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国际新闻主任的周轶君。](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16/12/89f4539ec69840919d5f14dd9042faf1.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2016年是意大利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逝世十周年,有着“世界第一女记者”之称的法拉奇,其犀利、尖锐的采访风格让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回看华人世界,一般阅听人或许觉得“国际”很遥远,更少有人关注中东战事。尽管如此,华文媒体仍有表现突出的战地记者,周轶君就是其中之一。
周轶君现任《端传媒》国际频道总监。她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会选择阿拉伯语做为安身立命专业,她自己的说法是出于误打误撞——选系的时候,她眼看着“英语”、“法语”、“俄语”......决定选择一个“字最多的”做为专业,从此和“阿拉伯语”及中东世界结下不解之缘。
观察,尽可能接触真相
2002至2004年,周轶君担任新华社驻巴勒斯坦记者,当时派驻以巴地区的,不是没有其他的国际记者,但驻地在巴勒斯坦这一方的只有周轶君一个人。这让她的采访上至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阿巴斯,或者哈马斯组织创始人亚辛;下至一个巴勒斯坦平民家庭,他们当中可能有人被炮弹炸残了手臂,从此失去劳动力,也可能在上班或下课的途中恰好经过一处轰炸目标旁而跟着送命。
2005年,周轶君出版第一部作品《离上帝最近——女记者的中东故事》,除政治人物外,亦白描当地一般民众的生活面貌,辛酸痛苦伴随幽默温馨,展现冲突下的人性。
2006年起,周轶君任职香港凤凰卫视,并定居香港。继续奔波在国际热点地区,经历尼泊尔改制、南北韩危机、战后阿富汗、伊拉克重建、乌克兰战争、南美民粹崛起、埃及、利比亚及巴林等一系列革命,她的采访经历及成果,最终集结成一部新书《拜访革命》。
上周四(15日),周轶君以“失序时代的国际报导”为题在台北开讲。虽然这不是端传媒第一次举办面向公众的讲座,但却是第一次以“内部培训课程”的规格举办收费演讲。比一场电影还高的票价,5天内销售一空,估计有近三分之一是现役新闻工作者。
演讲伊始,周轶君便举出近代发生的“黑天鹅”(即不可预测而稀有的重大事件),从1990年代苏联瓦解、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到上个月特朗普(Donald Trump,或译川普、杜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事件的发生总令人措手不及,结果往往跌破众人眼镜。大家都想问:“为什么我所处的世界里,小概率事件那么频繁发生?”
在时代急遽变化之中,人们亟欲认知它的面目。周轶君引用《世界是平的》作者汤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在开罗广场上的名言:“如同看到大象飞起一样,如果你没有预料到它的发生,就别指望预知它会飞向何方。”此时,作为一名记者,只能“乖乖闭嘴、好好做笔记”,周轶君说,透过现场观察、尽可能接触真相,就能慢慢认知我们所处的世界。
在面对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记者有时仍难以判断是非对错;此时,坚持人道主义就是她的底线。
于此,周轶君提出她对世界变化的几点观察:一、人口结构改变,使得中产人口在二战后超越贫穷人口;二、网络及卫星电视的影响,不仅让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前所未有地透明,也因此助长“极化”与“固化”,使人民感受到的不公正与不公义愈发严重,随之而来的,便是战争。
她以中东为例,指出发生革命的突尼西亚与埃及,经济发展程度并不落后于伊朗,网络透明指数却远高于伊朗,显示他们的革命不是为了面包,而是自由。网络也带来社会的“极化”与“固化”, 一方面使得舆论走向极端才会获取关注,一方面也扩大“蚕茧效应”(或曰“回声筒效应”、“同温层效应”),让现在的战争跨越国家地理边界,无处不在。周轶君笑说,她在台北搭乘计程车的路上与司机聊到“川蔡热线”,司机一句“我的看法比较极端啦,但我是正确的。”正正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
也因为在这失序时代,战争无所不在,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又该如何装备自己呢?讲座现场,周轶君发送国际记者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IFJ)的安全指南手册《Danger : Journalists at Work》,除了书中提到不要带枪、不要装英雄、随身携带白色手帕之外,她也提供自己私藏的必备随身物品:穿着大口袋裤子,一边放贴有地图的采访记事本、一边放手机,另外,前往伊斯兰教国家时将《可兰经》带在身上既可以保护自己,也能博取当地人的信任。
![观众反应热烈,到场人数超出预期。](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16/12/4eabfcb27bc34a2b93d2e65434b1b529.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在实体的装备之外,“更重要的其实是自身经验”,周轶君坦言,长期实地考察、采访的经验,才是让战地记者能够辨认资讯真伪的关键。即便如此,在面对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记者有时仍难以判断是非对错;此时,坚持人道主义就是她的底线。
世界需要故事
记者在现场采访完后,最常面临的就是写稿时取材角度的问题。周轶君向现场听众分享“处境”与“故事”的差异:与其写出大众对受访者的固有印象与被标签化的处境,这是“处境”;不如写出个别受访者独特的“故事”。
即使是战地记者,轰炸和死亡的场面见多了,还是会疲乏、麻痹。周轶君向听众分享了一段不同的经历:又是一次以色列人称为“定点清除(巴解组织领导人)”的轰炸后,她选择不到爆炸现场,而去了救助伤患的医院。无意间,她拍摄到一个被炸弹波及的小男孩死亡的那一瞬间;以及另一位中年伤患,他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
周轶君引述“马格兰通讯社”摄影师的话说道:“真正激动人心的故事,是在现场退后一步的地方。”这句话也促使周轶君不再仅仅撰写战争现场伤亡是如何惨重,而是写出战争的真正影响,与一个家庭是怎么永远被战争改变。
“好的报导就是,写出一滴水更甚于写出一片大海;从每一颗小水珠中,我们才能清楚看见水的样貌。”周轶君总结道。
作为在开罗广场上目睹埃及革命的见证者,周轶君也回望近年港台青年掀起的种种运动,她归结为这个世代自尊与个体意识的觉醒,革命一开始通常都是去中心化、没人领导的,现在这群年轻人则渴望进到体制内做出改变。周轶君说:“革命就像是半杯水,你要说它是半满还是半空?端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
“作为记者,最重要的是尽可能接近真相,并挑战固有的思维框架;至于记者应该是监督者还是记录者,那些都只是标签而已。”
最后,周轶君分享她在网络时代做国际新闻的心得,并展示几则结合图表、数字与动图的报导。网络带来的便利性让记者能在办公室做新闻,还能看到现场无法观察到的事件全貌。例如运用现成的免费工具 Google Earth,呈现巴黎恐攻全景的报导;又或者运用网际网络采访,全程在办公室里完成的“国际新闻”报导:我调戏了伊斯兰国的猫。
周轶君不讳言网络带来了相当的便利性,但自诩作为一个“从手工时代来”的国际记者,仍然不能放弃现场,从网络平台取得资讯后,还是需要解释资讯的能力。
对于现场也有新闻同行者提问采访技巧,得到大多数的解答都是:知识与经验会教你如何判断。周轶君提出建议:“作为记者,最重要的是尽可能接近真相,并挑战固有的思维框架;至于记者应该是监督者还是记录者,那些都只是标签而已。”
周轶君强调,好的新闻是可以直接促成行动的,并谨记:不要做榨取受访者故事后转身就走的记者。
面对近来驻外媒体大幅收编,年轻记者还有像周轶君当年一样的机会吗?周轶君勉励年轻一辈的媒体从业者:“自由工作者的路是很宽广的,书写世界只是业余的事,世界还是需要故事的。”在她十多年的记者生涯里,累积了许多不同视野;而旅途中的过程,也往往远比最终走到哪里还重要得多。
![活动结束后民众排队签书。](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16/12/f9b8f9a004844dfbb2a10c432597c093.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讲座结尾,有人提出疑惑:这些战地新闻、世界报导似乎离华语世界很远,究竟对华文媒体服务的社会有什么作用和帮助?周轶君用中国资深调查记者钱钢的话回答:“若拿国际媒体的报导作为(和本国事件的)对照,哪怕只有一点点,只要能呈现不同落差,对记者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这样的回答,似乎呼应着周轶君书序的最后一句话:
“我总是在别人的街头,联想自己的庙堂。千万里找寻大千世界的,心里其实都装着一个故园。”