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意大利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逝世十周年，有着“世界第一女记者”之称的法拉奇，其犀利、尖锐的采访风格让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回看华人世界，一般阅听人或许觉得“国际”很遥远，更少有人关注中东战事。尽管如此，华文媒体仍有表现突出的战地记者，周轶君就是其中之一。
周轶君现任《端传媒》国际频道总监。她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会选择阿拉伯语做为安身立命专业，她自己的说法是出于误打误撞——选系的时候，她眼看着“英语”、“法语”、“俄语”......决定选择一个“字最多的”做为专业，从此和“阿拉伯语”及中东世界结下不解之缘。
观察，尽可能接触真相
2002至2004年，周轶君担任新华社驻巴勒斯坦记者，当时派驻以巴地区的，不是没有其他的国际记者，但驻地在巴勒斯坦这一方的只有周轶君一个人。这让她的采访上至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阿巴斯，或者哈马斯组织创始人亚辛；下至一个巴勒斯坦平民家庭，他们当中可能有人被炮弹炸残了手臂，从此失去劳动力，也可能在上班或下课的途中恰好经过一处轰炸目标旁而跟着送命。
2005年，周轶君出版第一部作品《离上帝最近——女记者的中东故事》，除政治人物外，亦白描当地一般民众的生活面貌，辛酸痛苦伴随幽默温馨，展现冲突下的人性。
2006年起，周轶君任职香港凤凰卫视，并定居香港。继续奔波在国际热点地区，经历尼泊尔改制、南北韩危机、战后阿富汗、伊拉克重建、乌克兰战争、南美民粹崛起、埃及、利比亚及巴林等一系列革命，她的采访经历及成果，最终集结成一部新书《拜访革命》。
上周四（15日），周轶君以“失序时代的国际报导”为题在台北开讲。虽然这不是端传媒第一次举办面向公众的讲座，但却是第一次以“内部培训课程”的规格举办收费演讲。比一场电影还高的票价，5天内销售一空，估计有近三分之一是现役新闻工作者。
演讲伊始，周轶君便举出近代发生的“黑天鹅”（即不可预测而稀有的重大事件），从1990年代苏联瓦解、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到上个月特朗普（Donald Trump，或译川普、杜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事件的发生总令人措手不及，结果往往跌破众人眼镜。大家都想问：“为什么我所处的世界里，小概率事件那么频繁发生？”
在时代急遽变化之中，人们亟欲认知它的面目。周轶君引用《世界是平的》作者汤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在开罗广场上的名言：“如同看到大象飞起一样，如果你没有预料到它的发生，就别指望预知它会飞向何方。”此时，作为一名记者，只能“乖乖闭嘴、好好做笔记”，周轶君说，透过现场观察、尽可能接触真相，就能慢慢认知我们所处的世界。
在面对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记者有时仍难以判断是非对错；此时，坚持人道主义就是她的底线。
于此，周轶君提出她对世界变化的几点观察：一、人口结构改变，使得中产人口在二战后超越贫穷人口；二、网络及卫星电视的影响，不仅让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前所未有地透明，也因此助长“极化”与“固化”，使人民感受到的不公正与不公义愈发严重，随之而来的，便是战争。
她以中东为例，指出发生革命的突尼西亚与埃及，经济发展程度并不落后于伊朗，网络透明指数却远高于伊朗，显示他们的革命不是为了面包，而是自由。网络也带来社会的“极化”与“固化”， 一方面使得舆论走向极端才会获取关注，一方面也扩大“蚕茧效应”（或曰“回声筒效应”、“同温层效应”），让现在的战争跨越国家地理边界，无处不在。周轶君笑说，她在台北搭乘计程车的路上与司机聊到“川蔡热线”，司机一句“我的看法比较极端啦，但我是正确的。”正正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
也因为在这失序时代，战争无所不在，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又该如何装备自己呢？讲座现场，周轶君发送国际记者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IFJ）的安全指南手册《Danger : Journalists at Work》，除了书中提到不要带枪、不要装英雄、随身携带白色手帕之外，她也提供自己私藏的必备随身物品：穿着大口袋裤子，一边放贴有地图的采访记事本、一边放手机，另外，前往伊斯兰教国家时将《可兰经》带在身上既可以保护自己，也能博取当地人的信任。
在实体的装备之外，“更重要的其实是自身经验”，周轶君坦言，长期实地考察、采访的经验，才是让战地记者能够辨认资讯真伪的关键。即便如此，在面对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记者有时仍难以判断是非对错；此时，坚持人道主义就是她的底线。
世界需要故事
记者在现场采访完后，最常面临的就是写稿时取材角度的问题。周轶君向现场听众分享“处境”与“故事”的差异：与其写出大众对受访者的固有印象与被标签化的处境，这是“处境”；不如写出个别受访者独特的“故事”。
即使是战地记者，轰炸和死亡的场面见多了，还是会疲乏、麻痹。周轶君向听众分享了一段不同的经历：又是一次以色列人称为“定点清除（巴解组织领导人）”的轰炸后，她选择不到爆炸现场，而去了救助伤患的医院。无意间，她拍摄到一个被炸弹波及的小男孩死亡的那一瞬间；以及另一位中年伤患，他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
周轶君引述“马格兰通讯社”摄影师的话说道：“真正激动人心的故事，是在现场退后一步的地方。”这句话也促使周轶君不再仅仅撰写战争现场伤亡是如何惨重，而是写出战争的真正影响，与一个家庭是怎么永远被战争改变。
“好的报导就是，写出一滴水更甚于写出一片大海；从每一颗小水珠中，我们才能清楚看见水的样貌。”周轶君总结道。
作为在开罗广场上目睹埃及革命的见证者，周轶君也回望近年港台青年掀起的种种运动，她归结为这个世代自尊与个体意识的觉醒，革命一开始通常都是去中心化、没人领导的，现在这群年轻人则渴望进到体制内做出改变。周轶君说：“革命就像是半杯水，你要说它是半满还是半空？端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
“作为记者，最重要的是尽可能接近真相，并挑战固有的思维框架；至于记者应该是监督者还是记录者，那些都只是标签而已。”
最后，周轶君分享她在网络时代做国际新闻的心得，并展示几则结合图表、数字与动图的报导。网络带来的便利性让记者能在办公室做新闻，还能看到现场无法观察到的事件全貌。例如运用现成的免费工具 Google Earth，呈现巴黎恐攻全景的报导；又或者运用网际网络采访，全程在办公室里完成的“国际新闻”报导：我调戏了伊斯兰国的猫。
周轶君不讳言网络带来了相当的便利性，但自诩作为一个“从手工时代来”的国际记者，仍然不能放弃现场，从网络平台取得资讯后，还是需要解释资讯的能力。
对于现场也有新闻同行者提问采访技巧，得到大多数的解答都是：知识与经验会教你如何判断。周轶君提出建议：“作为记者，最重要的是尽可能接近真相，并挑战固有的思维框架；至于记者应该是监督者还是记录者，那些都只是标签而已。”
周轶君强调，好的新闻是可以直接促成行动的，并谨记：不要做榨取受访者故事后转身就走的记者。
面对近来驻外媒体大幅收编，年轻记者还有像周轶君当年一样的机会吗？周轶君勉励年轻一辈的媒体从业者：“自由工作者的路是很宽广的，书写世界只是业余的事，世界还是需要故事的。”在她十多年的记者生涯里，累积了许多不同视野；而旅途中的过程，也往往远比最终走到哪里还重要得多。
讲座结尾，有人提出疑惑：这些战地新闻、世界报导似乎离华语世界很远，究竟对华文媒体服务的社会有什么作用和帮助？周轶君用中国资深调查记者钱钢的话回答：“若拿国际媒体的报导作为（和本国事件的）对照，哪怕只有一点点，只要能呈现不同落差，对记者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这样的回答，似乎呼应着周轶君书序的最后一句话：
“我总是在别人的街头，联想自己的庙堂。千万里找寻大千世界的，心里其实都装着一个故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