权还在，但人民却消失了。”
二战后，中东许多国家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透过军人政变上台，叙利亚的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即为一例。他在1970年由什叶派的复兴社会党（Arab Socialist Ba'ath Party）发动政变上台，但政治制度仍非常保守。
2000年，统治叙利亚将近30年的老阿萨德去世后，大权落在儿子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手上。他是一位曾经留学英国的眼科医生，在叙利亚人民盼望获取自由的当下，决定顺应民意进行改革：“叙利亚不需要西方式民主，但我们能给人民多一点权利。”一夜之间，政论节目百花齐放，人民享受前所未见的自由。
几个月后，许多知识分子联名上书，希望政府能将改革之门再打开一些，开放多党制度。这场被称作“大马士革之春”的改革，却在执政党感受到改革的列车开得太快、认定为政变后，戛然而止。政府抓起异议分子，并将监狱的墙筑得更高，昙花一现的开放之门，倏地被阿萨德关上。
大国究竟为何对叙利亚内战束手无策？她（周轶君）认为“战争是的政治的延续，政治后果使他们不愿出兵。”叙利亚内战持续的关键，就在它复杂的地缘政治。
2011年，周轶君在欧洲遇见一个叙利亚人这样说：“我看到利比亚与埃及的政变，却从没想过同样的事情会在叙利亚发生。”大家都认为没有人敢站出来反抗。
“与阿拉伯之春所有的国家一样，意外的发生似乎也像宿命一样。”周轶君描述，叙利亚内战的导火线是因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在墙上写下要求政府下台的标语被捕，家长到警察局要求放人后，偶然的对峙引发更多抗议，而哈马（Hama）地区的宗教势力也藉机走私军火，爆发内战，成为叙利亚内战最激烈的地方。
至于大国究竟为何对叙利亚内战束手无策？她认为“战争是的政治的延续，政治后果使他们不愿出兵。”叙利亚内战持续的关键，就在它复杂的地缘政治。即便发生了人道主义灾难，但叙利亚近有伊朗、远有俄罗斯，使得大国不敢轻举妄动。
阿拉伯之春源自新媒体革命
叙利亚内战是阿拉伯之春中典型的例子：并非由直接反对当权者而起，他们痛恨政权延伸出的爪牙，如埃及反对警察、叙利亚厌恶安全部门、突尼西亚（港中译作突尼斯）反对城管；直到政府对人民的和平示威开始反扑后，他们的怒火才开始直指政权。
所以，民主真的崩坏了吗？严震生引述民主理论学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对民主的分类：“细薄（Thin）”民主为有自由、公正的选举；“宽厚（Thick）”民主则是除选举外，还有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种族及宗教团体追求其信仰的自由等。很多国家仅属于细薄民主，人民的自由受到限制。他指出，那些国家在民主的六个阶段（自由化、民主化、民主转型、民主巩固、民主倒退、民主崩坏）中，二次政党轮替的民主巩固都尚未达到，遑论崩坏。
中东国家近年来发生不少民主革命，如突尼西亚的茉莉花革命、埃及的阿拉伯之春、约旦、巴林、沙乌地阿拉伯（港中译作沙特）的革命，以及至今仍持续内战的叶门、利比亚与叙利亚，似乎仅有突尼西亚勉强形成民主的雏形。严震生引用数据发现，这些经过民主革命后的国家，除突尼西亚外，国内自由民主都没有变好的迹象；因此，他乐观地认为，突尼西亚有望成为第一个民主化的阿拉伯国家，而等到埃及也民主化后，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亦不远矣。
周轶君说，阿拉伯之春是卫星电视与互联网作用下的“新媒体革命”，是没有明确领导者的偶发事件。以埃及来说，当地有力的宗教组织穆斯林兄弟会（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在最初并没有参与，后来加入后才壮大示威的声势，并且收割示威的成果，轻而易举在选举中获胜。“互联网革命的特征就是：没有人领导、没有清晰的计划、没有组织，最后，也没有人负责。”
中东问题长久以来都是源于君主制、地缘政治与复杂宗教，但这些因素却与今天的阿拉伯之春几无关联。反而是年轻的、有经济能力的、专业的、世俗的中产阶级，他们开着双B轿车、手拿iPhone去抗议。周轶君引述巴黎欧洲安全研究所的数据说道，及至2030年中产人口将会超越贫困人口，这是人类史上的第一次，也将为全球带来深刻变化。
周轶君拿突尼西亚、埃及与伊朗2010年的吉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与网际网络内容限制指数比较后，发现一个事实：发生革命的突尼西亚与埃及相对伊朗吉尼系数较低，但网络限制指数却较伊朗高出许多。“这说明了互联网与中产力量兴起，使得人们对资讯获取的门槛大大降低，世界也变得愈来愈富裕。”她将这群人称为“资讯中产”，他们藉由网络资讯意识到自己权利，并因此产生相对剥夺感。他们所感受到的不公平远远超过现实迫害，而这已超出统治者的预期。
“那些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到处都是巨幅的领导人画像，在在说明这是一个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他们用威慑、恐惧的方式统治人民。”
一般来说，中产阶级向往安逸生活，中产人口的增加理应意味着世界更平稳安全，为何却产生一波又一波的动荡？周轶君说，在中产人口急剧膨胀的国家如伊朗、俄罗斯、土耳其、巴西、委内瑞拉、匈牙利、乌克兰等等，都相继发生革命，主因乃国家的政治体制仍然保守，权力由少数人把持，贫困人口还是社会上的多数，而这样的专制体制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那些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到处都是巨幅的领导人画像，在在说明这是一个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他们用威慑、恐惧的方式统治人民。”
相较于这些国家，土耳其代议民主发展较成熟，政府以经济利益交换，希望人民能接受少一点的个人自由。但在土耳其的中产人口急剧膨胀后，这种“多给一些经济利益、少一点自由”的交易，对中产阶级渐渐起不了作用，他们对执政者不见得会产生感恩戴德之心，也不愿因为经济利益放弃个人自由。
埃及的穆巴拉克因为开放了一定的公民社会，人民习惯和平的示威方式，也有运作成熟的非政府组织，因此在被关了18天后无罪释放；利比亚因为没有公民社会，格达费在下台后只能被乱枪打死，如今仍内战频频。阿萨德正面临这样的执政者困境：他的改革之门是干脆不开？还是应该要早一点打开？抑或是半开半阖才对？
周轶君说，1966年至1970年，英国的学生运动席卷了整个欧洲，这个提倡反战、反资本的左翼运动，催生出多采多姿的文化，披头四更成了永恒的经典。“阿拉伯之春却很乏味，一首歌都没留下，也没有触及社会文化深层次的东西。”
她引述学者的话说，除了两者间文化不同，还有一个原因是互联网造成的“均质化（homogenize）”，让革命传播很快，却迅速拷贝；过去的革命则是有机的（organic）、是在小社群中生长出来的。
即便现在的革命就像一阵风一样，迅速地刮过来、又迅速地刮过去。“但风吹过还是有痕迹的，因为它终究是吹开许多心灵；当心灵被吹开的时候，就很难被再次关上。”根据多年走访战地的经验观察，周轶君这样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